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结构、明星制度视野下的“饭圈”问题——历史性挑战及其影响

       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随着以“饭圈”为表征的粉丝文化、粉丝经济的指数式增长，从相关选秀节目的“非法集资”丑闻、到“娘炮”和过度“泛娱乐化”现象，以及近来的“倒奶”事件等，“饭圈”至少从2018年开始，就接连不断地出现全民性的舆情事件。

当下，“饭圈”所指涉和涵盖的问题及其复杂影响，并不只是限定在文娱领域，其正在向文化、经济和政治等多重领域持续不断地扩散。特别是考虑到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清晰趋势，这已不是一个关于潜在可能性的抽象讨论，也不是通过简单的外在“围堵”“取缔”“封禁”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的问题。眼下在对于以“饭圈”为表征的粉丝文化、粉丝经济的这一轮讨论中，始终未触及到基于人口结构视野的充分讨论，即并没有从人口结构的角度深入到作为新的明星制度的粉丝文化、粉丝经济的肌理和结构中去探讨其生成机制和演化路径。一旦了解到我国社会的基本人口结构以及未来发展趋势，就会充分意识到相关问题已经迫在眉睫，解决相关问题的“窗口期”也十分有限。

而且，如若错失解决相关问题的“窗口期”，由“饭圈”所激起的时代涟漪还将产生更为复杂的长周期历史影响。以“饭圈”为表征的粉丝文化、粉丝经济，也并不是我国一国孤立的文化现象，在北美、西欧，在日本、韩国等诸多地区和国家，同样有着不同范围甚至更为激烈的呈现和更为复杂的渊源。在未来世界，随着作为自然规律的代际的不断更迭，“饭圈”的效应和影响还将进一步放大，不仅仅会更为深层地潜在影响我国主流社会的样貌和气息，对于区域和国际间的文化、经济乃至政治领域的互动和交流都将产生更为深远的辐射和影响。

第四次“婴儿潮”的整体“缺席”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共出现了三次结构清晰的“婴儿潮”(即特定区域某一时期内人口出生率大幅提升)。第一次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尽管此阶段出生人口的绝对增长数量并不高，但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社会心理；第二次则是从20世纪60年代初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迎来了5000年来中国社会出生人口最多的时代，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主力“婴儿潮”；而今天已经登上社会舞台并开始发挥主力作用的“80后”“90初”一代作为第三次“婴儿潮”，是完全在新中国的框架下产生的，是人口结构意义上的主力“婴儿潮”的回声，也可以说是次生“婴儿潮”。

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和平、稳定和发展的社会环境，以及20世纪80年代和改革开放历史进程同步开展的计划生育政策等多重因素的结构性累积，使得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本应出现的第四次“婴儿潮”并没有随着代际的自然更迭如期而至。2018年，我国的新生儿出生数量更是明确地进入到下行通道。在可预见的未来，现有的人口结构都很难在中长期内发生显著的结构性翻转。

在这个意义上，当我们从人口结构的视野，重新审视以“饭圈”为表征的粉丝文化、粉丝经济，就会发现我们在对其生成机制和演化路径的相关讨论中，远远没有充分有效地深入到中国经验的当代现场。因为，当前以“95后”“00后”“05后”为主体的广大青少年粉丝群体，有着放眼整个5000年中国历史都前所未见的代际特征。通俗地讲，他们是独生子女的独生子女。他们的父母一代，正是在计划生育的历史背景下，作为20世纪60年代主力“婴儿潮”的次生“婴儿潮”而存在的。当初代独生子女开始进入婚育年龄，也就是完成了从独生子女到独生子女这一代际传递之后，“原子”式的家庭结构开始在我国社会大规模蔓延。

这才是以“饭圈”为表征的粉丝文化、粉丝经济能够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完成指数式增长的基本框架。在家庭关系内部，“95后”“00后”“05后”不再面对传统的“七大姑八大姨”式的中国式家族，他们在脱离婴儿期之后的童年、少年和青年阶段初期，都不再有过往代际所习惯的中国式家族的表兄弟、表姐妹的经常性往来和陪伴式成长。不仅如此，在家庭关系外部，“95后”“00后”“05后”这一代同样面临着过往代际从未面对过的社会环境，即第四次“婴儿潮”的整体“缺席”，使这代人在邻里、学校环境内，同样缺乏日常性的同龄人陪伴式成长。因此，从“95后”开始，作为整体性代际特征的群体性“孤独”气质，开始愈发强烈。陪伴式成长匮乏症候，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亲密关系匮乏症候，随着“00后”“05后”等代际的自然更迭被进一步强化。更为残酷的是，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一趋势尚未见完全逆转的可能。

