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宏 “优质偶像” 人设崩塌背后的三重危机

图源 | 网络

作者 | 刘大为 郭瑞

来源|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

原标题 《生产、维持和崩塌:明星人设的三重逻辑》

已获授权

01

问题的提出

娱乐文化的速食主义使极简化、标签化的明星人设成为多方建构的产物，而内部的张力却使“人设崩塌”事件层出不绝。2019年初，翟天临学术造假事件致使其“学霸”人设崩塌；许志安、张丹峰“出轨门”事件使其“好男人”人设崩塌；赵立新因发表触犯爱国底线的不当言论使其“高知戏骨”人设崩塌；王源公众场合吸烟使其乖巧阳光的大男孩人设大受影响；2021年末，“王力宏事件”仍在继续......这些“人设崩塌”事件不仅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也影响着社会群体特别是青年群体的认知，需要对其加以深入分析和探讨。

1. 人设：社会建构的象征性符号

所谓明星人设，主要指明星传达给大众的整体形象，是一种社会建构的象征性符号。这一象征性符号建构的主体具有多元性，人设是明星和资本主观包装、刻意营造的结果；是社会大众因明星个人习惯、性格或特别成就而给予的社会标签；也是粉丝将明星在影视作品或舞台中的虚构角色与个人现实生活相结合而形成的情感转移；甚至是资本、传媒、明星和粉丝多方互动的结果。然而对于明星人设，无论是主观建构的结果还是客观形象的反映，都在本质上赋予了具体的人以抽象的意义，使之具有符合大众审美的符号价值。

2. 粉丝：人设制造的第三种权力

中国明星人设始于娱乐文化大众化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香港娱乐文化流入内地，“玉女”“天王”等明星标签开始盛行，由此成为明星人设营造的初始阶段。这一时期，明星人设的营造因社会包容性不强而更多地成为一种迎合大众主流审美的文化意趣。但到21世纪初，明星人设的营造开始表现出多元化、个性化的特征，挑战主流审美的明星人设开始出现，由此开始进入“全民人设娱乐化”的新阶段。而后，伴随社会生活网络化的进程以及网络粉丝社群的兴起，特别是2015年以来粉丝文化的发展，使明星与粉丝互构的“老干部”“学霸”“锦鲤”等更符合粉丝群体想象和社会预期的人设开始出现，由此进入“粉丝人设建构”的新时期。

“粉丝人设建构”不同于“全民人设娱乐化”，因为人设建构的主体不再是自上而下的资本和传播媒介，而是自下而上的粉丝需求。而互联网，特别是社交网络，如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的兴起，为粉丝参与“明星人设”的制造提供了平台和工具。同时，基于网络而形成的网络粉丝社群不仅加强了粉丝的凝聚力和行动力，也增强了粉丝对于粉丝社群文化的认同，从而能够集体演绎出符合粉丝偏好的明星人设。

3. 人设崩塌：粉丝认知危机

在娱乐资本、大众传媒和粉丝的参与下，明星人设开始呈现出丰富性和精细化的特点。人设的形成不再仅关注明星的形象、表演、作品等公共背景性资料，还包括明星的人物性格、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等荧幕之下的社会信息。但是，明星人设作为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是明星、娱乐资本、大众和粉丝多方力量共同互动的结果，亦存在“人设崩塌”的风险。所谓“人设崩塌”，即指明星传达给大众的整体形象与大众对明星的形象认知间存在矛盾关系，由此导致其形象定位失败。

来源：李靓蕾Jinglei微博

02

人设生产：

社会角色建构的内在张力

1. 社会角色的认知张力

人设作为一种社会角色，是一种社会标签的外化，内隐某种固定的社会规范和伦理价值，因此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明星人设一经设定，经明星演绎和大众传播媒介渲染，即固着在明星的行为模式中，被粉丝和社会大众所感知、认同。但是，明星人设是一种功利性社会角色，不同于表现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的表现性社会角色，其以追求效益和实际利益为目标，随着市场环境和资源变化而变动的可能，也存在明星不能胜任或不适应所建构角色的可能。例如，一直营造“博士学霸”人设的演员翟天临，因为不知“知网”为何而导致“博士学霸”人设崩塌。人设的相对稳定性与明星所需人设的变动性矛盾，造就了明星人设崩塌的可能。

