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丝与偶像：“拟态亲密关系”的理想与现实

拟态亲密关系是对现实中亲密关系的仿拟，但是一旦粉偶之间缔结了这种关系，其收益和风险是同样巨大的。对学术界和媒体来说，我们也要秉持自己的责任和伦理，也要考虑帮助粉丝发展出自我约束的能力。

粉丝与偶像：“拟态亲密关系”的理想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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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19日，Blackpink成员在加利福尼亚州2019年科切拉谷音乐艺术节上表演

从“饭圈”发起的话题再次搅动了社会主流舆论。9月底，韩国女团Blackpink成员Lisa前往巴黎表演“疯马秀”，刺痛了其庞大粉丝群的神经，Lisa在国内的多个粉丝后援会宣布停止更新，大批粉丝表示脱粉。随后，痛骂这位流行偶像“背刺女性”的声音四起，逐渐蔓延成一场声势浩大的互联网“审判”。

“疯马秀”（Crazy horse）是法国著名的裸体表演俱乐部，创作者用丰富的舞台效果展示女性身体，因此被视为女性迎合男性凝视的场所。Lisa本人似乎不太在意外界的声音，演出结束后，她主动在社交网络上公布了表演照，并发文写道：“在巴黎‘疯马秀’的演出是一次非常棒的经历，感谢这一切的发生。只要任何时候有空缺，随时给我打电话。”

2016年在韩国出道的Blackpink，由韩国头号娱乐公司YG打造，四位成员熬过了数年的练习生生涯，成为公司重点推出的唱跳女子组合。其团名Blackpink由两种表示颜色的单词组成——黑色和粉色，意在表达女性的多面性，成员Rose曾解释其中的含义：“我们都是小女人，但又都是狠人。”Blackpink甫一登场，便从韩国造星工厂中脱颖而出，其人物妆发造型既甜美又酷飒，电音风格的歌曲与劲爆快节奏的舞蹈搭配，作品一再强化女性的主体意识。随着YG为其拓展欧美市场的策略深入，Blackpink很快火遍全球，在YouTube上拥有近一亿订阅用户，是该平台全球订阅人数最多的艺人账号。

一时间，Girl Crush（形容女性对女性的迷恋）风格成为这只女团的强烈标签，其粉丝显示大部分为女性，她们在强大、潇洒、自信的偶像身上投射着有关理想自我的想象。在国内，Blackpink还有“人间四闺女”的昵称，粉丝借此表达对她们的亲密感受。

在走红七年后，经纪公司与组合的合约满期，Blackpink成员的各自去向悬而未决。因此，Lisa前往巴黎表演“疯马秀”的选择，也被人猜测是为即将到来的单飞铺路，但这种探索与她出道后的偶像定位完全不符，从而在粉丝圈中引发“地震”，爆发的争议尤其集中在亚洲地区。就在几个月前，Blackpink的另一位成员Jennie也因参演美剧《偶像漩涡》（The Idol）陷入风波，其中的大尺度戏份令她的粉丝倒戈相向，对她“艳舞女郎”的形象表达了强烈的不满。

2016年，TFBOYS歌迷相聚西安，希望能一睹偶像风采（视觉中国 供图）

一贯以新女性代言人形象示人的偶像组合，在挣脱经纪公司的束缚后，显示出偏离轨道的个人意志，却与粉丝和观众的预设发生激烈冲突。这种冲突也再次暴露出造星工业内在的脆弱与危险。

事实上，当造星工业大举攻城略地时，偶像崩塌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当精心塑造的偶像无法再满足粉丝的期待，他们不惜以各种方式发起对抗。青年学者高寒凝曾在分析粉丝与偶像的关系时写道：“正如明星需要让渡自己的一部分隐私权方能成为明星，偶像在成为偶像的过程中，所需让渡的就不仅仅是隐私权，还包括自由进入一段亲密关系的权利。倘若一名偶像忽然爆出绯闻或公开恋情，便无疑会对指向该偶像的亲密关系想象构成阻碍，粉丝对此感到不可容忍，亦是常理。”

