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儿为何大额捐赠自家?儿慈会明星项目“冲配捐”调查
为唤起全民参与公益的热情,99公益日的组织者们引入了配捐。(视觉中国/图)
作为一家筹款能力超强的慈善组织,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简称儿慈会)近期陷入配捐风波之中。
2023年9月,柯某孝被指利用儿慈会“9958儿童紧急救助”项目(以下简称9958)骗取大病患儿家庭近千万救命钱,被警方拘押。儿慈会公开声明称,柯某孝并非其工作人员,仅在9958项目河北廊坊团队合作机构中当过志愿者。但争议尚未平息。
多位受骗患儿家长讲述,他们参与了柯某孝发起的“配捐”,将资金打给柯某孝,预期在一段时间后获得高于本金的回款,高出部分为企业配捐。因为这种“配捐”在公益界是一种常态化的操作模式,大病患儿家庭习以为常,所以没有对柯某孝发起项目的真实性产生怀疑。(详见南方周末报道《中华儿慈会志愿者疑卷走近千万救助款,大病家庭再陷配捐骗局》)
然而,患儿家长们习以为常的“配捐”,是不是处于灰色地带的套捐?根据相关法律政策,慈善组织诱导患儿家长自筹款项参与配捐、自捐自用,属于违规行为。
如此“配捐”,儿慈会是否知情?南方周末记者发现,慈善组织管理与运作的缺陷,为配捐异化提供了温床。筹款越多,配捐越多——在一致的目标下,最需要用钱的人们掏出兜里的钱,垫高了慈善组织的筹款数字。
“钱拿不回谁敢做”
又到了每年9月的99公益日,广西人李山(化名)想为罹患白血病的女儿多筹点救命钱。他决定参与“配捐”。
99公益日是由互联网公司联合数百家公益机构、企业、名人共同发起的全民公益活动,2015年9月9日是中国首个互联网公益日。为唤起全民参与公益的热情,组织者们引入了一种国外流行的玩法——配捐。
配捐即配比捐赠,当一个捐赠者向公益机构捐赠一笔钱之后,另一个捐赠者(通常是企业)会随机或按照一定比例向同一个公益机构再捐赠一笔钱。配捐模式的初衷是鼓励公众参与捐赠,按照其本意,包括企业配比在内的捐赠额不应用于捐赠者本人。
慈善法也明确规定,捐赠人与慈善组织约定捐赠财产的用途和受益人时,不得指定捐赠人的利害关系人作为受益人。
但李山没听说过上述规定。2023年99公益日前夕,李山在儿慈会发起的“向阳花守护西部儿童”“困境女童保障计划”“援助困境儿童上学梦”三个公益配捐项目里,各开设了一个“一起捐”筹款链接,并以自己身患白血病女儿的名字给链接命名。
“一起捐”是腾讯公益平台推出的一种公益玩法。用户在公益项目主页点击对应按钮,填写目标金额和发起人信息,便可生成链接。捐赠人打开链接,输入金额即可进行捐赠。随后,这条捐赠信息和对应的配捐会记录在发起人的“一起捐”里,可公开查询。
根据项目公开的信息和执行计划,“向阳花守护西部儿童”的受助者为18岁以下西部省份的困境儿童,“困境女童保障计划”将长期帮扶全国范围内的困境女童,“援助困境儿童上学梦”的目标则是让困境儿童安心上学。
“我这还真不懂。”2023年9月17日,李山听南方周末记者介绍上述三个项目后说,他既不清楚这些项目的援助对象,也不了解自己的行为算不算捐赠。
但此前,9月7日至9日三天时间里,李山通过“一起捐”给这三个项目筹到超过21万元,其中不乏数笔金额3000元、4000元的“捐赠”。按规则,腾讯为此配捐超过2.2万元。
李山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这些“捐赠”都是他自己的钱。“往里‘捐钱’的是一些亲戚朋友,我先把这个钱给他们,再让他们捐到项目里。”