那么，问题在这里就显而易见。无论外部环境发生怎样的变化，陪伴式成长作为人的成长和进化的一大基本属性，是人在脱离婴儿期之后在童年、少年和青年阶段初期的基本需求。当这个基本需求不能通过家庭、邻里、学校和社会满足之后，并不会也不可能自然消失，而是一定会向外部寻求新的出口和路径。这个时候，在“饭圈文化”这一轮讨论中被反复触及的移动互联网要素，才会被作为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得以极致释放。

从早期的各类BBS、百度贴吧、豆瓣到微博、微信公众号、知乎、B站等，广大青少年粉丝群体能够在网络虚拟社区不断聚集、“抱团取暖”，正是基于陪伴式成长的基本需求。一大批基于移动互联网所诞生的平台性移动应用，之所以都能在这个阶段涌现并迅速完成爆炸式增长，并不只是因为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作为信息基础设施的4G网络完成了全国范围的普及，更是由于作为整体性的第四次“婴儿潮”并没有如期而至的必然结果。代际潜在的群体性“孤独”的生理/心理需求，在短短几年内喷发出了这样的文化势能，的确在大大超过主流社会传统认知框架的同时，令当代社会一再错愕。

新的人口结构下所形成的文化势能，也直接催生了明星制度的世纪迭代。当代粉丝文化、粉丝经济作为新的明星制度，开始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铺天盖地的方式席卷到社会各个领域。当代粉丝文化、粉丝经济的最大特点在于改变了传统明星制度当中明星与受众之间的垂直式结构。在传统的垂直式结构当中，一方面，明星隶属于社会精英的范畴，对于明星的演技、外貌和道德等诸多方面都有着较高的要求；另一方面，受众只能通过电影院、电视和音像制品等路径接触到明星的文化产品，和明星本人并没有日常性的接触机会。而在当代粉丝文化、粉丝经济的框架下，明星与受众之间曾经的垂直式结构演变成平行式结构。基于陪伴式成长等亲密关系匮乏的直接情感诉求，流量明星与粉丝之间的基本关系呈现为通过微博等网络虚拟社区实现日常性的高频次互动，并且广大青少年粉丝群体可以直接参与到作为文化产品的流量明星形象的商业运营中。

所以，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大量流量明星都具有一定的“中性化”特征。在青少年阶段，青春期的“突如其来”，无论男女对于性特征极为成熟、明显的同性都会保持一定距离，甚至排斥和抗拒，在身心未充分发育成熟之前，他们都并未有足够的心智状态去处理青春期“风暴”的强劲冲击。早在李宇春、陈楚生等的“超女”“快男”时代，这一特征就已初露端倪，在随后十几年时间里的选秀类综艺都一再重复这一现象，已经充分说明这并不是偶然，而是有着作为新的明星制度的结构性成因。因此，与传统的明星制度相比，已经完成了至少一轮内部迭代的流量明星，在演技等业务能力上就算有再明显的不足和瑕疵，也依然可以拥有大量坚定的“饭圈”拥趸，这是由于广大青少年粉丝群体，在要求流量明星满足其陪伴式成长的亲密关系情感诉求的同时，直接参与到了作为文化产品的流量明星形象的商业运营中，他们完全可以接受其演技等业务能力上的缺点。

最为关键的是，电影、电视剧、流行歌曲等已经不再是流量明星传递给粉丝的唯一文化产品，或者说已经不再是其主要的文化产品。与传统明星范畴中的“角色”相对应的，是流量明星在网络虚拟社区与粉丝实现日常性的高频次互动的“人设”。“人设”不仅是一个理论概念，更是当代流量明星最主要的文化产品，与其经济利益有着最为直接的绑定。

表面上看，流量明星获得了远远超过传统明星的各类收益；但就深层而言，这也直接造成了还处于成长阶段的广大青少年粉丝群体，鉴于身心发育尚未完成，还不能妥善地处理“人设”的商业运营所必须面对的复杂的社会关系。这就造成了“饭圈”价值观扭曲的种种乱象，也纵容了一些流量明星一再触碰社会的基本道德底线，并不惜以身试法。在一些极端状况下，相关流量明星无论持有怎样的主观意志都已于事无补，而是被极端情绪支配的“饭圈”狂欢深度裹挟和绑架。

