业界解读多面刘震云：他为什么像明星一样红？

　　他的小说部部精彩，获得过茅盾文学奖；他被誉为“中国最好的编剧”；他的刘氏幽默有点绕、有点荒诞，但不乏温厚——这位“中国最绕作家”的知名度毫不逊色于影视明星，刘震云坦言：“一个作家比一个明星的名气大，这是应该的。”

　　本报记者专访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北京图书中心总编辑安波舜，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青年评论家马兵，作家、青年评论家赵月斌，解读多面刘震云。　　

　　名气 他比明星还红？

　　作为作家，他的知名度不逊色于影视明星，每次出手必是热点。

　　“我过去没想过这个问题。”刘震云说。“想了想我觉得，一个作家比一个明星的名气大，这是应该的。因为这个名气首先不起源于我，别的作者也比别的明星名气大。比如像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不是梁朝伟写的，曹雪芹的名气比梁朝伟也大，他创造虚构的人物也比梁朝伟大，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传播的范围也比梁朝伟和刘嘉玲要广泛得多。”

　　从参演《甲方乙方》到参与《手机》、《我叫刘跃进》，再到目前正在拍摄中的《温故1942》，“某种意义上说，他在读者中的知名度是凭靠影像的霸权力量最终确立的。”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青年评论家马兵说。“从上世纪90年代起，影视在文化与审美资源上表现出对文学愈来愈重的寄生现象，刘震云的成名作《一地鸡毛》早在1995年就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他是影视与文学结盟的亲历者和受益者。当然，他的《一句顶一万句》荣获茅盾文学奖也是重要原因，作为中国最重要的文学奖项，它对国人读书的导向性是不言而喻的。”

　　而在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北京图书中心总编辑安波舜看来，刘震云的“红”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在过去很多年，很多获奖作家并非老百姓和知识分子真喜欢的作家，是评选，或者提名出来的。”他举例说，“日本首相轮番的换，谁记得谁。但是村上春树的声誉和名望在日本家喻户晓。日元上印的是夏目漱石的头像，一个作家的头像可以上货币，这反映了一个社会逐渐向理性，文明成熟，崇尚思想和智慧。明星一方面也是商业操纵的玩偶，这怎么能和文化魂相比？我那个时代流行的四大天王，现在看没多少人理，但是我们一些文化作品，还是很厉害。”

　　全能 作家＋编剧，部部走红

　　作家担任编剧的并不少见，亲自操刀担任自己作品的编剧，还被誉为“国内最好编剧”的作家屈指可数，刘震云是其中之一。而他认为，自己并没有做职业编剧。“只有我把自己的小说变成电影剧本时才做，就相当于把自己家的树做成了板凳，与专门做板凳的木匠还是不一样的。我在编剧的道路上得的分非常少，只走了0.1分。”

　　“有两种写作，一个是为自己写作。有批作家，常自诩知识分子不和社会接触，很少听说他们为社会主动去做什么。作品不是床上床下，屋里屋外，就是酒吧饭局，很少和生活、民族、苦难连接在一起。”安波舜说。“工作和不工作的，劳动和不劳动的人，对待劳动人民的态度，同情和怜悯不是一回事。刘震云是工作者、劳动者。”安波舜介绍说，写《手机》时，刘震云做过一段时间的影视公司经理。“他深入生活，接触主流社会，这个主流不是有钱人，指的劳动者的人群，他们对待劳动的态度，对待公平的渴望和别人不一样。”

　　对于刘震云的文人立场，马兵表示：“他从《一地鸡毛》起确立的写小人物悲喜心酸与底层际遇的人文立场，让绝大多数读者有心有戚戚之感。”在作家、青年评论家赵月斌看来，刘震云能够将写小说和编剧本兼于一身，说明他本人可以打通小说和电影的界限，能够找到这两种艺术形式的“任督二脉”，从而最大限度地施展他的艺术能力。“至于说能部部走红，大概不能把功劳全算在刘震云身上。真正的走红是电影自身的事——它拍得是不是成功，运作推广得怎么样，最终决定了它能否走红。”

　　在电视剧《手机》里，刘震云曾亲自做客《有一说一》，扮演剧中角色“刘震云”，接受王志文扮演的严守一的采访。当谈及是否会在冯小刚执导的影视剧中继续客串角色，刘震云坚决否认：“不会，他们和我都认为我没有任何表演天赋，所以我这条路已经像姚明打篮球一样退役了。”

　　幽默 刘氏幽默内里温厚

　　刘震云曾坦承自己是“中国最绕作家”，绕和荒诞是刘氏幽默的呈现方式。

　　“认识他二十年了，一年也有三五次聚会。他的幽默是河南人从小养成的那种，特别逗，也不是滔滔不绝那种。和他在一起吃饭，就是乐。”安波舜说。“他的作品大部分是中年人，河南人。生活原型，好多人说话的方式，和北京圈子里的人影响不大。《手机》里的人物，一天到晚坑蒙拐骗的那些人、那些事好像你会觉得似乎像谁似乎又不像谁，似乎满地都是。因为这种事情太多太多了，费墨那种人北京可是多了去。”