李山坦言,对于“捐”的这二十多万元,他并没有用于援助西部儿童或困境女童的意思,“我们本身都缺钱”。他相信,“捐”出去的和企业配捐的钱,最终都会回到他手里,“(钱)拿不回那谁敢做啊”。
南方周末记者发现,在9月7日-9日三天时间里,一共有1.2万人次以“一起捐”的形式参与了上述三个项目,他们总共“捐”了886万余元,平均每条“一起捐”筹得4.59万元,单笔最大的“捐赠”为1万元。
一位大病患儿家长为“援助困境儿童上学梦”项目发起的“一起捐”链接。(网络截图/图)
自筹、自捐、自用
通过“配捐”,“捐”出去的钱可以“连本带利”拿回来,李山形成这样的认知始于2022年。
当时他正带着女儿在东莞住院。为了给还没上小学的女儿寻医治病,他自称两年里花费至少70万元。他记得那天,身边的病友拿出两千元,让他替自己“捐”进已经开好的链接,同时答题助力(根据平台规则,答题助力有机会得到更多配捐)。病友告诉他,这么做之后,平台会随机配上一笔数额不定的配捐,再“经过一定程序”,病友不仅能得到这笔配捐,“本金也可以回来”。
2023年99公益日前夕,李山加入了一个“配捐群”。他说,该群组织者是9958泰安团队的工作人员,群友称其为“老师”。南方周末记者未能确认组织者是否为儿慈会正式工作人员。
腾讯基金会为所有参加2023年99公益日活动的公益项目提供了2.9999亿元的配捐。根据平台公布的配捐规则,9月7日-9日上午10:00开始,每笔大于1元的用户捐赠,都有可能获得随机金额的配捐。每日配捐金额先到先得,配完即止。它会与捐赠者捐赠的资金一起,转入捐赠的公益项目。
但李山理解的“配捐”显然不太一样。“他(群组织者)是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投,然后我们就开始捐钱。”李山回忆,通过群内病友相互沟通,他了解到只要在指定项目里发起“一起捐”筹款链接,找人捐钱、助力答题,“老师”就可以给他申请“配捐”,本金通过“相关的手续”也能返还。
99公益日开始前,“老师”在群内公布“额度”,他就在群里接龙报名;报上名后他给亲戚朋友转钱;活动当天10点,趁还有配捐额度时,要“尽快去自筹,不然等会就投不了了,链接满了”;活动结束后,再等待返款。
三天内,李山为儿慈会发起的三个项目“捐”了二十多万元,“没有家长问为什么要捐这些项目”。
项目公开信息显示,“援助困境儿童上学梦”在三天内共有54人发起“一起捐”。项目上线两年,已完成筹款目标,筹得435万元。
截至发稿,“向阳花守护西部儿童”已达成500万元的公众筹款目标,除了李山,还有102人发起“一起捐”。“困境女童保障计划”的“一起捐”则有78人参与。
“向阳花守护西部儿童”已达成500万元的公众筹款目标。(网络截图/图)
网络公开信息可以看到,99公益日期间,“一起捐”的链接名称绝大部分都以孩子的名字命名;往往有多个账号重复往一个链接里“捐钱”,单笔金额就达千元;多个名字都出现在了不同项目里。
以孩子的名字命名筹款链接,据称是为了方便后期返款。曾在9958某地方团队工作过的王强(化名)说,99公益日结束后,家长们会把用孩子名字命名的“一起捐”截图发给9958地方分中心的财务人员,由财务人员统计每位家长实际投了多少钱。“一起捐”的页面会分别显示家长自筹的资金和平台配捐的金额。自筹部分会在99公益日结束后返给家长,“这是儿慈会账上的钱”,配捐的部分要等到平台将配捐资金打到儿慈会后,“再通过各地的民非组织或其他途径返给家长”。
王强还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拨付配捐金额时,家长需要向工作人员提供与基金会总拨款金额相一致的发票,“比如本金5万,配捐2万,家长就要提供面值7万的发票给基金会,不然账目做不平”。
