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生活
从“追星族”到“饭圈”：中国粉丝研究的核心概念与框架变迁
蔡笔言 刘楚君
【本文提要】中国粉丝研究核心概念历经“追星族”、“粉丝”、“迷群”、“饭圈”等翻译或演绎，概念变迁成为粉丝研究近三十年发展之缩影。本文采用建构主义诠释包裹框架分析法，结合 CiteSpace 文献计量可视化工具，回绎核心概念媒介学术话语框架演变，并探讨学术话语与社会关键节点之互动。研究发现，（超级女声）激发的“粉丝”与“迷群”话语越趋了“追星族”的疾病隐喻，建构出文化政治行动与平台经济深度框架交合。“饭圈现象”隐喻归标志着社会治理框架及国家管控理念显现，饭圈被界定为社会症候。文化政治行动框架拥有关粘，印证了费斯克以降官方粉丝研究秉“小说”的固有缺陷，粉丝研究由文化主义向结构主义的重新激开值得探讨。
【关键词】 粉丝研究 框架分析 社会治理 【中国分类号】 G206 DOI:10.16057/j.cnki.31-1171/g2.2022.04.010
中文语境的粉丝研究对应着欧美 Fan Studies。Fan 为 Fanatic（狂热者）的缩写，19 世纪末开始用以描述体育运动的忠实观众或参与者，其衍变形式为 Fans；同源词 Fandom 可总称狂热者，亦可指狂热状态（Jenkins, 2013: 12）。Fan/Fans/Fandom 词组进入中国以来，历经“粉丝”、“迷群”、“饭圈”等翻译或演绎，并覆盖未占同词“追星族”。这些中文词汇日常生活及学术话语中交替出现，既指向同一类社会文化现象，又隐含特定意涵（Zheng, 2016）。就总体趋势而言，从“追星族”到“粉丝”，该群体半地下亚文化社群差距至社会舞台中央，成为文化广泛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也凭借情感凝聚和动员能力被逐渐视为具备政治潜能的社会组织，伴随而来的更是权力的道德评估。但转变接踵而至，就在“粉丝”融入社会主流的当下，狭义甚至更次名移的“饭圈”
又成为新的理论及学术热点。
本文将从概念演变视角对中国粉丝研究近三十年发展之缩影，基本研究问题在于，从“粉丝”到“饭圈”的核心概念如何在粉丝研究领域得以建构和改造，体现出哪些主导性研究框架？新概念可以取代旧概念，学术框架变迁如何与社会关键信息节点相应和？
基于上述问题，本文旨在从内外两个维度进行本土粉丝研究的探讨。一方面描摹近三十年中国粉丝研究的学术图景，综述核心概念变迁所对应的主导性学术框架演变，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概念是勾连理论与经验世界的桥梁，粉丝研究核心概念的泛化、迁栽和程式上的演丁研究者对经验材料的有效识别，概念的落清则意味着由“观察标贴”向着“观察什么”的聚焦（Blumer，1954）。另一方面从知识社会学视野，关注学术话语与政治经济语境的互动，以折射出粉丝实践在宏观语境中的位置及关系变化。
一、建构主义视野的概念和框架
（一）粉丝研究的概念迷团
Gray 等以“三次浪潮”概述西方粉丝研究的三十年发展历程，粉丝先后被视为抵抗性受众、社会精英或情感体、这构致导时代概念的持续变化埋下隐患（Gray，Sandvoss & Harrington，2007）。随着参与式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成为主流范式（Jenkins，2006：1），粉丝与粉丝文化便似乎无处不在。一方面人皆知粉丝，另一方面对其进行清晰界定愈发困难。典型疑难诸如——非正式粉丝（Casual Fan）与专注粉丝（Diehard Fan）应当如何区分，抑或普若知为一般消费市而疏后者视为生产型消费者（时岱兴，2018）？互联网文化中粉丝与大众竞宙何区别，粉丝能否继续担当媒介文化的先锋角色（Zwaan，Duits & Reijnders，2014）？在粉丝身份愈发模糊之际，粉丝研究为何依然重要（Sandvoss，Gray & Harrington，2017）？
