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妮特·溫特森」

2021-08-28 13:00:59

一个清冷的伦敦秋日，我们在《格兰塔》杂志的办公室里采访了温特森。一连几个小时，她的回答始终保持着不懈的强度和优雅的遣词造句，这种说话方式传递出一种不露声色的吸引力，要是她当时继续传教士之路，一定能造就皈依改宗的奇迹。 ——奥黛丽・比尔格

这是真的，可以看得出来访谈质量多么高，跟同本书的其他作家想你。不会也许也与我读过她的传记有关。

《巴黎评论》：你为什么搬离了伦敦？ 珍妮特・温特森：我不想再在那里住下去了。伦敦全方位地让我站不住脚。《写在身体上》和《艺术与谎言》出版后，我都和媒体有过不愉快的经历，实在不想再待在那个鱼缸里。当时我想，我要逃离这个地方，因为留下来并不会给我或者我的工作带来任何好处。于是我就离开了，隐居到森林里。 不过这不意味着我和这座城市之间没有非常强烈的关系。我刚在伦敦比较老的一个区买了一幢风格迷狂、荒弃破败的房子，是乔治王朝时期的建筑，因为我还是需要回到这座城市。和狄更斯一样，我喜欢夜游街道，看看正在发生什么。我内心是有这种矛盾的张力在拉锯的，既需要个人的空间和平静，又想置身于人性的至善至恶都高度集中的地方。《巴黎评论》：你和媒体之间发生了什么，让你在伦敦的时候感觉自己过于暴露？和书评人有关吗？ 温特森：我从来不看书评。从《给樱桃以性别》之后我就不看了，因为我觉得真的没有意义。我不需要端坐着听那些胡言乱语，哪怕是赞扬的话，因为现在的书评人里很少有让我敬重的或者我觉得言之有物的。这一点上，我同意埃兹拉庞德的观点，任何自己没有写过什么重要作品的人，他们的评论你都不必放在心上一要是写过，他们说的就有价值，无论你喜不喜欢；要是没写过，就没价值。我就是这么想的，也一直坚持如此。不过当时我确实厌倦了不停地被撕成碎片，厌倦了他们以一种恶意的、试图摧毁我的方式暴露我的私生活。我想，我没必要继续杵在这里，我可以离开的。我就离开了。感觉好多了。

同意又不同意，似乎很多批评家都是因为自己知道好的作品是怎样的，却完全没有能力写出来，才成为了批评家，而不是作家，但也不完全就是这样。不过，选择不看任何，也是好的，不是吗？