“患儿家长提供的发票内容要与孩子的病情相关,住院发票、门诊发票或外购药发票都可以。”王强进一步提到。
9月17日,李山称还未拿到返款。柯某孝事件曝光后,他担心自己投出去的钱回不来。“(工作人员)也没有说什么时候会把钱给我们,出事前说我们把小孩的资料提交过去,就等基金会(儿慈会)给我们回款,但现在这样我们也很慌。”
据南方都市报,曾有此前成功获得“配捐”的家长出示过银行汇款单,付款人为儿慈会。但儿慈会平台传播部主任孙丹丹称,一些家长收到来自儿慈会的款项,并非是因为“配捐”,可能是因为符合9958项目的救助标准,并且地方团队或救助站提交了患儿的信息和情况,评估后符合救助标准,则按照救助流程发放救助款。
腾讯公益在9月13日通报称,柯某孝的行为虽未发生在腾讯公益平台,但基于平台运营规则、行业自律公约及以用户为本的原则,做出以下决定:对9958所有项目暂停筹款,等待官方调查结果。
“团队号召家长大额捐赠”
儿慈会对于李山这样的“配捐”是否知情?南方周末记者获得的一份微信群交流记录显示,正是在工作人员及志愿者的号召下,不少大病患儿家长积极参与了2023年99公益日的所谓“配捐”。
这个群名为“儿慈会项目四部全国分中心核心人员”,人数最多时有七十余人,群主王昱,这一名字正是儿慈会副秘书长、紧急救助部9958救助中心主任。儿慈会2022年年报显示的9958项目工作人员几乎都在群中,此外还有9958各地方团队的“负责人”。
紧急救助部又称项目四部,据儿慈会官网介绍,其下设立9958儿童紧急救助中心。儿慈会2022年年报显示,紧急救助部9958救助中心拥有16名工作人员,是儿慈会人数最多的部门。其下的9958儿童紧急救助项目于2012年成立,系儿慈会的自主品牌项目。这些年来,这个项目在全国搭建了渭南、河南、山西、泰安、石家庄等救助分中心25家。
2023年8月以来,群昵称显示为“9958-曹丽芳”的工作人员在群里频繁分享与99公益日相关的信息和提醒。据微信公众号“9958儿童紧急救助”和儿慈会2022年年报,曹丽芳是儿慈会项目四部主任,还担任9958救助中心的主管。99公益日期间,亦是9958项目的统筹。
8月23日,曹丽芳在群里通知“平台在进行配捐测试”,请工作人员对参与项目进行小额捐赠,体验活动流程。“不建议让家长参与测试,无法确定家长投入的金额,会占用项目剩余的筹款空间的。”
8月29日,她又提醒,“参与患儿注意病种是否与项目相符合,如果未明确病种,项目按照全病种处理,如果项目明确了例如孤独症、早产儿、先心病,请团队在家长选择上对应相应病种,如项目为女童字眼,请团队把关男童不要使用。”
2天后,她给大家分享了对99公益日的配捐规则的理解,如需要好友助力答题“是否答对都有机会获得配捐”,家长可以照着儿慈会的培训资料学习提升公益身份等。
“团队可以直接号召家长大额捐赠,7号当天要完成80%的捐赠。”曹丽芳在群里说。
一位曾经在9958工作过的公益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99公益日当天,许多患儿家长会往多个项目里投钱,平台很大概率会给捐款金额最多的项目配捐最多的资金,“一个好友一天只能给同一个大病患儿家长助力一次,大额捐赠得到最多的配捐”。
9月4日,曹丽芳又在群里通知所有人:“参与99公益的家长,提前给亲朋好友转账。”
9月7日配捐开始前,群昵称显示为“9958平台发展部-许嘉雯”的人(年报显示这一名字职务为“9958救助中心项目官员”)在群里通知,“公益捐赠是自愿无偿的行为,请做好动员规范管理,共同守护行业公信力。”但半个多小时后,群昵称显示为“9958平台发展部贾珍”的人又说,“高配的让家长赶紧冲。”
上述公益人解释,“高配”指的是平台当天的配捐比例比较高,“赶紧冲”是因为配捐开始后,越到后边配捐的金额就会越少,直到当天的配捐额度全部用完。