饭圈正在制造越来越多元的粉丝类型，以投射粉丝在不同人生阶段的情感需求。“女友粉”在偶像身上倾注了对浪漫关系的理想；“妈妈粉”将偶像视为自己的子女，想要守望他们的成长；“女儿粉”将男偶像视为父亲，希望得到对方的指引和爱护；“CP粉”则热衷于想象偶像与其他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当偶像的形象崩塌时，粉丝的情感都共同指向了愤怒，背后则是对自我预设崩塌的失望。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朱丽丽长年专注粉丝文化的研究，她用“拟态亲密关系”来形容粉丝和偶像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具备情感性、控制性和亲密性特征，反映出粉丝与偶像的关系已经深入若干私人领域，进入传统亲密关系的范畴。这在养成系偶像的成长过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粉丝经常将偶像称为“儿子”“弟弟”，并深度参与他们在升学、婚恋、事业等方面的抉择。

在长时间的精力、情感、金钱等多方资源的投入下，粉丝希望不断增进与偶像之间的信任和依赖，建立起更牢固的亲密关系。但在朱丽丽看来，这种“拟态亲密关系”并不稳定。在接受本刊专访时，朱丽丽明确地分析了这种关系的缺失：“亲密关系的建立，主要基于信任和理解，即真实的自我表露，但微博等新技术的实现非但没有将偶像们的‘后台’生活展现出来，反而是‘前台’展演的一种延伸，粉丝和偶像之间的关系建立在一层人设的外壳之上，这种关系是极不稳定的。”

什么是“拟态亲密关系”

三联生活周刊：今年8月TFboys十周年演唱会在西安举办，场面十分火爆。这个十年之约是他们在刚出道时就与粉丝立下的。几年前你就在研究中提到过这个十年约定的重要性，当时有预料到它带来的结果会如此火爆吗？

朱丽丽：经纪公司为TFboys和粉丝打造出“十年”的概念，是将偶像的成长和粉丝的成长牢牢捆绑在一起。粉丝长时间的陪伴，看着偶像从默默无闻的邻家男孩成长为万众瞩目的偶像明星，这样的成长和蜕变是偶像和粉丝共同经历和完成的。在长时间的精力、情感投入下，粉丝对偶像不仅仅是崇拜和喜爱，更是一次次从中获得成就感和满足感。粉丝的参与不仅仅是精力、情感的投入，更是金钱、技术、社会资本等多方面的支出，养成过程的完整性和真实性不断促进偶像和粉丝之间的信任和依赖，使亲密关系的建立更加本质化、纯粹化。

粉丝文化发展到今天，我们都曾置身其中，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在青少年时期追过星。学术界对粉丝文化的研究也持续了30年，这30年中国粉丝权力网络的博弈和变迁一直存在，也积攒了粉丝个体和群体的生命史和情感史。TFboys十周年演唱会的火爆，也是粉丝文化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粉丝怀旧情绪的爆发，它连接了特定媒介时代的集体气氛和共同情感，跟粉丝个体的记忆和生命情感息息相关。当然，这场大型怀旧也是被制造出来的，资本和媒介联手放大了这种怀旧。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朱丽丽

三联生活周刊：这次十周年演唱会期间还出现了粉丝之间的应援纷争，不同成员的粉丝为了抢夺场地位置发生“灯牌大战”，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朱丽丽：粉丝社群是一个矛盾同盟群体，他们对外是同盟，对内是矛盾的，饭圈内部一直存在争夺和竞争，比如唯粉和团粉，这也是粉丝“圈地自萌”属性的一部分。这么大的一个社群，如果指望内部话语统一才可怕，我觉得会比现在这种乱象更可怕。粉丝内部的纷争，包括这次TFboys十周年发生的灯牌大战，本质上还是粉丝社群内部的亚文化资本竞争。粉丝们深度认同以消费、应援和数据贡献来评判地位等级的饭圈文化逻辑——即粉丝应该为爱发电、为偶像付出，而粉丝所付出的金钱、创意、精力和时间成本可以转化为粉丝的文化资本，决定了粉丝甚至粉丝团在饭圈内部的等级地位。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用“拟态亲密关系”来形容粉丝和偶像之间的关系，似乎这是二者之间最核心的纽带，具体应该如何理解这种关系？

