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粉丝群体逐渐从分散的个体进化到集体意识强烈的组织

目前泛娱乐大时代下，粉丝已成为主动营销者，他们的集体行动成为媒介报道的焦点，吸引大众媒体的目光，让粉丝具有展示性质的行为得以传播，对传统的议程设置效果构成了消解。

那么通过何种方式使得这类具有正面意义的行为成为粉丝日常实践，以及新媒介赋权为粉丝再生产实践带来了何种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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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语境下粉丝形象再生产的方式分析

尼古拉斯•艾伯柯龙比和布莱恩•朗赫斯特在《受众：展演和想象的社会学理论》 一书中提出观展/表演的受众研究范式，关注的是受众在日常生活的复杂语境中变化不定的身份建构。

依据该理论的观点，在新媒体环境下普通受众成为分散性受众，媒介消费已融入了日常生活中，他们同时身兼消费者与表演者的双重身份。

在媒介景观之中，人们想象着他人如何看待自己，也为了想象中的观众进行自我表演。

粉丝群体作为被大众和媒体观察的对象，同时在粉丝形象塑造过程中也将媒介作为载体，借助新媒介赋予的资源进行“表演”，以展示自身期待呈现给外界的形象。

因此粉丝通过具有表演性质的行动建构自我身份，有其自身的行动逻辑和特定的目标。研究人员将粉丝文化置于新媒体语境之下，考察粉丝文化的新特点。

在此情境中构建粉丝形象再生产的基础，以及粉丝进行形象再生产的行为，从而再生产出了何种粉丝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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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语境下粉丝文化的特点

在新媒体语境下，粉丝利用新媒体的即时性、互动性和低门槛性，以新媒体平台为聚集空间，开展以共同兴趣为起点的粉丝文化实践活动，从中展现出强大的群 体合力。

他们通过自身的生产力进行集体的建构与想象，来实现集体行动、协商互动，从中建构自我身份以及相应的粉丝文化特征，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参与性：从单向被动到积极能动

粉丝的前世是被动的受众，是面孔模糊的，被动接受媒介内容的乌合之众。粉丝的今生是在媒介无所不在的环境中主动出击寻找内容的阅听人。

在传统媒体单向传播的语境下，粉丝只能被动地在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媒介上捕捉偶像的身影，缺少主动获取相关信息的渠道和能力，粉丝基于传统媒体中传递出的偶像文本对偶像产生情感，是一种单向和想象式崇拜的。

而亨利·詹金斯认为参与式文化是新媒体粉丝文化的一个重要体现，新媒体环境下的受众己经成为一种新型的“可延展媒体”。

新媒体技术构筑了具有自主性和自由开放的平台，新媒体语境下粉丝文化的参与性主要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粉丝积极参与偶像的生产与制造过程。2005年《超级女声》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全民造星高潮，李宇春凭借350多万个短信投票一举夺冠，被称为“中国 第一位民选超级偶像”，自此粉丝开始参与到偶像的生产与制作之中，但参与性相对较低。

近几年国内娱乐体制受日韩偶像工业生产机制的影响，《偶像练习生》和《创造 101》等新媒体时代的偶像养成类网络综艺节目火爆。

粉丝文化的参与性大大提升，使得粉丝成为“全民制作人”和“女团创始人”，其中《偶像练习生》 各练习生出道的背后实质是粉丝打榜和投票的结果，粉丝与偶像的距离被拉近且呈现出一种供养关系。

粉丝的应援行动从线上的打榜投票和控评，到线下活动的执行、策划与宣传，成为主动的偶像营销者。

其二，粉丝积极参与偶像文本的再生产。在新媒体情境下粉丝能在开放性的网络空间中轻易获取资源，不再作为被动的单向观看者角色，而成为具备主动性和创造性的生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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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丝通过对偶像明星的形象或者媒介文化的产品进行自我解读、创造和发布，对原文本和形象进行挪用和重构，将公共文本打上自己的烙印，这种偶像文本再生产的现象呈现出普遍化和常态化。