当代粉丝文化、粉丝经济作为新的明星制度，在新的人口结构下，这种特征突出的内在结构形态，尤为值得我们深思。

亟待规范治理的基本利益结构

当代粉丝文化、粉丝经济作为新的明星制度，与传统的明星制度在外在结构形态上的最大差别在于，新增了各类网络播放、表演平台和网络虚拟社区，以及海量的主流社会并不充分了解的各类粉丝组织和团体这两大基本环节和链条。

在当下“饭圈”乱象中，备受关注也备受争议的一大痛点，就是流量明星以及各类演出、网络表演经纪机构，各类网络播放、表演平台和网络虚拟社区，各类粉丝组织和团体等全产业链条上的各个利益相关方，合谋了针对广大青少年粉丝群体的一轮又一轮持续定向的“收割”。在传统的明星制度下，对明星的相关演艺活动有着相对明确的要求和约束。例如，近年来饱受诟病的明星“天价片酬”问题，尽管是被各利益相关方裹挟、绑架的产物，但只要一经发现并得到充分重视，就会受到既有法律法规的严厉追惩。然而，传统的分业管理模式，对于“饭圈”尚不具备能够起到有效监管、监督和规范作用的法律法规架构。各类演出、网络表演经纪机构和网络播放、表演平台长期以来都没有得到有效的监管和监督。正是出于这样的结构性成因，其中一些不良经纪机构、平台就由此兴风作浪，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在流量明星的培养和管理等最关键的问题上明目张胆地不作为、不履责，在源头和起点上就出现根本的原则性、方向性问题。而且，这些不良机构、平台作为市场经营主体，一方面逃避其应尽的管理、审核责任，另一方面却从中大肆牟利，显然这至少需要在法律法规和职能监管监督层面都予以明确约束和惩处。

对于流量明星以及各类演出、网络表演经纪机构，我们相信在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有效治理下，网络文化市场秩序和生态都将得到进一步规范。但是，对于各类网络播放、表演平台，以及各类青少年粉丝群体聚集的网络虚拟社区，相关深层利益结构的诸多关键环节仍亟待深入梳理。作为“饭圈”一大“罪状”的海量粉丝参与的“刷量”“控评”，正是这一盘根错节的利益纠缠的最外在呈现。

各类网络播放、表演平台和网络虚拟社区，它们的一大“免死金牌”就在于其在引发“饭圈”乱象的相关争议之后，可以援引法律上的“避风港”原则，宣称自身作为网络服务提供商，只提供网络服务，不承担任何经营、监管等市场主体责任，将各类相关风险完全推给参与“应援”的广大青少年粉丝群体，然后继续有恃无恐地从中大肆牟利。如若局面实在无法收拾，引发相关舆情，则通过删除相关内容、封禁一些关联账号作为姿态而敷衍了事。尽管相关粉丝群体的价值观存在着显而易见的问题，但各类网络播放、表演平台和网络虚拟社区实际上恰恰将其作为转移公众注意力的“挡箭牌”。在遵循传统分业管理原则的政府机构在监管、监督和执法上难以有的放矢的情况下，在移动互联网在我国兴起的全过程中，平台通过“收割”广大青少年粉丝群体的亲密关系匮乏症候，不断完成自身经济效益和金融估值的资本“奇迹”。今天的“饭圈”乱象，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长期以来资本在这一领域大摇大摆地无序扩张所造成的必然恶果。

与之相伴产生的另一大痛点，就是在新的明星制度的内在结构形态上，广大青少年粉丝群体日常性地参与流量明星“人设”形象的商业运营，并不是单枪匹马的个人行为，而是通过作为中介的各类粉丝组织和团体完成的。这些粉丝组织和团体的形态、结构颇为多样，实际构成也十分复杂。相当一部分粉丝组织和团体是以商业化的方式完成日常性运转，这也是当代粉丝文化、粉丝经济能释放出令主流社会错愕不已的文化势能的另一大结构性成因。也就是说，广大青少年粉丝群体不仅与流量明星构成了情感共同体，与各类演出、网络表演经纪机构也结成了利益共同体，日常性的利益交换和反馈是当代粉丝文化和粉丝经济的一个重要侧面。刨除价值、道德选择，海量的粉丝组织和团体作为新的职业分工，首先是新的市场经营主体，这些海量的新的市场经营主体，却因其亚文化特征而长期不被主流社会充分了解，更没有获得工商、税务、司法等部门的相关许可，更遑论有效的监督和监管。这正是近年来“饭圈”非法集资和粉丝参与“刷量”“控评”等乱象不断滋生的基本利益结构上的重要源头。