9月7日19时左右,“9958平台发展部-许嘉雯”在群里发布统计结果,当天项目四部筹了8244余万元,获得配捐561万余元。石家庄团队共筹了2964余万元(含182万元配捐),在17个地方团队中排名第一;泰安团队共筹了1951万元(含116万元配捐),排名第二。
9月23日,南方周末记者拨打了曹丽芳和贾珍预留在公共平台的手机号,均无人接听。
2023年9月7日,“儿慈会项目四部全国分中心核心人员”群内发布的各地方团队筹款排名。 (资料图/图)
“志愿者”,执行费,筹款排名
一天筹款超8000万元,印证了儿慈会近年来留给人们的印象——拥有超强筹款能力。
公开财报显示,有7.14亿元的捐赠在2022年流入儿慈会;这一数字,在2021年是8.38亿元,在2020年是8.34亿元。
其中,9958作为儿慈会的明星项目,在过去三年间的收入分别为3.22亿元(2020)、2.62亿元(2021)和2.27亿元(2022),约占儿慈会年总收入的三分之一。
不过,公开数据没有显示,儿慈会每年的筹款中,有多少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公众捐赠,有多少是为了得到配捐的自捐自用。
2023年腾讯公益规定,99公益日中,募捐机构可以将所得配捐的20%用于组织的运营和发展。这意味着,机构筹款额越高,获得平台配捐越多,最终得到的激励也就越多。
此外,配捐之外的时间段,每个募捐机构最多还能得到200万元的非限定性捐款作为激励金。这部分激励金先到先得,机构可以不将它用于项目执行。9月7日15时30分许,许嘉雯在群里通知大家:“后台非配奖励已达200w(万),不再获得新激励。”
此次配捐风波中,儿慈会声明,从未委托过柯某孝个人为9958项目募集资金,柯某孝并非该会工作人员,而是9958廊坊团队合作机构的志愿者。但王强和上述公益人都表示,这样的人员合作机制在儿慈会普遍存在,不少以“9958工作人员”名义组织筹款的人,都不是儿慈会正式工作人员,但他们在筹款时拥有较大权限,也背负筹款压力。
王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己进入9958某地方团队任工作人员后,没有与儿慈会或者该地9958救助中心签订劳动或劳务合同。他说他平时的工资由当地的民非组织或企业发放,周围的同事也是这样的情况。某种意义上,王强的身份和柯某孝一样,也是“志愿者”,但在对外宣传中,他被称为9958某地团队的运营专员。
但王强也难以算做严格意义上的志愿者。按照《志愿服务条例》,志愿服务应遵循无偿原则。曾有法律学者提出,给患者筹款、收取执行费的行为更像外国慈善救济中常见的专业筹款人,只是国内现行筹款制度不完善,各方才把这一群体称为“志愿者”。(详见南方周末报道《“筹款志愿者”的“配捐”疑云》)
在9958工作的几年间,王强觉得自己“像搞业务一样”。如果只做本职工作,每月收入不会超过4000元,若要更高收入,就需要找到更多大病患儿家庭,以“志愿者”的身份帮助他们在几个互联网平台公开筹款。王强将上筹款链接形容为“上项目”,自称可拿到筹款总额3%甚至更高的执行费,但其未出示转款凭证。
与无特定受益人的公众捐赠相比,大病患儿家长有更强的募捐动力,能够帮助“志愿者”更快达成筹款目标。事实上,柯某孝本人可能也是大病患儿家长,互联网上可查询到他2021年为患血癌的孩子筹款的信息,和他作为收款人、某慈善组织作为付款人的银行出账回单。
“有的家长很可怜,为了上筹款项目都会跪下来求你。”王强说。