　　在马兵看来，刘震云的幽默表层上是讥诮和促狭，但内里温厚。“电影《手机》中呈现的其实是冯氏幽默，而非刘震云的幽默。看刘震云的幽默要去读他的《塔埔》、《一地鸡毛》、《一句顶一万句》，他对底层社会和小人物的世界有着体贴而又超拔的洞察，他的小说其实是围绕着困境来展开的，凡庸人生的困境，隔绝的困境，沟通的困境等等，所以他是有讥诮，有反讽的，但根子里这些困境又构成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现实，所以说内里是温厚和同情的。”

　　“他的幽默大概更多地埋藏在文字的下面，他的幽默是用繁复的语言捕捞到的生活真相，要么有点荒谬，要么有点冷峻，甚或就是苦中作乐、自轻自贱，并不显山露水，需要你使劲去琢磨。”赵月斌举例说。“看他的《我叫刘跃进》、《一句顶一万句》，你会发现他说话很绕，很拧巴，《我不是潘金莲》的一些片断来看，仍旧沿袭了这种表述方式，‘告别老胡，李雪莲决定不杀人了。不但不杀人，也不打人了。不但不打人，连状也不告了。她突然悟出，折腾这些没用。原想折腾别人，谁知到头来折腾了自己。’这种走一步退两步的表述比比皆是。”赵月斌举例说。“要说清楚一件事，得通过其他八件事来讲明白，要把这八个道理说清楚，就必须再讲六十四个道理。”

　　期待 正文获鲁奖，序言得茅奖？

　　“这个故事的正文能获鲁迅奖，前面的序言能获茅盾文学奖，分开得奖。 ”这是评论家张颐武对《我不是潘金莲》的最终评价。

　　“放在当代文学史中，他的作品肯定是绕不过的。再长远的话，应该去问百年以后的人。”赵月斌说。

　　在已有的当代文学史中，刘震云与方方、池莉等一起被定格在新写实小说的相关论述中，仅用新写实来涵盖他是远远不够的。“他的煌煌数百万字的‘故乡三部曲’以村落史的笔墨来写现代诗的雄心，可惜不被读者熟知。另外，他在获得茅奖的《一句顶一万句》中尝试运用一种俗白的中国‘声口’，这种叙事上对中国风度的探索也非常可贵，也一定会在未来的文学史上留下印痕。《我不是潘金莲》在《一句顶一万句》的基础上踵事增华，并且是他第一部以女性人物为主人公的小说，相当让人期待。”

　　“我个人觉得，评奖真的不可以作为一个成熟作家和伟大作家的标志。刘震云对奖项看得很淡，对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影响力，看得比较重。”安波舜分析说。

　　出版方解读书名

　　“再也找不出比这更好的书名”

　　山东商报：刘震云说，原书名想取为《严肃》和《太严肃》，最后改成这个吸引眼球的《我不是潘金莲》，是出版方的想法吗？

　　安波舜（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北京图书中心总编辑安波舜）：这个书名是刘震云脱口而出的，我们觉得非常好。结果他说给别人的时候，学术界的人提反对意见，说会让人感觉像通俗作品。刘震云想改，我说不用改，他们这么评价，说明有信息量，至少有几个“情”在里头。《我不是潘金莲》，这个“不是”是否定句辩驳的词，显得有冤情。潘金莲的故事里，没准有爱情的成分。也许还有点奸情，还有同情，挺丰富的。也许别人一看，觉得不太习惯。

　　其实有一阵子，刘震云决定要改了，台湾出版方的总编辑非常不理解，严肃的问他，“不知道刘先生为什么要改书名？”在她看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名字，没有更贴切的题目了。说这东西不好的那些人，脑袋里就是潘金莲那点事，往邪恶、俗气里想。装的很高雅，其实一点不高雅。其实铁凝写《大浴女》的时候也是这样，有人看了说，写得太好了，就是名字不好。这大概就像鲁迅说的，看到女人洗澡就想起别的事情。

　　山东商报：《我不是潘金莲》一年前成稿，为什么选择现在这节点推出？

　　安波舜：我个人知道他有这个写作计划好几年了，我们也在一些观点上，一些理论上进行了探讨，比如说国家和公民的关系。还有，反映现实的话，会反映什么，会写到哪一段，比较有力量。文学要直达心灵，要参与到文明建设和进步当中，要找到落脚点在什么地方。应该落在人和人之间的内心的关系，比方说落在用幽默和荒诞的办法来批判和解释一个现实。《一句顶一万句》出版后他开始写，不到半年就拿出了稿子，等于一年前书稿就写好了。

　　选择今天出版，是瓜熟蒂落，修改了很长时间。我们觉得还可以再琢磨琢磨，比如结尾，我个人提了些意见，后来改的非常成功，非常好。把故事中的一个结尾变成了全部的核心。讲一个县长被免职后，他春节期间在北京火车站买不到票，于是他举牌说要伸冤，警察过来架走了他，马不停蹄的给弄到车上，还给了他一个卧铺，免费坐车回到了家。他出此计策回家，因为一个老朋友得了癌症，想最后见一面打打麻将。让人一下子感觉到了反讽的意味。李雪莲虽然不告状了，但是这套有用的、灵验的规则，其他人在用，就连被这个事牵连被罢免的县长，最后也在用。这个东西写得非常深刻，给我们一个启示，熟人社会里，可能每个人都有小心眼，算计小利益。熟人社会里好多的关系把是非原则消解得一塌糊涂。

　　很多贴近现实的作品，弄得很肤浅，存不住，有些官场小说看完像废纸一样，因为不涉及到人的灵魂，没有比较深刻的文化基因，大家觉得没味道，没智慧，没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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