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偶像的角度出发，分析粉丝进行自我形象的动因是什么？

粉丝整体形象存在标签化和污名化，处于被道德批评的贬低性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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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丝作为社会参与的主体，具有现实的身份归属，对粉丝形象的修正是获得社会合法性的支持，以期对抗公众污名。

同时粉丝也能通过这种外在的社会认同不断修正内在的自我认同，在这种互动之中，粉丝群体的认同标准逐渐清晰。

美化偶像的情感投射

“投射”最早由弗洛伊德提出，他认为“投射是指在他者身上发现自己的情感、 想法和愿望，属于一种心理保护机制。”

投射也即是将自身的某种潜意识的东西无意识地转移到另一个外部物体上去。在粉丝的情感实践中，偶像是粉丝情感投射的对象。

将内心的期许和自我肯定寄托在偶像身上，并期待通过自身能做的各种事情为偶像做出实际的贡献，产生无条件付出的利他性心理。

研究人员从偶像的角度出发，分析粉丝进行自我形象再生产的动因。粉丝形象，偶像买单粉丝积极构建了一种“粉丝行为，偶像买单”的情感逻辑，偶像需承担粉丝行为带来的风险，现已成为各圈粉丝的共识。

粉丝作为面目模糊的个体集合，在匿名化的网络环境中，粉丝ID成为个体的身份标识，人们根据个体粉丝的属性将其定义于某一粉丝群体中，从而使粉丝行为与偶像本身产生了联系，被打上了偶像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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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样的情感逻辑，粉丝形象的好坏便与偶像形象产生无法回避的关联。“疯狂”“病态”“脑残”的粉丝形象不利于偶像形象的塑造，对自我形象的再生产正是出于为偶像能形成正面形象进行助力。

粉丝对自我要求“不拖后腿”，主动约束自身行为从而对自我形象进行管理，让“粉丝”被作为一种正面形象进行认知也是对“粉丝形象，偶像买单”的反向阐释。

在粉丝眼中，偶像是他们的情感的起点和落点，偶像本身承载了粉丝百转千回的想象和美化，而自身行为是美化偶像的最佳方式，从而期望塑造向上、向善的粉丝群体以及积极正能量的粉丝形象。

成就动机：为偶像圈粉，提高社会价值

成就动机是人产生行为的社会性动机之一，指的是个人完成自认为有价值或重要的工作并力求达到目标的一种内在的推动力。粉丝行为的产生围绕偶像展开， 成就动机基于偶像而生成。

在粉丝圈中，亨利·詹金斯认为粉丝是“游猎者”，粉丝不单是盗猎者，他们还是游牧民，总是在移动，既不在这，也不在那儿，不受永久的财产权所束缚，不断挪用新的材料，创造新的意义。

粉丝作为“自由漂浮的能动者”会在不同偶像文本中移动，具有较大的流动性。在全方位的信息曝光之下，明星偶像的缺点也随之暴露无遗，因此无法承载起粉丝对于美好的全部想象。

当偶像做出不符合粉丝期待的事情，比如公布恋情或者与所立人设相悖等，这些行为被当事偶像的粉丝称之为“我家房子塌了”，巨大的心理落差会推倒对偶像既有的想象亲密关系，一部分粉丝会因此离弃偶像，即脱粉。

然而，因为粉丝仍然葆有情感投射的需要，他们终止对上一任偶像的想象亲密关系后，并不会彻底离开粉丝圈，而是会寻找下一个粉丝社群。

对粉丝个体而言，其能动性与受动性是辩证统一的，这决定了情感投射对象的具体指向是偶然的，但是情感投射行为是必然的。

粉丝对偶像的选择是一个基于感性和理性的平衡过程，他们会考虑偶像本人的魅力和吸引力，也会考虑到追星体验的好坏。

无可避免地要对偶像所属的粉丝圈进行观察，而粉丝形象则是外部认识该偶像明星的粉丝圈最直观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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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粉丝形象，偶像买单”的情感逻辑，粉丝拥有正面的形象一方面是出于为偶像圈粉，增加新粉丝的数量和扩大偶像的影响力。

另一方面则是期待通过自身形象的塑造提高偶像的社会价值。不同于经济价值需要通过粉丝的购买力来彰显，社会价值的评价体系更倾向于偶像在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正面影响。

偶像与粉丝之间拥有天然的、不可割裂的关系，一方总会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另一方。