甚至不同团队间也会对着抢“生意”。前述在9958工作过的公益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此前在一家肿瘤专科医院对接一位大病患儿,已经收集了患儿资料,准备第二天给患儿拍照、写筹款文案、上传网络,“结果第二天家长不让我去拍了,还问我要走了之前(同意机构)公开使用孩子照片的授权书。后来才知道是其他团队的人把这个孩子抢走了。”
9958内部也会进行团队筹款排名。
2023年8月20日,群昵称显示为“9958新媒体~孙硕”的人(年报显示这一名字职位为“9958救助中心项目官员”)在工作群发布了8月11日-8月18日各地团队在快手平台做项目筹款金额时的排名:北京团队筹款5.1万元,贵阳团队筹款5320元,安徽团队筹款3326元,兰州团队筹款1912元,泰安团队筹款801元。
“和其他团队老师还差的(得)有点远。”群昵称为“泰安团队蒙蒙”的人在群里说。
9月9日,2023年的99公益日即将结束。许嘉雯在群里通报了9958项目三天来的数据:三日获得总筹款超1.34亿元,获得总配捐超1181万元。她还附上各地方团队总筹款由高到低的排名图:石家庄团队排名第一,筹款超3640万元;泰安团队排名第二,筹款超2804万元;渭南团队排名第三,筹款超2736万元;山西团队排名第四,筹款超2074万元。
“感谢活动期间各位老师们的努力,老师们辛苦啦。”许嘉雯在群里说。
南方周末记者未能从公开途径查询到9958设立的地方团队名单,但根据上述聊天记录,至少有石家庄、泰安、山西、广东、上海、渭南、青岛、兰州、保定等17个团队。
模糊的信息公开
儿慈会从9958诸多项目中筹得的资金如何使用,按规定需要公开,但公开程度不一。2020年女大学生吴花燕之死,就曾让9958陷入信息公开程度不够、超龄救助的争议。(详见南方周末报道《“吴花燕之死”引发公益人士反思》)
模糊的项目信息公开,为捐赠和配捐资金回到李山们手中创造了便利。
以李山参与的项目为例。李山在9958泰安团队的组织下“捐”的三个项目中,“向阳花守护西部儿童”“困境女童保障计划”尚未进入执行披露期,“援助困境儿童上学梦”(简称“上学梦”)立项已近两年,目前披露了项目进展、财务等数方面内容。
公益项目的信息公开与其本身的帮扶范围有关,如医疗救助类项目应公开受助者的名单和病种,医疗机构的信息以及救助标准。但“上学梦”现有公开信息与它本身的帮扶目的存在矛盾之处。
其项目介绍称,“捐赠10元,能够支持一名孩子买上一份学习用具。捐赠50元,能够支持一名孩子部分生活费”。但其2022年的财务披露明细表写明,给受助者拨付的206万余元,全部为受助者的医疗补贴,且未公布相应的生活补贴。
“助学项目给的是学费,财务上通常会记作‘生活补贴’,除非救助的小朋友要同步做医疗救治。”恩友财务联合创始人周早英感觉自己难以理解这份明细表出现的问题。
“上学梦”在腾讯公益平台公开了2022年的财务支出发票,6月、10月和12月,儿慈会给泰安市圆梦公益事业发展中心(简称泰安圆梦)分别拨付了339万元、163万元、27万元,并注明有近129.2万元来自“上学梦”项目。儿慈会2022年审计报告也显示,泰安圆梦作为“大额支付对象”,接收了中华儿慈会一笔128.7万元的救助活动费。
但“上学梦”公开介绍的执行方是9958北京向阳组救助中心,南方周末记者并未发现泰安圆梦与之存在公开业务关联。
儿慈会拨给泰安圆梦的发票信息显示,泰安圆梦的复核人与收款人都是李蒙蒙。根据泰安圆梦2022年年报,李蒙蒙是机构的理事长,游国保是行政负责人。按9958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内容,上述二人同时也是9958泰安团队的主任。南方周末记者还发现,李蒙蒙的微信昵称、头像与上述儿慈会工作群中“泰安团队蒙蒙”的一致。
