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环境下民众参与舆论的情感特征分析
摘 要 社交媒体的发展为民众进行信息传播、情感表达与舆论参与提供了更加多元的平台,民众的情感反应成为传播学实证研究的重要议题,“情感转向”也逐渐成为传播学理论研究的新趋势。本文以中美贸易战这一舆论事件为例,分析了《人民日报》在新浪微博发布的与“中美贸易战”相关的内容以及网友评论,认为民众在社交媒体平台进行舆论参与的情感特征具有三个特点,即主流媒体发挥了属性议程设置的作用、情感扩散与事件联想相互促进、相信与质疑的双重情感共同存在。
关键词 社交媒体 舆论参与 情感转向 议程设置
随着“后真相”时代的到来,新闻与传播领域的发展呈现出了许多新的特点,新闻的情感转向再一次将心理学中的情感因素引入传播学研究视野中。在社交媒体时代,用户的情感表达更加丰富,情感化传播趋势更加显著。
在公共舆论事件中,新闻报道往往借助特定的归因策略试图影响人们对事件的理解,从而影响公众的情感。公众情感被唤醒越强烈,舆论反应就越强烈;同时,公众的情感反应也会对媒体的后续报道产生作用,并会对事件的进展产生影响[ 洪杰文,朱若谷.新闻归因策略与公众情感唤醒——当代热点舆论事件的情感主义路径[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69(04):120-129.]。基于此,有学者在议程设置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情绪设置”的理论构想[ 徐翔.新浪社会新闻传播中的“情绪偏好”效应与特征研究——基于新浪社会新闻的网络挖掘与实证分析[J].国际新闻界,2017,39(04):76-94.],进一步突出了情感因素在社交媒体传播时代的重要作用。
同时,随着媒介融合程度的不断加深,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共同形成了交互议程设置,主流媒体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在舆论引导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顾青.主流媒体议程设置的新思考[J].新闻战线,2016(01):77-79.],与受众议程(属性)进行互动。在议程影响方面,主流媒体关于动态消息和评论的报道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占据主要影响[ 陶贤都,隋明晓.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议程互动——以杨丽娟事件为例[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3(02):107-113.],因为主流媒体在消息更新速度以及真实性、权威性方面具有优势,而且主流媒体发布的观点鲜明的评论内容通常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社交媒体用户舆论参与的情感取向。
2018年3月份发生的中美贸易战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广泛关注,中国网民针对这一事件的舆论参与特点值得关注。这一案例集中体现了社交媒体用户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的情感化特征,并且在与主流媒体的情感互动以及情感传播方面呈现出了新趋势。本文以《人民日报》在新浪微博发布的与“中美贸易战”相关的内容以及网友评论为研究对象,对微博样本进行词频统计以及情感类型编码,分析认为民众在社交媒体平台进行舆论参与的情感特征具有三个特点,即主流媒体发挥了属性议程设置的作用、情感扩散与事件联想相互促进、相信与质疑的双重情感共同存在。
一、情感传播研究综述
传播学是一门跨领域的学科,其发展过程受到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多种学科的影响,其中社会心理学是影响传播学研究路径的一大传统,不断为传播学领域的研究提供新视角与新动力。人们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总是伴随着一定的心理活动,这些心理因素包括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意向等[ 王伟 刘晶.探索社会人心——中国人社会心理和传播心理研究.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3年5月第1版],情感传播逐渐成为舆论研究的一个新的理论维度。
同时,随着传播学技术的发展和传播环境的变化,传播学理论也不断更新演进。传播学经典理论之一“议程设置理论”从传统的议程设置到属性议程设置,再到网络议程设置的发展为传播学研究不断注入新的活力。属性议程设置和网络议程设置对于“共现”的关注也为情感传播的相关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
1.1 传播学研究的情感转向
20世纪70年代以前,传播学理论大多以美国行为主义心理学为研究范式,在“刺激-反应”的行为主义模式下研究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关系,很少关注情感视角,心理学认知革命的发生使情感的功能与意义被重新理解[ 纪莉,董薇.从情感研究的起点出发:去情绪化的情感与媒介效果研究[J].南京社会科学,2018(05):110-120.]。近十几年来,社会科学研究范式不断变化,情感转向成为文化转向之后的又一重大研究维度转变,影响了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全部领域[ 陆扬.“情感转向”的理论资源[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4(01):30-38.]。传播学者对情感的关注主要集中于媒介娱乐传播效果研究、媒介说服效果研究与媒介信息处理研究,认为情感因素影响着受众对媒介信息的感知、理解与评价,情感机制成为媒介效果研究的一个分支。