如果将“追星族”的定义传播作为中国粉丝实践进入公众舆论与学术视野的开端，距今将近三十年。1992 年香港“四大天王”助推追星风潮（陈霆，2012：182-185），1993 年央视八卦《追星族》引发热烈讨论，同年出现 9 篇相关研究文献。研究者借由“追星族”表达对通俗文化迅猛传播的忧心忡忡，“追星综合征”、“痴迷性性社会交往”的病痛隐喻表征着追星对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危害性，进而呼吁社会、家庭与教育系统的干预救治（邵道生，1994；孙天成，杨莉莉，2002；方建影，2009）。这种病理性话语一直延续至 2005 年“粉丝”和“迷群”概念逐渐推广，本土粉丝研究得以正名命名。
中粉丝研究承接欧美理论资源并受到日本御宅文化、二次元文化影响，历经了独特的概念演绎之路已有研究者“追星族”、“粉丝”到“饭圈”的称谓变化框构为日渐严密的组织社区“文化团体”势头（时岱兴，2020；曾一果，2020）。学者尝试以不同视角进行概念区分，孟威（2020）认为“饭圈”称谓增添了群体边界、区隔涵意；曾庆香（2020）将个体由粉丝为生再进入饭圈过程，表述为偶像认同、自我认同到群体认同的逐步完成，这也暗指通过身份认同辨析概念的操作方式。迄经破依存存在，正如尹一得（2020）所言，作为研究对象的粉丝似乎是“但没有边界与主体的类雾，时而属于众众的一部分，时而又成为其判别他者”的“无根”存在。换言之当学者凝聚、考察粉丝形象在“复杂媒介的白名公众”与“能动的受众”之间游移，也催生出粉丝研究的反本质主义诉求（费瑶，2011）。
（二）建构主义知识社会学与框架分析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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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是解释的工具，它来源于社会共同体的建构，诞生于关系并浸透着价值 (肯尼思·格格，2019：31)。建构主义知识社会学路径有助于剖析概念的架号流变，因为概念界定常与同解释主体、场景和框架密不可分。学术研究在一系列冲突概念之间的转换，本身就是研究框架选择。学者曾考察美国色情叙事研究领域色情 (Pornography)、淫秽 (Obscenity) 与情色 (Erotica) 的概念交锋，概念框定了价值立场与策略诉求，并行在相关研究的保守道德主义、自由主义与女性主义的三足鼎立 (Linz & Malamuth，2009：2-8)。概念流变通常还建构着学术框架转型，譬如刘海龙 (2013)、徐桂权 (2016)、何威 (2018) 分别围绕宣传、受众、御世意展开描摹的中国语境的学术话语和公众知识流地。
本研究将综合运用诠释学路径方法与文献计量可视化工具，围绕老龄粉丝研究核心概念进行学术话语的框架分析。首先基于中国知网 (CNKI) 检索数据，采用 CiteSpace 5.8 软件绘制共词分析图谱，直观展现中国粉丝研究的高频关键词和热门领域话题。共词分析的基本原理，是对主题词两两共现花同出现花同一文献的次数进行统计和引可呈聚类，以及映主题词之间涌流关系。研究热点以及子领域结结构 (冯婷，冷梅海，2006) 然后在可视化图谱基础上，通过文献细读提炼的粉丝研究主导话语框架，并进一步探讨学术话语与政治经济话语的多元互动。