比如表情包的制作、同人小说或者视频图片等，通过这些表现手法进行跨媒介和跨文本的粉丝叙事。

从而将偶像崇拜转化为创造力，在微观上进行“文本再生产”并在某种程度上与“文化再生产”产生呼应。

粉丝在再生产与传播中倾注了自己的情感和经验，赋予了偶像文本新的意义。

组织化：从游兵散勇到规模聚合

在以单向传播为主的传统媒体时代所诞生的“追星族”多是以个体的方式出现， 追星族的重点在于“追”，围绕阅听偶像相关文本的活动展开。

如收听偶像的节目、购买海报等，这些追星活动多是个体自发的行为，粉丝是分散和孤立的个体，缺乏统一的组织和管理。

虽然当时也有不少明星的粉丝自发成立了线下的歌迷会或者影迷会，但由于时空和地域限制，活动范围和频率有限，缺乏组织规模。

缺少相互交往互通情感的机会，因而早期的粉丝追星特质是形若散沙的游兵散勇式。

在新媒体时代，“连接”是互联网演进的基本逻辑，借助微博、微信、贴吧等新媒体平台，个体连接起来构成了“关系网络”。

分散四方的粉丝被连接起来，并且获得关系连接的门槛逐渐降低，粉丝规模自然得以迅速扩大，实现大规模聚合。

新媒体平台为粉丝群体提供了可以共享文化、自由表达和进行情感联系的场所，粉丝成员之间通过信息性交流、生产性交流和仪式性交流等方式告别了之前孤立和分散的状态。

信息性交流主要体现在成员之间的情感和信息互动；生产性交流即在粉丝对偶像文本进行文本再生产，如围绕偶像制作同人视频、小说以及表情包等“粉丝交谈”文本。

仪式性交流在于粉丝内部的反黑打卡、微博超级话题签到等增强身份认同的交流方式，这些新媒体时代的粉丝行为使得粉丝成员对偶像的情感和认同得以强化，也让粉丝成员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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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丝组织化和规模化之后具备了相应的组织目标，在粉丝眼中便是为偶像“做事”。新媒体语境下，让偶像明星够不够红有了可以量化的指标。

为了让偶像获得更多的机会和资源，粉丝组织以量化的数据指标作为“免费劳动”的驱动力，打榜、投票、应援、反黑、冲销量、控评成为粉丝的日常活动。

其次粉丝组织形成相应的制度化，新媒体粉丝组织注重制定成员的行为规范和组织制度，在规则和制度的引导之下，粉丝个体聚合后形成的粉丝组织，让粉丝群体原来的从追星族演变为现在的“饭圈”。

“破壁”化：从“圈地自萌”到文化出圈

“饭圈”也是由粉丝聚集形成的亚文化圈子，为实现粉丝内部的“圈地自萌”提供了文化空间。

“圈地自萌”是指粉丝社群内部试图通过排他性的交流方式将话题讨论控制在圈子内部，只和与自己审美趣味和观点意见相似的同好交流。

这使得圈内和圈外存在边界感，甚至在不同圈层中形成了泾渭分明文化壁垒即“次元壁”， 粉丝采取“次元壁”这样的隐喻性修辞，实则建构了一道想象性的壁垒。

如进入粉丝圈子需要通过一定的准入门槛，以及圈内独特的传播符码，如 zqsg、 xswl、本命、李涛等专用名词。

“饭圈”成为仅限粉丝参与的封闭空间，其功能也限制在粉丝之间的内部分享。

然而新媒体的社交属性和弥散效应让不同社群之间的界限被模糊，各个圈子之间的信息、符号和文本甚至是情感都实现了相互渗透与交融。

粉丝和其他圈层的接触性和沟通性增强，原本属于某个领域的明星、明星的粉丝或与之相关的“圈内事件”突破“次元壁”进入另一个领域并受到广泛关注，饭圈的边界感更容易被打破，此种现象可被称之为“破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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