虽然“情感”一词被广泛使用,但是学界对这一概念的意涵还未达成共识,以马苏米(Massumi)为代表的新情感理论学者尤其强调“情感”与“情绪”的区别,认为情绪指向某个对象,内在地受到社会、政治与文化因素的建构,而情感则是无关对象、自由流动的,根植于人的生物本性与生理特性[ Probyn, E. Blush: Faces of Sham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5],情感是人们基于信息刺激而产生的潜意识层面的认知思考,强调个体与周围环境的互动作用,因此本文使用“情感”一词。
网络的出现将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因素引入了虚拟空间的研究,网络使用者的心理要素主要包括认知、情绪、人格、人际交往等个体心理与社会心理要素[ 申凡.传播心理与媒介社会.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0年9月第1版],逐渐受到传播学者的关注。在社交媒体环境下,情感成为网络话题事件的根本动力,网络事件对于网民情绪的调动是形成大规模网络动员的根本原因[ 蒋晓丽,何飞.互动仪式理论视域下网络话题事件的情感传播研究[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0(02):120-123+153.]。人在本质上是属于社会的,具有深度社会性的特征[ 崔莉.浅议电视情感传播的双重功能[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2,34(09):155-156.],网民对于网络事件的情感反应受到社会文化内蕴的影响[ 朱霜.国内情感传播研究的范式演进[J].今传媒,2018,26(03):74-76.],以情感共振和话语协同的形式参与舆论。从原型理论的视角来看,情感传播与原型中蕴含着群体共享的情感和意义相互勾连叠加,驱动着网络舆论的产生和发展[ 蒋晓丽,何飞.情感传播的原型沉淀[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7,39(05):12-15.],对于舆论主体而言,情感传播是感性的,以所有参与者都能够感同身受的共有情感体验作为前提。
心理学理论认为,期望与奖惩是“人类情感唤醒的两个基本原因”[ 乔纳森 H·特纳.人类情感——社会学的理论.孙俊才等译.东方出版社2009年第1版],人们在使用社交媒体的过程中对于社交媒体寄予了情感期待。社交媒体承担了情感传播的载体功能,使用者通过社交媒体这一媒介得到心理满足[ 罗杰·迪金森等.受众研究读本.单波等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1版]。
社交媒体情感传播的相关研究表明,“愤怒”情感在新浪网社会新闻的传播过程中的数量更多、比重更高,新闻传播热度与愤怒情感之间存在着较之其它情绪更紧密的相关性;Zhao等人发现愤怒、喜悦、低落和厌恶四种情感在社交网络中更容易传播。
1.2议程设置理论的发展与信息的情感属性
麦克斯韦尔·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于1968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针对媒体选举报道对选民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正式提出了议程设置理论,强调了媒介环境对人们“想什么”的强大影响力。传统的议程设置关注研究客体(object)的显著性,但是当媒体对客体进行报道的时候,客体的一些属性被突出强调,这样的属性议程会影响受众对客体的理解[ 麦克斯韦尔-麦考姆斯,郭镇之,邓理峰.议程设置理论概览:过去,现在与未来[J].新闻大学,2007(03):55-67.],这就是议程设置第二层次——属性议程设置的概念意涵。
属性议程设置理论强调,媒体能够进行议程设置,而且还能够通过语境决定受众如何对议题进行思考[ Graber,DA. Mass Media and American Politics,Washington: CQ Press. 1984],传统议程设置理论的重点在于传播效果研究的初始阶段——形成关注,而属性议程设置理论关注传播效果研究的终端——形成认知[ 史安斌,王沛楠.议程设置理论与研究50年:溯源·演进·前景[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24(10):13-28+127.]。从属性议程设置理论的角度出发,媒体进行报道时的价值判断能够有效地影响受众对信息价值的判断,媒体在公共议题的价值取向塑造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但是,社交媒体的出现为这一理论带来了新挑战,传统媒体掌握的议程设置权力逐渐被社交媒体所取代,麦库姆斯等学者在网络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提出了议程设置的第三层次——网络议程设置理论,其核心观点是:影响公众的不是单个议题或属性,而是一系列议题所组成的认知网络。网络议程设置首次引入了“共现”概念,强调了以关系为核心的议程设置模式,将客体与客体属性统摄到一起,共同体现社交媒体用户的认知网络。
