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行数千年！古代人与现代人，究竟谁更爱读书？

原标题：盛行数千年！古代人与现代人，究竟谁更爱读书？

阅读，是现代社会的普遍需求。其实，中国古代读书风尚由来已久。“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更是成为宋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价值取向。古代社会读书风气为何能盛行几千年？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启示？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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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不绝的古代社会

夏、商、西周时期，教育被官方垄断，典章文物为王室专有，读书范围基本局限在掌管典籍文化的官吏和享有受教育权的贵族子弟，构成了上古三代最初的数量有限的读书人群体。这种状况显然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于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教育文化下移的趋势不可阻挡，孔子提倡“有教无类”，正是适应这种历史趋势和更广大人群读书的需求之举。一个典型就是“中牟鄙人”甯越，草野之民“而从学问”，勤读苦学十五年，“为诸侯师”，成为周威公的老师。正是随着私学发展，读书群体进一步扩展，读书开始成为普遍的社会风尚，在此基础上士阶层的兴起，成就了先秦文化繁盛象征的“百家争鸣”。当然，在这样的社会转型期，作为读书主体的先秦诸子表现出多样的文化价值取向。儒家主张读书明道的坚定的道德信念，强调“士志于道”的高尚道德情感，也塑造了他们坚定的读书意志。孔子就有勤读《周易》，致编缀的皮条多次断开，而成“韦编三绝”的读书事迹。墨、法、纵横诸家主张虽不尽相同，但都倾向事功实利的价值取向。典型代表有苏秦，他家境贫寒，被兄嫂、妻子耻笑，于是昼夜勤读，困怠时引锥刺股，最终取六国相印，荣归故里。

秦朝建立后，推行极端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不惜焚书坑儒，并以《挟书律》打击意识形态方面的异己力量。当时民间仅能流传一些识字文本、法律律令和日用医药、卜筮、种树等有限种类的书籍，人们很难接触其他的读物，这种文化愚民政策也是秦“二世而亡”的原因之一，几乎中断先秦文化的繁荣局面，但却无法中断读书之风，人们冒杀头危险、千方百计也要将典籍传下去，保留文化火种，才有后来汉代文化的复兴。

西汉在初期70多年奉行黄老学说，在摇摆中实行了一定程度的文化宽容政策，儒、墨、道、法、阴阳、纵横等先秦著述重行于世，读书风尚重又活跃起来。汉武帝时，“罢黜百家、尊崇儒术”，更推动读书、注经、立说成为社会风气的主流。西汉一代，勤奋读书的事例可谓俯拾皆是。司马迁完成鸿篇巨制《史记》，就是广罗博览之典范。与苏秦并列“悬梁刺股”主角的孙敬，“好学，晨夕不休”，终成西汉时期的大儒。董仲舒“三年不窥园”，“言专学也”，成就一代大儒。东汉时，光武帝刘秀及其子孙推行“偃武修文”的政策，教育与文化的宽松程度不亚于西汉，士人与民间的读书风气长期得以保持。刘秀同窗朱岑一家五代，处新莽乱世，至光武中兴，仍世世为学，朱穆更是读书专注，或丢失衣冠，或跌落坑中，而不自知，其沉思好学，被誉为“兼资文武，海内奇士”。武将也重视读书，一代名将班超亦常“涉猎书传”“为官佣书”。汉代卓越而丰富的科技成果，显然与这一时期读书向学的风气密切相关，蔡伦、华佗、张仲景等能取得享誉古今的成就，勤读、苦学是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战乱不休、政治混乱，但无论是高门大族还是寒门士族，均重视读书学习，这也是在魏晋乱世，文化得以延续甚至异样繁荣的深层原因。这一时期，门阀士族非常注重读书家学传统，而出现三国曹氏、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南梁陶氏、南梁萧氏、北魏拓跋氏等世代书香门第。而寒门士族更是视读书勤学为终身志业，“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吕蒙，已是手握重权的武将，仍以吴主孙权要求自励，坚持读书以增益才智，可见读书对时人之重要。而东晋孙康映雪、车胤囊萤等典故流传不绝，反映当时和后世对读书人勤奋刻苦的精神品质的褒扬。车胤“以寒素博学，知名于世”，孙康建映雪堂，后世子孙能不忘初心，故后人中仍有孙思邈等典范。值得一提的是，汉代以来受三纲五常等规制影响的教育单一化格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被打破，出现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女性读书者的形象。著名才女蔡文姬，遍览其父蔡邕藏书四千多卷，并能诵四百余篇，“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成为古代女性文学家的典范。