2. 社会角色的扮演张力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习惯于接受快速、快消的信息，进行快速的信息输入和内容输出。“人设”就是一种被刻意编写的利于有效沟通的砝码，它将个人身上的信息浓缩成一个简短的标签，用于快速传播，以形成一种能够被快速记忆的符码。随着娱乐文化的工业化和商业化发展，推崇明星社会角色专门化、明星形象类型化的明星人设已成为“明星制造”的重要环节。明星要迅速获得社会大众关注、大众媒介报道、娱乐资本投资，就需要用“人设”来凸显个人特征进行自我标榜。

因此开发出辨识度高、关注度高、受欢迎的“人设”，就成为娱乐工业产业合理化和系统标准化的运行逻辑。明星若具有高度概括力和辨识度的标签，就能获得相应的市场资源和社会关注，像“硬汉”吴京、“鬼马精灵”周冬雨、“雨神”萧敬腾等。但当明星被人设化，意味着明星只是一个碎片化的存在，不再具有整体性的人格诉求和完整的角色形象。这种标签化的角色很多时候与明星真实的自我不全面、不客观、不真实，短时间可能会获利，但从长久来看，存在潜伏危机。

在福柯的规训理论中，规训是一种内化的不自由险境，真实之处，方有自由。明星人设作为明星行为的一套“面具”和“枷锁”，限制了其对真实自我的展现，从而绑架了真实的自我。人设的崩塌，其实就是真实自我和这套“面具”及“枷锁”对立的结果。

03

人设维持：

明星、传媒和粉丝的张力

1. 明星：人设维持的前台与后台张力

在戈夫曼的戏剧理论中，其认为，人们为了在社会舞台中进行表演，区分出了前台和后台。前台是一种有意识的表演，即观众能够看到并从中获得特定意义的表演场合，而表演者也知道被观众所观看，呈现的一般是能够被社会接受和认同的形象；而后台则是相对前台而言的，是为前台表演做准备或掩饰在前台不能表演的场合，因此后台是不让观众观看且限制观众与局外人进入的舞台部分。一般情况下，人们会把他人或社会不能或难以接受的形象隐匿在后台。戈夫曼在前台和后台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人们不能将前台的行为用于后台，也不能将后台的行为在前台表演，否则即会引发角色混乱。

明星人设其实是一种明星在前台的形象，人设的维持需要明星分清前台与后台并维持在前台的角色形象。但是伴随社会生活网络化的进程，特别是社交网络和自媒体等网络技术的发展，社会大众逐渐获得挑起后台幕布的“竿子”，能够偷窥明星在后台的行为和形象。由此明星所扮演的角色从前台延伸至后台，虚拟和现实的界限被打破。前台和后台界限的模糊一方面导致明星不同角色间的张力，另一方面也导致明星在后台面对观众的自我焦虑，由此造成人设崩塌的潜在危机。

而互联网的发展在模糊前台和后台界限的同时，也在不断挤压前台的空间，使后台的面积不断扩大，甚至影响明星在前台的表演。互联网使社会大众获得了解明星的机会，使其可以进行更为直接的沟通，从而大大缩短了和明星之间的社会距离。例如一直扮演“老干部”的靳东，一直在前台表演的是稳重谦逊、博学有才、睿智多金的精英人设。而社会大众却通过微博等社交平台观察到其在后台的知识局限和刻意表演，从而引发对其前台表演和形象的质疑，从而导致其人设崩塌。

2. 传媒：人设维持的编码与解码张力

在泛娱乐化的新媒介时代，传媒成为大众文化控制的重要工具，掌握着对符号进行编码的权力。明星人设，如同信息流通一样，也经过生产、流通、消费和再生产的过程，而这也有赖于传媒这一信息传播的技术工具。首先，传媒将明星和娱乐资本生产的人设重新编码以有利于人设的快速传播。因为明星人设需要被符号化，“一个‘未经加工的’历史事件不能以这种形式通过电视新闻来传播。事件必须在电视话语的视听形式范围之内符号化......事件在变为可传播的事件之前，必须要变成一个‘故事’”。因此，传媒通过编码建构了明星人设，这种建构不是来自对明星的全面认知，而是完全由明星人设这一符号所包含的意义和想象来进行建构。这种建构使明星人设虽然有利于媒介快速传播，却失去了对明星这一个体更为人格化和多元化的解读。