客体的“属性”以及“属性共现”研究表明,媒体报道的信息所蕴含的情感属性对于受众的认知判断具有重要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受众的舆论参与,情感传播成为社交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核心案例分析
中美贸易战事件爆发后,随着相关信息的不断披露,人们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纷纷表明自己的态度和观点。相对于客观中立的信息传播而言,人们更习惯于在社交媒体平台通过简短有力的话语或者标点、表情符号来表达丰富的情感,集中体现了民众进行舆论参与的情感化特征。
2.1 事件回顾
2018年3月2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正式签署对华贸易备忘录,对从中国进口的6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宣布美国对中国航空航天、信息通信技术、机械等产品加收25%的关税。自此,中美贸易战拉开序幕,各大媒体纷纷对中美两国加征关税的情况进行报道。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将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国的中兴通讯销售零部件、商品、软件和技术,时长7年,理由为中兴通讯违反了美国的制裁条款,这一禁令的出台标志着中美贸易战进行第二阶段,媒体报道聚焦于中兴集团与通讯技术的发展。进入5月份之后,中美两国举行三轮谈判,分别为美国财政部长努钦5月3日抵达中国进行中美贸易战谈判、刘鹤5月14日访美进行第二轮谈判、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6月2日带领团队抵京进行第三轮中美贸易磋商,此段时间为中美贸易战的第三阶段,媒体报道内容以双方谈判为主。6月15日,美国政府再次发布加征关税的商品清单,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宣布:双方此前磋商达成的所有经贸成果将会在7月6日加征关税措施实施的同时失效。
由于中美贸易战事件的动态消息频频发布,《人民日报》在不同阶段的报道框架也有所不同,直接影响了网友对于这一事件的评价和看法,对网友的情感取向产生了极强的引导作用。
中美贸易战事件是分析民众在社交媒体进行舆论参与的情感特征分析的典型案例,主流媒体《人民日报》作为消息的主要来源,其发布的内容在情感取向方面也不断变化,与民众的情感取向高度契合。这集中体现了主流媒体在社交媒体平台的议程设置作用,以及社交媒体用户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的情感化特征。
2.2 研究设计
为了进一步探究主流媒体在社交媒体平台的议程设置作用,以及民众在社交媒体进行舆论参与的情感化特征,本文选取新浪微博这一中文主流社交平台作为主要的数据来源,并针对中美贸易战这一舆论事件提出三个研究问题:
RQ1:微博舆论主要呈现出怎样的情感倾向?
RQ2:在社交媒体的舆论事件中,主流媒体发挥了怎样的议程设置作用?
RQ3:社交媒体环境下民众参与舆论的情感化特点有哪些?
在近三个月的时间内,《人民日报》发布与中美贸易战相关的微博43条,共有网友评论4441条。本文按照10%的抽样比例选取了点赞数量最高的444条网友评论,并对其进行情感类型编码与词频统计;为了研究《人民日报》在这一舆论事件中的议程设置作用,本文将43条微博内容进行词频统计,分析《人民日报》在不同阶段的报道框架与主题,剖析民众在社交媒体进行舆论参与的情感化特征。
关于情感类型的划分,目前尚未形成认可度较高的情感类型划分框架。我国古代的“七情”说将人的情感划分为喜、怒、哀、惧、爱、恶、欲七种[ 孟昭兰.情绪心理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保罗·艾克曼将人类的基本情感划分为六种,即快乐、悲伤、愤怒、厌恶、惊讶和恐惧[ 保罗·艾克曼.情绪的解析.杨旭译.海口:南海出版社.2008年版];Bollen等在对Twitter情感变化分析的研究中构建了“情感状态量表”,将提取的情绪归为紧张、沮丧、愤怒、活力、疲劳、困扰六种。
基于同类研究以及中美贸易战舆论事件的特殊性,本文使用了六种标签对样本中表现出的情感类型进行了编码(见表1)。
结合中美贸易战的发展过程,本文分别对三个阶段内的网友评论进行编码统计,以对比微博用户在不同阶段的情感倾向与情感表达特点。同时,为了研究主流媒体《人民日报》微博内容在这一舆论事件中的议程设置作用,本文采用词频统计的方法对《人民日报》在不同阶段发布的微博内容进行分析,并与相应阶段内微博用户的情感倾向进行比照。
2.3 研究发现
2.3.1 微博舆论的情感倾向
在中美贸易战这一舆论事件中,通过对微博评论样本的解读,发现有情感表达倾向的微博为391条,无情感表达的微博为53条,分别占全部样本的88%和12%,这说明,“情感”成为民众参与舆论的核心要素。其中,网民的情感表达类型分别是愤怒(197条,50%)、厌恶(89条,23%)、自豪(63条,16%)、焦虑(28条,7%)、喜悦(14条,4%),其中愤怒、厌恶与自豪共占比89%,是网民在参与中美贸易战相关舆论的主要情感表达(见图1)。
这与此前社交媒体情感传播的研究结果基本吻合,即“愤怒”情感在社交媒体的传播过程中的数量更多、比重更高,新闻传播热度与愤怒情感之间存在着较之其它情绪更紧密的相关性。在“中美贸易战”舆论中,网友的愤怒情感主要集中于美国关税政策的不断变化和反复无常,如网友@又想换博名了评论“无耻至极”,还有网友多次使用问号和感叹号来表达强烈的愤怒情感,如@深参的评论“出尔反尔,不讲信用的都是什么人?什么国家?无赖、流氓!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无赖、流氓国家!一只披着羊皮的狼!就这样的国品还想领导世界?!”