《巴黎评论》：你和伦敦依旧保留着一定的联系并不令人意外，毕竟城市在你的作品中一直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温特森：我对建筑环境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张力以及二者如何共存（假设它们必须共存）很感兴趣，也想知道当下我们为何将关于幸福的愿景寄托在一种发明出来的阿卡狄亚乐园上。每个人都想逃进山里，把疾病与犯罪滋生的熙攘城市抛在身后。显然，这和每个人都想要逃离大山、急于冲进城市找份工作一样疯狂。就好像人们总是在自己所在之处感到不自在，认为位于另一个极端的选择就能提供解决方案。可是我们都知道并不存在任何解决方案。我喜欢专注于书写噩梦般的城市，这样人们就不会对城市太过习以为常，不会为能生活在市里而感到过分愉快。《巴黎评论》：在你早期的作品中，你会使用神话和童话进行改编，创作出新的故事。这是你为人们提供新的故事情节去思考的方式吗？ 温特森：是的。很多人都从什么地方听过这些故事，或者其中某个版本。我想做的是把这些故事从被遗忘的角落重新哄回人们有意识的记忆当中。我记得我以前说到过，作家或者艺术家就像挖泥网，深入到人类精神世界的泥沙里，挖出通常情况下意识触及不到的东西。长时间地、深入地思考，钻到人类意识的下层去释放这些内容，这是作家——其实是所有艺术家——的职责。而且我觉得当你钻进人类意识的深处，所有的感官都会因此释放，因为人们体内郁积着太多压力，而他们却不知道这些巨大的压力从何而来。很多时候，一件特别简单的东西，一种阐明的方式，一种讲故事的方式，就能释放这种压力，让他们感觉到“没错，这就是发生在我身上的”，或者“这就是我的感受”。就这样，一个人能立刻感觉到自己心口的混沌中那颗可怕的小石块被拿走了。在那片混沌当中，你完全是独自一人，释放压力之后，就能重新融入社群当中。《巴黎评论》：在你的写作中，你通过暗指、引用、在文本中化用句子等方式锻造着和那些纸上友人——弗吉尼亚伍尔夫、T。S。艾略特、威廉・布莱克等等一一之间的连结。你觉得这是一种致敬，还是你的读者生涯造就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温特森：我觉得二者皆有。我的记忆力特别好。在我长大的过程中很难接触到书籍，这可能让我比一般人有更大的紧迫感要把读到的内容背诵下来。而且，我在长大的过程中也被要求大段大段背诵《圣经》。所以我熟记了许多东西，我继续忙其他事情的时候还在嘟囔它们。我最后可能会变成那种成天嘟嘟囔囔跟自己说话的可怕的老太太。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是了。这些让我反复吟诵的东西，它们是我的救生索，像是某种念珠般的存在，全是各种神圣的文本，所以出现在我的作品中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就是出现了，就这么简单，我在写作的时候忽然想到，觉得“没错，这句合适”。于是就可能出现一处暗指一一取决于这句话为我的书带去了什么，读者理解也好，不理解也罢。我能塞进去的东西越多，我的作品的层次就越丰富，我的作品带给别人的东西就越多。《巴黎评论》：你写过：“如果没有那些已知的作品，我不可能写出我的作品。”你会给自己制定某种计划吗？比如会为了写作特意去集中阅读一些文本，还是说你不太刻意安排这种事？ 温特森：两种情况都有。我当然是经常二手书店。很幸运的是，我住的地方离牛津很近，那是搜寻二手书的绝佳去处。我喜欢漫无目的地翻翻，看能找到什么。我觉得计算机革命的负面作用之一就是没有这种乱找瞎逛了。电脑索引是一种没收意外知的糟糕方式。这真的让我担忧。我喜欢在二手书店里慢慢翻找，看看都有什么。所以可以说其中一部分阅读是杂乱无序、没有计划的。很奇妙的是，我正准备要开始写一本书的时候，总是能恰好发现我想要的书，仿佛偶然，实则不然，那是一种冥冥之中的共时性。另外的时候，我就会选择我想要读的东西，而且我会大量地去读。几个冬天以前，我想把莎士比亚全部的作品都重读一遍，于是就想：好的，这就是我从十月到明年三月要做的事，这是我每天都要做的事。目前，我正在读荣格作品全集的后八卷，我去年冬天已经把前九卷读完了《巴黎评论》：你说过收藏书籍是你在还没有足够财力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做的事情。现在你是不是可以更自由地享受这个爱好了？温特森：是的，我之前接受加拿大国家广播公司的电台采访，采访我的家伙问我在购买初版书上花过的最大ー笔钱是多少？我说我在一本书上的花费从来没有超过三千英镑，他差点昏过去。他说，好吧，那差不多有六千加拿大元！他完全被吓到了：怎么会有任何脑子正常的人…当时我就说，听着，有人花同样的钱去巴贝多斯度假，去买一套高端的高保真音响设备或者一台新电脑。老天，还有人会花同样多的钱买条裙子。去一趟骑士桥区的唐娜・凯伦专卖店就能花掉那么多钱。没人会觉得有什么奇怪的。但是我说我把这笔钱花在买一本书上，人们就会觉得惊讶。对我来说，这没什么稀奇的。可以有能力这样做感觉十分美妙。可以有能力买下拍卖目录里出现的东西，让它们进入我的私人圣殿，这种感党特别激动人心，我觉得我永远不会厌倦。《巴黎评论》：你为谁写作？ 温特森：我从来不考虑这个问题。我仅仅是做我需要做的事，完全没有去想象受众。我真的遇见读者或者做公众活动的时候，看见来自各行各业、多种多样、混合交织的读者群，总是会感觉很意外。我的个人目标之一就是把文字归还给被剥夺了文字的人。所以每当有人走到我面前说，“我通常不读书的，但是有人送了我一本你的书，现在我把你的书全都读过了”，我觉得对我而言，这就是巨大的胜利，因为他们当然不会仅仅读完我的书就停下了，他们还会去读其他人的书。《巴黎评论》：所以你希望通过写作以某种方式改变人们的生活？ 温特森：确实是这样。这不是说我开始写作的时候就想着这一点。我从来没有坐下来然后想：现在我要用一种占据道德制高点的语调或某种特定的严肃性去写作，或者要去写跟今天的性别议题密切相关的内容。我从来没有那样去想。写作更多像是在走私，一种想要把禁运品带过边境的感觉，把它们带到通常被禁止的地方。 我认为人们经常不太能意识到自己的内在自我，另一个自我，想象中的自我，没有展示给外界的自我。这是你长大之后渐渐不再拥有的东西，真真切切就是失去了的自我。我认为文学是找回被遮蔽的自我最好的办法之一。你读到一本真的对你奏效的书（无论是小说还是诗歌），只要一读进去，就好像被催眠了一样。你会发现自己放下了戒备，一旦如此，想象中的现实就会接手，因为你不再审断自己的感知，不再警惕自己对世界的认知。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会花很多时间过滤我们看见和听到的每一样事物——它符合我们对世界的刻画吗？如果不符合，我们怎样能把它关在外面？怎么忽视它？怎么挑战它？在生活中，我们不停地感受到威胁，真的是这样。但是一旦你单独和一本书在一起，或者和一幅画、一段音乐，所有这些戒备都会被放下，你就能进入到一个截然不同的空间，学会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感知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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