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确立，极大地激励了崇尚读书的社会风气，即使在政局动荡之时，读书向学的风气也没有消散，正如杜荀鹤《题弟侄书堂》诗云：“何事居穷道不穷，乱时还与静时同。家山虽在干戈地，弟侄常修礼乐风。窗竹影摇书案上，野泉声入砚池中。少年辛苦终身事，莫向光阴惰寸功。”尤其是中唐以后，随着国子学的衰落，诗书之风散播民间，读书山寺蔚然成风。当时文献记载，士子习业山林寺院者达200余人，诗圣杜甫就结庐成都草堂，织就一代“诗史”；白居易与刘轲等一批在庐山结庐耕读的同好，“农圃余隙，积书窗下，日与古人磨砻，岁月悠久，寖成书癖”，有读书终老于此之愿。勤奋读书学习，使他们多成为一代文宗、名臣。

宋代更显崇儒重文，大量增加取士名额，提升科第地位，推动读书之风炽盛尤甚。无论北宋还是南宋皇帝多以读书为荣，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宋太祖常鼓励文臣武将读书以明晓治国之道，太宗日览《太平御览》三卷，并说“朕喜读书，开卷有益”。宋代社会上下，对于读书学习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褒扬，勤奋读书的事例不绝于史。司马光居洛阳独乐园十余年，遍阅旧史，撰就《资治通鉴》的事迹流传至今；陆游筑“书巢”，写下“两眼欲读天下书”“青灯有味似儿时”等诗句，反复申述自己的读书心迹，为人津津乐道。宋代读书风气的盛行，还体现在北宋中期以后公私学校林立，书院讲学盛行，藏书之风亦盛，万卷楼、万卷堂的诗文史载，随处可见，社会上书香弥漫，“人人尊孔孟，家家诵诗书”。不仅是人才高地，偏远之地亦是“孤村到晓犹灯火，只有人家夜读书”，江西一带在宋代亦走出了晏殊、曾巩、王安石、欧阳修等一代名儒，从此成为读书盛地。在整个社会浓郁的读书氛围下，宋代屡现神童、才女的记载，词人晏殊即以神童召试，年仅14岁便赐进士出身。宋人还善于总结治学经验、读书之法，最脍炙人口的就是朱熹“口到、眼到、心到”的“三到读书法”。

辽、西夏、金、元，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受汉文化的影响，读书风气颇盛。西夏因此有了自己的文字和典籍，金代学术文化更趋繁荣，有辽、西夏所不能及者，而承宋读书风尚，其典范有金代“神童”之誉的元好问，一生与书为伴、以书为乐，“丈室何所有，琴一书数册”，代表了那个时代人们对藏万卷书、读书不倦生活的推崇。元朝是中国历史上读书文化发展的一个多元化时期，一方面随着政治的稳定，各民族大批人群“舍弓马而事诗书”，融入汉文化的读书大军，另一方面统治者汉化迟缓，不可避免对社会读书风气有所影响。