其次，传媒也将社会受众接受和生产的人设重新解码。霍尔认为，大众文化是被压迫者文化和被排斥之阶级反对权力支配的竞技场，受众并不是媒介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在主导符码的范围内对编码进行积极的解码。“流通和接受在电视传播中实际上就是生产过程的‘环节’......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电视信息的消费或接收本身也是电视生产过程的一个‘环节’”。因此，虽然明星人设是明星和娱乐资本通过传媒进行的编码，但是社会大众也能对这一编码进行积极的解读，通常，作为一种反抗，这种解读往往与编码遵循着不同的逻辑。

在对人设的编码和解码间，符码也许并不是完全对称的。对明星人设的理解依赖于明星、资本、传媒、受众之间建立的对称关系。但是，他们之间关系与地位的结构差异在对明星人设这一符码转换和脱离话语形式这一环节中被“扭曲”和“误解”，造成人设崩塌。

3. 粉丝：人设维持的保护与抗争张力

粉丝是明星的仰慕者或追随者，伴随中国垄断性娱乐体制改革和大众传播媒介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粉丝不再仅仅是被动接受明星相关信息的接受者和消费者，而成为参与明星生产、传播和营销的策划者，成为明星人设维持的重要力量。

首先，粉丝是明星人设维持的保护者。明星人设是明星的一种社会标签，代表着明星的特点或性格。一方面，明星人设有利于明星拉近与粉丝或社会大众的距离，迎合社会大众的社会期望。另一方面，明星人设作为一种商品，具有非常重要的商业价值。而粉丝，作为与明星具有拟态亲密关系的群体，参与明星的生产制造流程，是明星人设维持的保护者，并通过对明星人设的保护为明星的职业发展提供更多的资源渠道和发展机会。

其次，粉丝是明星人设维持的抗争者。正如詹金斯所言，粉丝是主动的消费者、熟练的参与者，是从借来的材料信息中建构自身文化的“游猎式的文本盗猎者”。作为一个文化上边缘、社会上弱势的个体，粉丝往往从完整的作品中进行积极的攫取，以形成属于他们的参与性文化。因此，虽然明星、娱乐资本和传媒建构了明星人设，粉丝也在积极保护明星人设的完整性以帮助其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机会。但是粉丝作为积极的盗猎者，往往比普通受众更关注也更有机会获得与明星相关的讯息，而这些讯息存在与明星既有人设相左的可能。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粉丝即成为明星人设维持的抗争者。

04

人设崩塌：

娱乐造星模式的张力

1. 明星：人设支撑下的职业发展危机

如前所述，人设是明星的一种标签，影响着明星的商业资源和发展机会，进而关系到其职业发展历程。人设运作良好，可以使明星获得与之相对应的影视作品、广告代言，也可分享粉丝经济的发展红利；若人设运作失败，则会使明星失去观众信任，并进而导致媒介曝光，丧失职业发展资源和机会。例如，一直以“文雅好男人”和“雅痞大叔”人设示人的演员吴秀波以国内“顶级电视剧咖”而备受宠爱。基于此，吴秀波创办了6家控股企业和10家关联公司。但2018年人设崩塌后，先是吴秀波经纪公司—光线传媒一天损失2亿多，而后多家广告商与吴秀波解除了合作关系，职业发展陷入危机。

2. 粉丝：人设支撑下的社会认同危机

在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的今天，粉丝文化和粉丝社群的出现被认为是个体化社会中青年以兴趣部落和集体情感为纽带，应对传统共同体消解重建情感共同体的努力。因此，明星成为这一情感共同体的核心，被粉丝寄予美好生活的想象和特殊情感的寄托。通过粉丝及粉丝社群，明星被粉丝“赋魅”，其符号化的人设即具有了符合粉丝期待和大众认同的形象，粉丝对这一形象产生情感投射，以获取情感寄托和认同归属。