如甘姆森 (Gamson) 将诠释包裹分为表意层面的“框架要素”和逻辑层面的“论证装置”，前者由隐喻 (Metaphors)、案例 (Exemplars)、标签 (Catchphrases)、描述 (Depictions) 等构成，后者包括归因 (Roots)、后果 (Consequences)、原则诉求 (Appeals to principle) 等 (Gamson，Modigliani，1989)。虽然诠释包裹针对的是新闻文本的社会建构，但其核心关注点实为不同社会行动者围绕着同一社会议题的话语竞争与结盟，学术文本亦属于上述话语实践。诠释包裹通常常表现为量化内容分析如词汇频次与质化文本解读 (如框架提炼) 的结合，时“主客观视域”立场对是洞见 (刘琼，2015)。该方法能帮助学者进行老年群体 ICT 使用的学术话语框架提炼及逻辑设花群 (方慧，曹璐，2020)，也有助于我们在考察媒体于粉丝研究文献之时尽量保留文本者的观点。正是基于上述考量，本研究选择采用此种建构主义话语分析方法。
二、资料来源与文献计量可视化
2021 年 8 月 10 日以上定期词“粉丝”检索中国知网 (CNKI) 数据库，筛除无关主题 (如食品或苗) 后获得学术期刊论文 5674 篇、学位论文 3954 篇。以上定期词“迷群”、“迷文化”检索，筛除无关主题后得到学术期刊论文 122 篇、学位论文 173 篇。以上定期词“饭圈”检索，筛除无关主题后获得学术期刊论文 163 篇、学位论文 46 篇。基于上述数据采用 CiteSpace 软件统计获得以下结论。
使用 Citespace 进行关键词聚类可视化，同一聚类中值最久者成为该聚类标签，获得图 1、图 2 和图 3。聚类号与患州、业界所包含的关键词越越多，节点位置表示该关键词类出现年份及其时间变化。“粉丝”文献数据底共布截取 #0 至 #19 聚类，其余文献截取 #0 至 #9 聚类。
三、“粉丝”：文化与经济的双框架含会
下文继续采用文献阅读结合社会话语域考察，以探构粉丝研究诠释包裹的框架要与论证装置，并探究学术研究与社会实践节点之互动。框架装置的关键要素为隐喻或案例，论证装置则体现为归因、后果和原则诉求的逻辑链条。
表 1 “迷群”、“粉丝”、“饭圈”研究高频关键词统计表（前 20 位）
（一）“造星族”、“小粉红”：文化政治行动框架的搭建
2005 年《超级女声》选秀期间，电视、网络和短信的跨媒体联动激发大众投票热情，人们汇集成“玉米”、“凉粉”、“盒饭”等团体，翘票亲友、熟人、路人的强弱关系投入平民偶像选拔。这股潮流当年从社科科学者带来震撼，参与投票、拉票的主体不仅仅是未成成年人，一大批尚未成熟且土生土长在其中，这就溢出病态化追星的既有解释逻辑。如果不再把追星看作青少年社会化过程的误入歧途，文这如何解读这种全民狂欢？
当研究发现了背后理论架构发生断裂，学者们却扩展粉丝研究资源并引入“迷群”和“粉丝”概念。表 1 和图 1 显示，本社群研究聚焦从同一的身份认同、青年亚文化等关键词同类引入。亚文化（#2 迷文化，#3 粉丝文化，#6 青年亚文化，#7 迷族文化，#9 亚文化等关键词词束类）与新媒体（网络社区、网络群体、新媒体、字幕组、弹幕、新媒体等高频关键词），强调迷群媒介实践的身份认同与亚文化意义。表 1 和图 2 显示，粉丝研究分化为粉丝文化（#7 粉丝文化、#8 互动、#10 互动仪式链、#14 网络文学、#17 身份认同、#19 自我认同等关键词词束）与粉丝经济（#3 粉丝经济、#6 微博营销、#12 网络红经济等关键词词束）研究向度，以及新媒体平台（#0 微博、#11 微信、#15 新媒体、#18 政务微博等关键词词束）这一核心对象。粉丝研究不仅在文献数量上逐渐增长，还囊括了后者核心意涵，因此本文将迷群归入粉丝范式进行统一分析。
2005 年至后粉丝研究领域不断表述为文化政治行动框架与平台经济框架的双框架竞争，有关粉丝的学术话语成为文化经济力量言语，学者的交汇点。文化政治行动框架覆盖迷群概念，并从文化认同向集体行动延展。
框架装置：该框架以费斯克（John Fiske）的影子文化经济（Shadow Cultural Eco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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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迷群”研究关键词类别时间线图谱