在上述“饭圈”乱象背后，还有一个更为尖锐的社会问题。无论是今天看来已经相对传统的百度搜索、百度贴吧，还是始终长青的豆瓣、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号，以及知乎、B站等这些新兴的网络虚拟社区，基本都可以通过商业买卖直接购买以微博“热搜”为代表的顶端流量——这就意味着相关舆情的策源、节奏和走向，都可以被商业买卖行为直接左右。各类粉丝组织和团体或由于价值观混乱，或由于利益关系，主动或被动地卷入到舆情旋涡。这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平台已成为我国舆论斗争的主战场的当代语境下，无疑为我国的互联网治理、文化治理乃至国家治理都敲响了警钟。

以“饭圈”为表征的深层利益结构，不仅造成了资本肆意妄为地无序扩张，近年来一些势力在我国的一些重大舆情中能够煽风点火、兴风作浪，也正是利用了这一系列结构性成因。可见，对“饭圈”乱象的治理不仅关乎下一代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也直接关乎我国的文化安全和政治安全。

结语：长周期的主流化问题及其历史影响

“饭圈”的长周期主流化问题，绝不是杞人忧天和空中楼阁，如果我们从人口结构现状出发，会更为清晰地看到其背后迫在眉睫的严峻性和紧迫性。从21世纪第三个十年开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婴儿潮”一代将抵达平均寿命的尽头。从21世纪第四个十年开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二次“婴儿潮”一代，也就是中华民族5000年以来人口出生率最高阶段的主力“婴儿潮”一代，也将到达平均寿命的尽头。届时，作为当下社会结构主要力量的“70后”“80后”都将先后到退休年龄，“90后”“00”后则成为社会中坚。第四次“婴儿潮”整体性“缺席”的历史后果将会被无限放大。

试问，现有的何种知识认知框架能够对此作出系统性、结构性回答？显然，这甚至已经超过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阐释框架。

当前，以治理“饭圈”乱象为代表的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尤其应从个人到企业等所有相关利益环节着力入手，在全社会的方方面面下大力气，加大力度规范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符合我国国情的信用制度，对涉及新的明星制度的相关信用行为、信用关系进行长效、可持续的信用制度安排。对于流量明星以及各类演出、网络表演经纪机构，各类网络播放、表演平台和网络虚拟社区，各类粉丝组织和团体等全产业链条上的各个利益相关方，特别是网络平台和网络虚拟社区、粉丝组织和团体这两大当代明星制度中新增的、独有的基本环节和链条，进行主动、有效、积极的信用监督监管。一旦出现违法违规和有违社会公序良俗等恶劣行为，在通过工商、税务、司法等有关部门对其进行依法处置的同时，利用信用杠杆直接限制其相应的投融资等金融资质，这样，则可以相对长效、可持续地将其背后的资本力量纳入到有序增值的良性发展轨道，并通过有战斗力、有说服力和有影响力的文艺评论，有力地引导舆论、市场和大众。

而面对广大青少年粉丝群体，我们必须以更为包容的文化态度、更为纵深的历史视野，为其提供从童年、少年到青年的全部阶段的身心发育、个体成长所需的良好社会环境和社会阶层上升渠道，正确引导广大青少年粉丝群体迸发出更大的文化创造力和更多的价值正能量。我们也必须全面提升我国文化治理能力、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水平，有效地解决资本无序扩张所带来的种种恶果，对于各类网络播放、表演平台和网络虚拟社区及其背后盘根错节的利益格局，找到周全的应对之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深化的发展过程中捋顺整个产业链条的利益关系，引导资本合理增值，推动我国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此外，我们必须充分重视和高度警惕“饭圈”乱象背后的意识形态挑战，一些势力已经一再通过粉丝文化、粉丝经济这种看似“人畜无害”的流行文化，完成一轮轮的意识形态渗透，并已经在一系列的舆情事件中产生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以“饭圈”为表征的粉丝文化、粉丝经济的种种乱象，绝不仅仅是文娱领域的偶发、孤立和局部现象，在人口出生率低迷、经济增长放缓、全球保守主义思潮此起彼伏、世界贸易竞争和局部冲突不断加剧等大时代背景下，还将有着更为长远的社会、历史影响。我们将不得不面对的，也绝不仅仅是“三次分配”所指向的贫富差距意义上的“未富先老”问题；因为按照既有的人口结构，我们即将要面对的是远超日本、韩国等的更为严峻的人口快速缩减、社会深度老龄化困局，我国社会的城市格局、区域格局都将发生超出现有常识体系的历史性巨变。

网址：人口结构、明星制度视野下的“饭圈”问题——历史性挑战及其影响 http://c.mxgxt.com/news/view/109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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