朱丽丽：我最早提出这个观点，是因为关注到养成系偶像的“妈妈粉”“姐姐粉”，她们已经深入到偶像的私人领域，关注偶像升学、恋爱、结婚等一系列问题，很像一种亲密关系，所以叫“拟态亲密关系”。这种关系有几个特征：一是情感性，粉丝对偶像的情感投入，诸如迷恋、喜爱、关心，都是构建拟态亲密关系的基础。二是控制性，以前粉丝只是参与式的陪伴，比如去活动上为偶像“打call”，偶像有什么需求就为他们“发电”，但后来延伸到了干预偶像接什么戏、跟谁谈恋爱、宣传的方式等，甚至是要求偶像换经纪人。粉丝发展出更强的主动性，规训和控制偶像成长道路的意识和倾向更明显了。三是亲密性，粉丝关注的不仅仅是偶像的作品等公共领域，还有他们的私人生活，进入到传统亲密关系的范畴，包括偶像的衣食住行、教育、工作安排、恋爱和成长道路。在这样的关系中，粉丝不是家人，仿若家人。粉丝分类虽然不同，从自身出发的情感需求却是相同的，对应的是粉丝在不同人生阶段的情感需求。

“拟态亲密关系”的理想与现实

三联生活周刊：粉丝为什么会对偶像产生“亲密关系”的诉求，这其中有什么现实因素吗？

朱丽丽：粉丝文化发展的这几十年，有一些社会结构的变迁值得我们关注。随着社会的变迁，很多原有的社会结构松散了、消失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很多年轻人都是独生子女，呈现出原子化的分散状态，青少年时期的他们在社会主流中的话语权很弱，很少有自己可以掌控的领域，同时他们又遭逢互联网的急速发展，有了互联网的媒介机制，就得到了舒张主体性的平台。粉丝文化，其实是原子化社会的一个出口。在孤独的社会中，人们非亲非故，只能通过同样的兴趣连接起来，重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情感。再加上网络平台有意识地制造了热搜榜单、排名系统、超话社群等，网络活动就变成了可以量化的数据，具备商业价值，塑造起一个粉丝培育机制。

以养成系偶像举例，他们的粉丝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粉丝与成员年龄相仿，都面临中考、高考、朋友、亲子关系的困扰，体验相仿，伴随成长的感受也就更强烈。另一部分粉丝年龄远远大于偶像，偶像的青春活力可以将他们带回自己的青春岁月，这种移情、共情与对青春的追忆、憧憬紧密联系，使他们的情感寄托更为厚重和复杂。

三联生活周刊：在原子化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越来越疏离，甚至出现“社交降级”的说法，为什么在粉丝中却会出现对偶像“狂热”的感情？相比现实中越来越讲究分寸感的亲密关系，粉丝的“狂热”感情为何会失衡？

朱丽丽：我认为粉丝的目的不是寻求现实中社会交往的补偿，而是纯粹基于对媒介人物的“爱”而相互吸引、集聚和交流，其核心情感诉求点在于对准社会交往对象的喜爱与支持，源于人类依恋他人的本能，与距离远近无关。粉丝的“狂热”感情发展到失衡，一是粉丝的权力在可数据化、可视化的互联网语境中成为“流量”，与粉丝偶像经济紧密绑缚，催生了粉丝应援打榜机制，粉丝的自我期许和自我认同在这个语境下被放大了；二是互联网环境使得单个粉丝连接起来，成为饭圈、粉丝社群，粉丝个体的情感和行动受到了组织化圈层的影响，在某种情况下甚至可能发生类似于狂热、迷恋等情感的群体极化现象。

三联生活周刊：这种“拟态亲密关系”和现实中的亲密关系还有区隔吗？会影响粉丝的现实生活吗？

朱丽丽：所谓“拟态亲密关系”，是指一种建立在网络空间的想象的亲密关系。它与真正的亲密关系有别，但是又借助于越来越强大的粉丝本身，打破传统的偶像与粉丝之间的距离与神秘感。我认为最大的不同在于，拟态亲密关系是对现实中亲密关系的仿拟，但是一旦粉偶之间缔结了这种关系，其收益和风险是同样巨大的。同时，这种想象性的仿拟关系也很难持续性地主导粉丝的个人生命。这种关系更多还是在线上进行，是虚拟文化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很难变成真实存在的关系。对粉丝的现实影响，更多还是要看粉丝个体的生命成长。整体而言，我们不要小看粉丝自我规训和自我治理的能力。对学术界和媒体来说，我们也要秉持自己的责任和伦理，我们的研究和报道也要考虑帮助粉丝发展出自我约束的能力。