然而，被粉丝建构的明星人设需要与明星本人的真实性格、地位、偏好相一致，基于粉丝集体想象的明星人设因与明星社会距离较大而容易导致所建构人设的崩塌。而这一人设的崩塌，对粉丝将产生重要影响。首先，明星人设的崩塌会导致粉丝对明星人设背后社会规范和伦理价值的质疑。明星人设作为一种社会标签，背后是一套关于这一人设的社会规范和伦理价值，它们通过明星的行为而被社会大众，特别是被粉丝认可、践行。然而，明星人设的崩塌会使粉丝自我怀疑和否定，质疑人设背后的社会规范和伦理价值。例如，一直以“模范老公”“宠妻模范”示人的演员文章，在人设崩塌之后，引起了粉丝和大众关于两性关系的探讨，进而追问“何为模范老公”等议题，甚至有人对“姐弟恋”提出质疑。

其次，明星人设的崩塌会导致粉丝社会认同的危机。粉丝是狂热的消费者，通过消费行为与明星建立起某种拟态亲密化的情感关系，来寻求认同和归属。而明星人设的崩塌是对其既往行为和价值的全盘否定，寄托在人设之上的文化、群体和认同因失去了人设这一附着物而逐渐丧失。在粉丝群体类型中，有一种专门恶意抹黑明星的粉丝，被称为“黑粉”，他们用显微镜寻找明星的缺点与不足，恶意挑拨明星之间或明星与粉丝之间的关系。实质上看，黑粉即是一种因所期望明星人设与明星具体行为之间差异而形成的一种认同冲突的产物，认同的缺失导致了行为的失范。

3. 社会：人设支撑下的社会失序危机

一方面，明星人设是某一特定社会角色的扮演者，角色背后的社会规范和伦理价值是社会得以良性运行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作为社会公众人物的明星代表着社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是社会秩序得以维持的践行者和守护者。而明星人设的崩塌，将会引发人设背后社会角色和社会价值等社会秩序的混乱，从而引发社会失序的危机。

明星人设的崩塌或因娱乐资本形象定位的失败，或因明星印象管理的失败，但更多的是因挑战社会规范、扰乱社会秩序而形成的崩塌。这种人设崩塌是触犯国家法律、或违背社会道德的结果，容易引发社会群体的集体愤怒。例如，“不知知网为何物”的学霸人设翟天临，因存在学术造假的行为而造成人设崩塌，并进而引发社会关于教育公平、社会公平等问题的探讨，甚至质疑教育和学术的科学性、客观性和公正性，引发社会失序的危机。

05

总结与讨论

本文以明星人设崩塌作为研究的切入点，从人设生产、人设维持和人设崩塌三个方面论述了作为社会建构物的明星人设所存在的内在张力。具体说来，人设作为一种社会标签的外化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而以追求效益和实际利益为目标的明星产业，存在不能胜任或不能适应这一社会角色的可能；同时社会大众的角色期待和明星个人对角色的认知的偏差即会导致人设崩塌。

在人设维持阶段，明星人设是其在前台的表演，在传媒无孔不入的网络时代，明星人设的维持需要将前台的表演和后台的行为统一起来，才能保持人设的完整性和统一性。而前台与后台的距离以及之间界限的模糊，导致明星不同角色间的冲突，并可能引发明星在后台面对观众的焦虑，从而引发人设崩塌的潜在危机。

在人设崩塌阶段，明星人设的崩塌不仅使明星面临职业发展的危机，也使粉丝面临社会认同危机。对明星来讲，人设是人的延伸，需要建基于真实的符码之上；对粉丝来讲，共同体营造和情感寄托需要建基于真实的社会关系之上；对于传媒来讲，传媒要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对有损社会秩序和伦理规范的人设崩塌事件进行有序引导，舒解潜在冲突。最后，政府需要加大对公众人物违法行为的惩治力度，增加其犯错成本，以发挥其应有的模范带头和道德教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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