9月23日,南方周末记者拨通了李蒙蒙的电话,对方称不接受采访,拒绝透露这笔拨款具体的性质和去向。南方周末记者拨打了儿慈会平台部、传播部和儿童紧急救助的热线电话,均无法接通。
“李蒙蒙作为9958泰安团队的主任募集了资金,同时也作为泰安圆梦的法人代表执行这个项目,从乐观的角度说,‘上学梦’是一个全国性的公益项目,她如果熟悉泰安的情况,在当地可以执行得更高效。”周早英说。但从悲观的角度来看,“项目不够公开、难以解释的信息,可能导致公众对公益行业的信任危机”。
发票显示,2022年6月,儿慈会向泰安圆梦拨款339万元。(网络截图/图)
假配捐伤害了谁
“捐赠必须是自愿、无偿的,如果家长以返还捐款、获取配捐资金为前提,往公益项目里投钱,就连捐赠都算不上。”上海复恩社会组织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理事长陆璇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
有观点认为,一些大病患儿家长也是需要公益救助的对象,以自捐自用的方式套取配捐资金无可厚非。但陆璇不这样看。
“非常恶劣。”陆璇分析,慈善组织的公益性决定它的使命宗旨是要帮助社会中不特定的对象。项目工作人员如果鼓励大病患儿家长往项目里捐钱才安排拨款,就成了帮助“特定对象”,除了构成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套捐行为之外,也违背了一个慈善组织的公益性,不符合慈善法规定的项目受益人选择应遵循的“公开、公平、公正”原则。这可能让更需要救助的困难人群得不到救助资金,也让慈善组织的整体社会评价受到贬损。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马剑银同样不认为“先往公益项目投钱,再从基金会拿钱”的行为属于捐赠。“这是为了套取配捐而进行的虚假捐赠,如果证据链完整,就是一种‘骗捐’。”马剑银分析,这个行为中被骗者是拿出资金来进行配捐的主体,“他们可以向组织方追究责任,也可以向民政部门举报。”
需要找公益机构求助的大病患儿家长往往收入有限,也不具备强有力的社会关系,可能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一位研究社会组织的法律专家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这一群体如果得知可以通过机构做“套捐”,会有非常强的参与动力,“因为会觉得自己是受益人”。
但这种行为会伤害更多潜在的、同样需要帮扶的对象,让其他困难群体得不到本可能属于他们的公众支持。另外,也会使资源本就匮乏的公益机构难以发展。业内普遍呼吁,慈善募捐应该坚持募、用分离。
2023年9月4日,曹丽芳曾把一份名为《儿慈会99公益日自律公约》的文件发到上述工作群中,并要求各团队负责人签字、按手印。
这份自律公约第七条写道,“杜绝任何形式的套取配捐行为”。如有违反,“将承担因此产生的所有责任及后果,接受中华儿慈会对此的一切处理”。
“发了内部规定,机构就没有管理责任了吗?”陆璇分析,即便各地团队的工作人员与9958不存在直接的劳动或者劳务关系,但这些人实际上已经为9958提供了服务。通过机构间的资金往来,可证明几个主体之间存在一定的合同关系。“如果9958的地方团队犯了错,到头来只是让地方团队自己承担责任,说不过去。”
南方周末记者 汪徐秋林 南方周末实习生 柯愉乐 张婧怡
责编 谭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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