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社会，演员未必能品尝到鱼翅，然而，在这个世界上，吃粉丝的人总是远多于吃鱼翅的人。只要能够抓住人生发展的方向，一些演员依旧会继续吃粉丝，而那些及时转变的人早已尝到了鱼翅的滋味。
我们经常将香港与内地的影视市场进行比较，尤其是香港几百万人口的市场与内地十几亿人口市场的差距。表面上，这种对比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但对于不熟悉行业的外行人来说，观察社会整体发展趋势以及不同区域的文化特色也应当纳入考量之中。
经济增长趋势与人均收入水平，也是我们讨论的一个重要维度。再谈到香港与内地影视行业的此消彼长时，我脑海中不禁浮现出新加坡：作为一个被调侃为“坡县”的地方，尽管其影视产业几乎微不足道，但新加坡依然是一个高度发达的经济体。它以金融行业为支柱，凭借马六甲海峡的地理优势，经济蒸蒸日上，不需要太过强调文化产业的整体收益减少是否预示着“末日危机”。
因此，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些新闻报道中的忧虑，在某些地区来说，可能根本不值一提。就拿大约一周前，香港演员鲁振顺在TVB内部会议上的发声来说，他希望高层能“珍惜老人家”。这番话回响着TVB从成立至今饱受诟病的一个问题——演员薪酬偏低。
如鲁振顺所言，有时候全职洗碗工的收入都比他要多。事实上，在香港，像鲁振顺这样曾是TVB签约演员的艺人，许多人转行或兼职副业已经成了常态。例如，女星陈思齐在街头卖鸡爪，女演员梁珈咏在商场卖首饰，沈震轩开网约车，而戴耀明则在茶餐厅做服务员。这些演员都是曾经的港剧明星，如今面临片约减少、收入减少的现实。在这个行业中，尤其是香港的影视行业，由于市场萎缩，老演员和新演员能够拍的戏剧越来越少。
冷知识：香港一名洗碗工的时薪大约是40港币，而像鲁振顺这样的资深演员拍一部戏的时薪却可能只有32港币。这意味着，如果鲁振顺选择转行做洗碗工，他可能真的能赚得更多。即便如此，我们仍需要突破这一狭隘的认知——如果演员没有戏拍，难道就真的是没有出路了吗？
关于TVB的薪酬问题，大家并不陌生，早期的邵逸夫和方逸华对成本的压缩达到了极致。坊间流传着一些幽默的故事：例如，某剧组拍戏时申请购买100个馒头，却被驳回，理由是公司食堂的馒头更便宜。甚至有传言，方逸华拒绝为吊威亚的道具付款，因为“吊威亚拍出来看不见线，不能算钱”。这种“节俭”的风气根源于香港回归前影视剧市场较小，尤其是电视剧的主要观众群体仅为几百万香港市民。电影稍微好一点，曾经还依赖台湾、日本、东南亚等地区的市场，但如今，市场环境显然不同。
市场体量有限意味着成本压缩，包括演员薪资的压低。蔡少芬在当红时，拍一集TVB剧集的酬劳也不过几百港币。当然，也有不少演员在打响名气之后，选择了离开。而TVB的总经理曾志伟几乎从未在自家拍剧，这本身也很反常。
再回到鲁振顺的呼吁。从他的个人发展和拍戏经历来看，我并不认为他有多惨。作为曾经的港剧观众，我对这些老演员多少有些了解。鲁振顺，像很多演员一样，几乎只活跃在电视剧圈内。这与内地的演员不同，香港的明星往往不仅拍电影，也拍剧，甚至主持节目或做综艺。在那个时代，香港娱乐圈的明星们都是多面手，周润发、周星驰、四大天王等人物，几乎无所不做。相比之下，日本的艺能界则显得死板很多，演员与歌手严格区分，各自做各自的事。
在任何行业内，一个人不活跃，通常有两个原因：一是得罪人，二是能力有限。鲁振顺显然不太可能得罪人。如果他对TVB有所怨言，也许他会说“做熟不如做生”，这可以理解为他觉得舒适圈更适合自己。
然而，在一个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行业中的每一个人都无法过于守旧。今天的TVB已不再是1960-1970年代的合家欢模式，原因很简单，一是艺人按计件收费，综艺节目录制频繁，支付的薪水更多；二是节目录制周期紧张，员工的压力大，情绪也难免波动。
当市场逐渐缩水，TVB等内容生产平台开始面临和内地影视圈一样的问题——内容要给谁看？流媒体的冲击让今天的观众与1997年前的观众截然不同。因此，像鲁振顺同时代的演员车保罗也转行做保安，之后受邀到内地拍戏，马国明也曾感叹在内地拍戏一个月的收入能顶他在TVB拍半年。而一些年轻艺人，如佘诗曼、胡杏儿、林峯，在内地也有不错的表现。
问题来了，如果鲁振顺不愿继续在TVB发展，也不想去内地发展，他还能做些什么呢？
几年前，某个顶流网红的婚礼邀请了42位明星，包括成龙、张柏芝、王力宏等。这个婚礼让人感到意外，因为“网红”这个身份依然存在褒贬不一的声音。为什么这些明星愿意去呢？是因为“给得太多”吗？
事实上，香港的市井文化中有一个“捞”的核心概念——并非不择手段，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取生存权益。比如香港的很多人白天做客户经理，晚上去夜总会卖门票，这样的“双职工”现象非常普遍。对于TVB的演员而言，演戏仅仅是谋生的一种手段，不少演员都进入这个行业时，心里并没有固定的演艺追求。
由此，香港演员的副业也就顺理成章了。在香港，地方小，人口多，市场有限，演员们也会利用闲暇时间发展副业。这也是很多老演员的自然选择。同时，行业内的“淘沙”也在继续，一些演员年轻时转行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曾主演《鉴证实录》的女演员陈慧珊就曾做过英语教师，古天乐版《神雕侠侣》中的“郭襄”李倚红现在在加拿大当护士。
相比之下，香港这些从事金融、保险和贸易行业的人，收入普遍较高。于是，“不做演员就很惨”的观念开始逐渐被误解。就像任泉，他在退出演艺圈后成功开设了火锅店。
当我们审视这些转行的演员，不难发现，他们的积蓄和人脉帮助他们拓展了副业。而对于那些未能转型的人，正如每年从艺术院校毕业的学生一样，大多数人最终都会在另一个行业找到自己的位置。毕竟，演员只是职业之一，生活中的选择是多样的。
总而言之，在一个多元化发展的社会里，演员的“命数”并非注定。每个人都可能经历职业的转型和再发展，只要有能力，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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