粉丝与偶像之间的博弈

三联生活周刊：偶像区别于传统明星的重要特征是他们都有被精心打造的形象，也就是所谓的“人设”，粉丝在追星时会意识到偶像背后或许还有另外一重真实人格吗？

朱丽丽：粉丝对偶像的喜爱往往来源于对他们身上某一种品质的喜爱，拥有这些品质的对象都是理想的伴侣或是自己想成为的形象。对年龄较大的粉丝来说，对某种品质的认同往往因为年龄的差距更容易转化为一种对“美好”“脆弱”的东西的保护欲。亲密关系的建立，主要基于信任和理解，即真实的自我表露，但微博等新技术的实现非但没有将偶像们的“后台”生活展现出来，反而是“前台”展演的一种延伸，粉丝和偶像之间的关系建立在一层人设的外壳之上，这种关系是极不稳定的。

经纪公司在替偶像打造“人设”时，虽然也会考虑偶像的个人特质，但更多是以市场需求和商业价值为主，可能会与偶像的真实人格大相径庭。许多初期被圈粉的粉丝，可能是被“人设”吸引来的，但是当他们“粉”到一定深度的时候，就会比较在意偶像的真实性，所以一些偶像“塌房”之后，就会出现大规模的脱粉。令他们感到伤心的不一定是偶像的崩塌，更可能是被美好人设打动的自我的动摇。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被精心打造的偶像，他们有可能实现个人意志和造星机制之间的平衡吗？越来越多的偶像“塌房”是否说明了这个机制的脆弱性？

朱丽丽：偶像这个职业，利益和风险同样巨大，偶像自身必须具备这样的意识。他们当然有个人的需求，但这也是获取巨大回报需要付出的代价。所以长盛不衰的偶像自律性都特别强，会自觉牺牲一些个人生活。偶像如果想打破这个怪圈，就需要降低对造星工业的依赖度，如果把自己的声誉、经济回报和影响力都高度寄托在造星体系之上，就得承受体系带来的负面效应。

这个过程其实也是一种粉丝权力网络的博弈，偶像和粉丝之间存在博弈。偶像如果还处于上升期，受体系和粉丝的影响就会比较大；如果已经站稳脚跟，或许可以降低影响。本质上还是取决于偶像本人的实力和影响力。

当然，偶像机制的一些不合理之处，也需要偶像和粉丝共同去打破，反思整个造星工业的商业性。造星工业除了需要遵循国家法律法规，也应该尊重社会主流价值观及公众感知。尤其是偶像工业对青少年有巨大的影响力，更不能以利润为唯一尺度，需要正视青少年成长中正向价值的形塑和引导。这需要社会、公众、媒介、学界的共同关注，形成良性的舆论协商和协同治理。

三联生活周刊：你说粉丝的权力已经迅速崛起和壮大，对偶像的干预也已经深入私人领域，那么粉丝的权力边界在哪里？

朱丽丽：在互联网社会，粉丝的权力已经发生了反转，他们不愿意再扮演痴迷盲从的形象，懂得如何通过集体和网络的力量来表达自己的需求，甚至成为新规则的制定者。但同时边界依然存在，我们看见的所有粉丝活动都跟平台息息相关，平台又受到国家政策的掣肘，2016年以来，国家网信办牵头开展“清朗”系列专项行动，2021年整治重点转为“饭圈乱象”。粉丝权力网络具备毛细血管一般的弹性，粉丝的自我规训有它的试探空间。如果政策或平台给的空间比较大，粉丝愿意扩圈，就会跟爱国主义、商业资本共舞，多方参与公共生活和舆论导向。但如果外界空间缩窄，他们又可以把行为限制在微观政治和日常消费领域。

另一方面，粉丝的控制性虽然有时会深入到偶像的私人领域，但有时也会转向自身。如果偶像不符合他们的期待和想象，他们就会出现大规模脱粉，转身将情感投射到另一个相似的偶像身上，偶像之间的竞争很激烈。粉丝是有选择的，他们其实是流动的，这也是变相地对偶像施压。

“粉丝文化”就像当代社会的一面镜子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说“粉丝文化”的研究是一个问题型学术，研究的对象和问题都在不断变化，当前你关注到的最新问题是什么？

朱丽丽：我最近思考的方向是有关饭圈组织化的协同治理问题，希望通过分析饭圈组织化与平台、媒介、政策之间的多元关系、饭圈组织化对社会主体的冲击和影响，深入探寻多元主体如何协同合作，引导饭圈文化成为健康的青年力量。