厌恶情感主要表现为网友对特朗普的抨击,如网友@花好月圆圆k评论“特朗普戏精,有请特朗普开始你的表演秀”,@大刘刘的小羊羊H_L认为“总感觉特朗普有种财大气粗,暴发户的感觉,反而奥巴马很有领导人的气质”。由于中美贸易战的发展过程一波三折,网友在探讨中美贸易的过程中也涉及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并且将对于美国贸易政策的愤怒之情转移为对于特朗普的厌恶之情。
值得注意的是,自豪情感的占比很高。网友@杠精学院院长杠啊精评论“中国????不存在怕的??”,网友@魔卡情感评论“为中国崛起而点赞,中国万岁!!!!!”,网友@ LAwsrf评论“支持祖国!!有能力!有信心捍卫国家和人民核心利益”。中美贸易战涉及中国与美国两个大国之间的经济实力与利益关系,这一话题本身就容易调动中国网民的爱国主义情感,而且《人民日报》的微博内容曾经多次表态“望美方远悬崖勒马”、“中国不怕贸易战”等调动了网民对于国家实力的自豪感和自信感,网民大规模使用感叹号以及“拳头”、“点赞”、“鼓掌”等表情符号,进加强烈地表现了网民的自豪之情。
2.3.2 主流媒体的属性议程设置作用
通过对《人民日报》在中美贸易战三个阶段发布的微博内容进行词频统计发现,在剔除无意义词语之后,发现第一阶段出现频率最高的十个词语为“贸易” “全球”“逆差”“关税”“301调查”“谈判”“坚决”“垃圾”“信心”“奉陪到底”,第二阶段出现频率最高的十个词语为“知识产权”“保护”“经贸”“潮流”“客观”“中兴”“企业”“决心”“事实”“欢迎”,第三阶段出现频率较高的十个词语为“磋商”“利益”“共识”“共同”“代表团”“同意”“解决”“成果”“关税”“合作”(见图2)。
在中美贸易战的第一阶段,《人民日报》的微博内容主要聚焦于中美贸易情况、美国宣布的加收关税政策以及中美贸易战对于全球贸易的影响,并且明确地表示出了强硬的态度、坚决要求美国停止对华的301调查。在这一阶段,网民们的微博评论多次重复引用“奉陪到底”“打”等词语,以愤怒情感居多。
在第二阶段,由于美国宣布了对中兴等通讯企业的制裁禁令,《人民日报》发表了多条微博讨论知识产权保护的话题,并且表示欢迎美国与中国进行磋商。在这段时期,网友评论的情感不再以愤怒为主,出现了大量的无情感表达,以相对客观中立的态度讨论通讯技术的发展和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
在第三阶段,中美两国开展了三轮谈判并且达成了某些共识,《人民日报》的微博内容对谈判结果进行了报道,并且多次强调了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以及贸易合作的重要性。在这一阶段,网友评论也明显表露除了喜悦的情感,主要体现为对于国家实力的自信和肯定,认为中国如今的经济实力可以与美国抗衡。但是,随着美国关税政策的不断变动,网友们的愤怒情感和厌恶情感再次被挑动起来。
2.3.3 社交媒体舆论的情感化特点
新浪微博网友在参与中美贸易战的舆论过程中,大量重复引用《人民日报》微博内容中表达情感的词语,如“不惧怕”、“奉陪到底”、“打”等,并且通过使用感叹号、问号等标点符号以及表情符号的方式强化感情表达。在444条评论样本中,共出现187个表情符号,以[怒][拳头][加油][赞]为主。
社交媒体上的情感化传播是与内容的“病毒式传播”相伴而生的,因为《人民日报》在微博上发布的内容本身含有情感刺激因素,并且这些元素满足了网友参与中美贸易战舆论事件的情感需求,进一步诱导了情感化的语言表达。网络研究把这些元素称之为“米姆”(meme),即可以被广泛复制传播的“文化基因”,对于媒体文化传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史安斌,满玥.“米姆”传播与数字化媒体奇观的兴起[J].青年记者,2015(31):78-79.]。这一现象在中美贸易战的舆论事件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网友在使用了大量相同的情感词语的同时,还会创造性地增加表情符号和标点符号来体现社交媒体用户的主动性和参与性,为表达情感的词语重新赋予了意义。
三、总结与讨论