一旦二者之一的出格行为被发现，则会导致另一方代表的精神气质、人格品质和价值观念也会同样受到质疑，反之亦然。

粉丝用圈内话语即表达为“饭随正主”，将粉丝的言行的偶像的品质相联系，粉丝拥有一个正面形象是为偶像公众形象锦上添花的关键，从而影响到社会大众评价偶像的正向影响力。

媒介赋权的催化作用

在社会学中赋权理论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中的无权或者弱势群体，这一概念的前提假设是个体或群体拥有的权力是变化和发展的。

弱势群体也可能改变或提升自身的权力现状，使得个人潜力和主体性被激发，从而赋予群体更高效与自我管理的能力。

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即讯息”强调了媒介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即有了某种媒介才有从事与之相适应的传播及其他活动的可能性。

随着媒介在人们生活中日渐深刻嵌入，其作为一种外在的工具，为粉丝提供了改变现状的外部支持，因此研究人员从媒介赋权的外部因素出发对粉丝形象再生产动因进行分析。

媒介技术提升粉丝话语权

传统媒体时代粉丝是失声的群体，而媒介赋权解决了发言渠道的阻滞，让粉丝获得了自我言说的权力。

米歇尔·福柯在《权力与秩序》中提出了“话语即权力” 的命题，认为“话语传递着、产生着权力”在传统媒体时代，话语权掌握在作为 “精英”的大众媒体手中，社会公众关于粉丝形象的讨论主要依赖大众媒体进行传播和塑造。

媒体在发挥建构粉丝形象的过程中既希望通过社会热点话题来刺激受众的眼球，又在媒介内部以“新闻价值”作为依据，判断谁的声音应该被凸显、谁的声音该被弱化。

在这一过程中，粉丝因缺乏发声表达的渠道而成为大众媒体任意解析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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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媒体时代，新媒介赋权带来了个体的自主性和能动性的提升，这让原本处于被支配地位的粉丝群体拥有了媒介接近权和自我发声的渠道，从而打破了传统媒体时代“被沉默”的桎梏，顺畅地自我表达。

在媒介赋权驱动下，一名歌星的粉丝群体创办原创新闻品牌《LEE周刊》，是国内首份由粉丝独立创办的电子刊物，这份每月一期的电子刊物以“挚爱春春、服务玉米、 面向大众”为宗旨。

以专业、严谨的风格对自我进行要求，主要报道的是喜爱的明星及其粉丝的最新动态，同时也涵盖生活服务性相关内容。

目前粉丝制作明星电子刊物的宣传模式已成为粉丝圈内的惯常操作。这种粉丝文本生产实践是粉丝利用低门槛的现代技术进行着自我话语传递的表现。

在这一过程中粉丝通过媒介赋权成为粉丝文化传播的主体，摒弃传统媒体话语框架下对粉丝形象塑造的话语偏差，从而找到了相对自主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也获得了更多自我言说的空间。

媒介环境反向赋权粉丝议题

媒介赋权不仅使得粉丝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娱乐工业体制的改革让传统的媒体和粉丝受众的关系也得以颠覆。正如克里斯·安德森所说：“过去媒体是一场演讲，现在媒体是一场对话。”

在传统的单向传播环境和垄断性娱乐体系中，明星的成名路径普遍遵循的是“演绎产品—大众媒体关注—话题营销”传统模式，由大众媒体对文化工业产品的演绎和宣传出发，从而主导粉丝受众的关注和话题，因而粉丝被置于无权的边缘性位置。

而通过媒介赋权的粉丝在社交网络中聚集起来，联系变得更为紧密，形成“兴趣引导—话题营销—情感渗透—大众媒体关注”的行动路径。

粉丝将明星话题营销与演绎产品结合起来，如流量明星更多是由粉丝和资本合谋所打造出来的。

具体而言，即是指在当下的新媒介环境下，偶像通过富有吸引力的外表和行为在网络和社交媒体中展演实现粉丝聚集，促使粉丝主动承担起偶像的营销者角色。

粉丝通过一系列文化实践让粉丝行为变成媒介景观，为大众媒体进行反向议程设置，使得粉丝议题得到关注和讨论。

也有一些粉丝群体因为喜爱的明星参演公益电影，为其发起“为爱发生”的捐发活动，帮助因癌症化疗而失去头发的人拥有假发。吸引了大众媒体的关注，因此相关学者以正面的话语展开探究，对粉丝行动进行肯定。

引起了圈层的共鸣，有研究人员指出：“这样的应援太温暖”。大众媒体发声还可以引发粉丝的点赞和转发，使得粉丝议题不断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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