明代是读书学习风尚的恢复、发展和繁荣时期，也是在程朱理学成为官方哲学后，文化专制政策钳制思想、文化，伤害读书人群体较为突出的一个历史时期。当然，明代随着教育的普及、科举制度的完善，推动整个社会读书学习氛围和热情高涨。在本具文化传统的江南地区更是出现“后生小子无不读书”的现象，“穷不丢书，富不丢猪”的理念，已成为社会生活的准则。终明一代，文臣、武将皆好学，大学士宋濂一生手不释卷；抗倭名将戚继光幼时家贫，仍好读书，通晓经史大义。在这样的氛围下，人们不仅勤于读书，文人学士还多方阐发自己的读书观和读书法，流传至今的薛瑄《读书录》、陈继儒《读书十六观》、胡承诺《读书说》、陆世仪《思辨录》等，彰显中国历史上读书理论的发展和丰富。

清代前期，沿袭明代文化专制政策而加厉，文字狱、禁毁图书和八股取士，使中国社会的读书治学，越发艰难，然而读书学习的传统精神，不可能为一朝一代统治者所扼杀。中华文化得以绵延，得益于当时一代又一代学人逆风向上，笃志好学、博学多闻的读书精神，以及护佑读书种子、“读书秋树根”的勉学精神。即便到了清后期，西力东侵、西学东渐，中华文化存亡断续之际，中国人读书学习的传统和丰厚土壤，使文化之根柢、文化复兴的火种得以保存。

古代社会为何盛行读书风气？

古代中国，无论庙堂高庭，还是乡村山野，无论名门望族，还是市井人家，都洋溢着浓郁的读书风气。深思古代读书盛行的原因，有诸多深层次的因素：

读书是中华民族精神存续和文明古国文化自觉的重要途径。中华民族的形成是长期的历史过程，其间形成的心理状态、价值观念、思维旨趣，构成了民族文化、民族意识的内核和灵魂，形成悠久的文化传统和文明古国的美誉。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一代代中国人逐步形成一个民族共同的自我意识，就是一个民族和身居其中的个体对自身的存在、地位、利益、价值和文化传统的自觉，或颂扬民族精神、民族特性和民族自豪感，或强调民族感情神圣性和民族文化的同质性。而中华民族文化形成的过程中，许多历史时期都会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和挑战，从自身的历史、文学、艺术中探求民族精神的源泉，阅读和传承文化典籍，历来是文明古国的文化自觉、展示中华民族文化独特性和优越性的重要路径。

国家对读书风气的塑造具有重要而关键的作用。纵观中国历史，统治者政治相对开明，施行较为宽松的思想文化政策，必然推动读书习业之风日趋浓郁。对于读书人而言，天下安宁而有学，可以探求文化源流是一个方面，而读书有仕宦和名利的奖励可能，有发挥“治国平天下”才能的机会，同样是古代中国出现普遍而持久的读书风气的一大根源。其中，科举制度无疑是关键影响因素之一，科举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推动了中国古代社会读书风气愈加普遍。在中国历史上宋代读书十分盛行，就是由国家的提倡、科举劝学尤盛，以及中国社会诗书教子传统的光大等因素叠加而成，宋人甚至说：“人生至乐，无如读书；至要，无如教子”，客观上使得更广大的人群自孩童起就终日读书、孜孜不倦，而科举出仕的官员将读书风尚带往就职之地，亦推动全社会的读书风气愈益浓厚，使文化得以流传不绝。

杰出人物的垂范作用，也是古代读书风气炽盛的重要原因。中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在引领民众创造辉煌时，他们在这些活动中所表现的精神，所表现的民族文化传统，也由此为社会所认可，通过各民族杰出的思想家对这样的精神和文化传统的提升和传播，表达为全社会的认知和认同，最终成为全民族共同的精神文化财富。正如各历史时期杰出人物的提倡，读书正心立身，使人知书达理，不仅是出将入相、光耀门楣的期盼，更是人们对读书所代表的积极向上、文明进步的社会性活动的崇敬与向往，得到中国社会普遍认同，使得“家家饭熟书还熟”，处处可闻读书声，书卷成为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物品和精神寄托。读书精神绵延不绝，这是中华民族生存延续、国家兴旺强盛、人民富足安乐、社会和谐发展的根基。

（来源 人民论坛网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导 邱涛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田欣蕾对本文亦有贡献 原文刊发于《人民论坛》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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