本研究以中美贸易战为核心案例,选取新浪微博为社交媒体平台,以《人民日报》在新浪微博发布的相关内容以及网友的评论作为数据来源,对民众在社交媒体环境下参与舆论的情感特征进行了实证研究,梳理了主流媒体在这一舆论事件中的议程设置作用,并且考察了微博舆论的情感类型,并进一步总结出民众在社交媒体平台进行舆论参与行为的情感化特征,以期为未来的理论构建以及舆论引导的实务操作提供建议。
3.1 主流媒体发挥了属性议程设置的作用
在中美贸易战舆论事件中,网友评论的情感倾向与《人民日报》的情感取向呈现出了极强的相似性与一致性。近年来,主流媒体逐渐在社交媒体平台占据了强有力的发声阵地,凭借真实性、及时性以及权威性方面的优势而掌握了较大的话语权。尤其是重大事件发生后,信息来源相对较少、信息熵值较高,人们总是习惯在社交媒体搜索主流媒体的报道内容并形成对于事件的基本判断与认知。同时,主流媒体根据社交媒体的传播特点进行文字的再加工,以简洁有力的表述方式呈现立场鲜明、有理有据的评论性内容,在第一时间主导舆论发展方向,而且其中蕴含丰富情感的词语或短语也会大量地被网友复制、扩散、传播。
主流媒体在社交媒体舆论发展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了属性议程设置与网络议程设置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民众对于议题属性的判断和认知,并且有策略地对民众的认知网络构建产生影响。因此,在进行重大事件的舆情应对时,应当充分发挥主流媒体的议程设置作用,在事件态势发展的不同阶段采用不同的策略与方法影响民众的情感传播、牢牢把控舆情走向。
3.2 情感扩散与事件联想相互促进
情感化表达是“后真相”时代的一个显著特点,情感的扩散能够促使相关事件的联想,并进一步强化民众的情感表达与情感传播效果。比如在中美贸易战事件中,当美国宣布了制裁中兴的七年禁令之后,网友们会在评论区提及苹果公司、股市、中国制造2025等话题并展开讨论;当美国宣布了加收关税的政策后,评论区里多次出现债务、农业、房价等关键词;当美国在经历了三轮中美谈判之后依然反复无常、执意挑起贸易战的时候,网友们会联想到特朗普的商业经历和其他外交事件。
社交媒体传播的情感化特征不仅表现为情感表达的大范围扩散,在这一过程中,对于相关事件的联想在很大程度上提供了情感强化的持续动力,不断地推动着情感的发酵与爆发。在社交媒体环境中,某一议题引发的讨论内容不再仅仅局限于这一议题本身,而是会由于议题中的核心人物或者核心事件引发相关联想,导致议题范围不断扩大、情感表达不断强化。
3.3 相信与质疑的双重情感共同存在
在涉及国家利益的议题中,中国网民的爱国主义情感容易被迅速唤起并且快速传播。中美贸易战就是一个典型议题,舆论内容聚焦于中国与美国的贸易关系以及全球贸易情况,关系到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因此,中国网民对这一事件不仅表现出了社交媒体平台极易传播的愤怒和厌恶之情,同时还表现出了对于中国实力和态度的自豪之情。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大量情感化特征明显的表达之中,仍然存在着许多情感特征较弱的表达,尤其是在中美贸易战的第二阶段,许多网友相对客观理性地探讨了对于中国芯片技术发展、中国企业管理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面,情感愈发成为舆论参与的核心要素,但是理性思考与感性表达同时存在;对于国家实力的肯定自豪是国际议题的核心情感,但是质疑之声与自信之情同时存在。
综上所述,中美贸易战案例进一步印证了社交媒体传播的情感化特征,并且体现了情感传播的新特点,即主流媒体发挥属性议程设置的作用、情感扩散与事件联想相互促进、相信与质疑的双重情感共同存在。在未来的相关研究中,需要更加深入地探讨社交媒体时代民众参与舆论的情感特征,并探索舆论引导与舆情应对的实操路径,这需要学界与业界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责编:尹峥、赵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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