随着大众文化工业的发展，有两个节点改变了追星活动，一个是大众传媒的出现和普及，第二个节点是互联网的出现，两者叠加构建起巨大的媒介基础设施，连接起不同的社群，促使追星活动以更广泛、更激烈的方式被社会看见。一开始，粉丝文化只是一个边缘的小众文化，但当它跟流量、资本、社会活动联系在一起后，就破圈了。从早期的“追星族”，到“歌迷”“影迷”，再到“粉丝”“饭圈”，称谓的变化映射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粉丝已经形成非常具有组织力、行动力、影响力的互联网社团。粉丝文化也不再是“圈地自萌”的亚文化，而是越来越主流化，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粉丝和网民的界限已经分不清了。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说粉丝和网民的界限已经分不清了？

朱丽丽：粉丝跟网民的界限模糊了，粉丝文化跳出了亚文化圈，产生了很多不属于亚文化的议题，网络社群的社会动员力量溢出了，搅动社会舆论的力量增强了。比如早期的“帝吧出征”，还有疫情期间“饭圈女孩驰援武汉”，从粉丝社群发动起来的议题有多少普通人参与其中？拿周杰伦粉丝和蔡徐坤粉丝之间的“打榜战役”举例，卷入其中的粉丝和网民怎么划分？况且，粉丝本身也在不停地流动，粉丝到了一定年纪就脱粉、退圈的现象非常常见。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些粉丝会逐渐投入工作和家庭生活，社会经历和压力使他们不能再像青少年时期那样追星。总之，进入平台媒介时代，粉丝进而指代平台账号订阅者甚至平台用户整体（即“网民”），粉丝文化与青年文化、互联网文化逐渐难分彼此，粉丝群体、粉丝文化所扮演的角色和地位也持续上升。这里面有很多模糊地带，都是学术界和社会有待深入观察的问题，才可能做出更清晰的判断。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的观察中，当下有哪些新的“粉丝文化”现象值得大众关注？

朱丽丽：除了青少年粉丝，中老年粉丝很大程度被忽视了。最近塌房的秀才背后就是巨大的中老年粉丝群体，一直以来他们的情感和娱乐都是匮乏的状态，只能通过短视频和虚拟偶像寻求慰藉。这个人群是沉默的大多数，长期不被看见，这也反映了社会人群的隔离。在秀才塌房之前，很多人都不知道秀才的存在，但其实他背后的流量非常惊人。对许多中老年女性来说，秀才是浪漫关系的想象，也是一个情感倾诉的对象，她们中多少人一辈子都没获得过爱情和关注。如果进一步延伸这个话题，她们为什么没有说话的对象？背后反映的又是打工潮带来的家庭结构分崩离析，底层女性长期陷在辛苦讨生活的状态，没有什么机制为她们提供情感支架。

三联生活周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饭圈事件开始被大众关注并议论，这说明饭圈和大众的距离缩小了吗？但其中伴随的不解和困惑似乎也越来越多，你怎么看这种矛盾的现象？

朱丽丽：作为一个小众文化，粉丝文化正在融入主流文化，这是一件好事。一方面，粉丝文化对文化消费和民族工业有推动，比如近年来开始流行的国潮、古风，以前都很小众，但有了粉丝的高度参与后，它们开始被青少年群体热捧，包括以传统文化IP为创意的动画电影、B站跨年晚会、河南卫视的“奇妙游”系列等。在一些性别议题上，粉丝群体也在微博上持续讨论女性生育、职场性骚扰，因为粉丝中年轻女孩占了大多数，她们也推动了这些社会议题的深入。另一方面，大众需要理解粉丝文化并不代表需要无限度地接纳它，饭圈的破圈效应整体上是良莠不齐的。负面表现主要是对舆论生态和文化生态的冲击和扰动，比如饭圈之间的谩骂、恶性竞争等，很多与饭圈文化相关的热搜引发了公众反感和政府管理部门的警惕。

回顾中国粉丝文化研究历程，我们可以感知到一个似是而非的闭环：从20世纪90年代的“病态青年”到2020年前后的“时代之病”“社会症候”，这看似是历史发展的一个循环，然而此病非彼病，不同时期定义的“病”或者“症候”的内涵及语境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所谓病理化青少年，所指对象还是边缘性的少数；后者的社会症候则是指粉丝文化与国家、资本、平台、媒介等结构性要素的复杂缠绕已成为中国当下非常突出的现象，成为与主流社会有重大相关的社会问题。粉丝文化就像一面镜子，研究它就是研究当代，背后映射的是复杂流动的社会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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