my）詹金斯的参与式文化和粉丝行动主义（Fan Activism）作为理论支撑，关注迷粉文化资本及其文化政治实践（Fiske，1992；Jenkins，2015；Hills，2002：20-30）。典型案例“超级女声”、“常见性征”，分别对应着“造星族”和“小粉红”的核心隐喻。
“造星族”隐喻将选秀节目描述为大众文化颠覆精英文化的草根造星运动，指控间激荡着关于民主进程和选举程序的诸多想象（孙伟，洪兵，陈韬，2005；孙伟，2006）。“喜欢她，就留下她”，“喜欢她，就说出‘加油’”标语，强调的民粉丝通过文化政治行动掌握偶像赏识以及“民主”权力。例如林东森（蔡欣欣，2008：93-97）。十年之后，“常见性征”凭借情绪性游说和快速风格引发热议（王茜，2016；郭小安，杨勃勃，2016）。那些“非典型”女性粉丝参与者被冠以“小粉红”隐喻，“像爱护爱豆一样爱国”的标语象征着偶像之爱与国家之爱的合流（刘海龙，2017）。
论证装置：“超级女声”所打造的新闻媒体交织的大众投票机制，被表达为粉丝获政治话语权和文化资本的关键（蔡琪，2009）。而在“常见性征”中，研究者意识到粉丝性主体与商业资本、官方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框架内因逻辑由媒介技术层面向外拓展。
政治经济因素影响下的论证装置，意味着有关粉丝行动的某些核心概念。凭“民主”与“少数”标签建起。粉丝行动的群体效应，符号狂欢和集体英雄主义式自我展示点反显，诸如“虚伪的娱乐民主化”、“娱乐政治化与政治娱乐化”批判层面在，“超级女声”民主论述“是民粹而非民主”盖棺定论（杨国斌，2016；汤景泰，2016；王菲，2007）。新的归因要素也意味着具有中国历史维度的媒介实践与民族
图 2 “粉丝”研究关键词类别时间线图谱
主义的互构研究。一方面民族主义话语借由粉丝实践对去殖民流文化与亚文化的收编，令得诸多异质性体跨越中美惯习，行为差异和既有粗疏而凝练成声势浩大的共意行动，另一方面粉丝的情感迷恋又对“救赎、解救和父权”课题寄常规网络民族主义进行着春化改造（王洪喆，李思同，吴靖，2016；李红梅，2016；王喆，2016）。
对经典理论的枯槁成为学术话语原则诉求，西方粉丝理论需要在中国话语被审视、校修正，才能找到与本土社会文化把配的适当位置。而无论是发展民，文化精英如幻如荼的讨论还体现在第一个共同诉求，即粉丝已从边缘走向中心，学术、大众和官方话语都需要正视其文化政治参与能量。
（二）平台经济框架的话语主导
粉丝文化与粉丝经济并未为一体两面，本土粉丝经济研究在概念引入初期便占有一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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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 1 与图 2 显示，随着全球平台经济模式升 级，自 2010 年微博、微信营销、音频策略、社交网络等高频关键词出现，数字平台便迅速扩张为粉丝研究大规模集锦聚类组群（包 括 #0 微博、#6 微博营销、#11 微信、#16 传 播策略、#18 政务微博），平台经济框架跃居粉丝经济乃至粉丝研究领域的首要框架，话语主导地位权力显著。
数字产业运用的“平台”喻喻，突显的是中立与结构属性，并描述凭借用户生产内容、社交算法、社群传播等手段追求社会关系的数据信仿商品化本质（Gillespie，2010；De Kloet 等，2019）。鲍勃微博平台多年来通过去嵌抄和利益系统，将普通用户活 动商业化可视化、竞争性数据，试图培育看重“数据贡献”（Data Contribution）的粉丝社群（Yin，2020）。粉丝创的创造性实践成为平台资本商业发展的“大战力”，并被精心编织进平台经济模式。所谓粉丝就是不再局限于大众文化权限受众，更延伸至产品的忠诚消费者和社媒资本活跃用户，即每一个媒介参与者都被视为潜在粉丝（Jenkins，2007；杨为云，2015）。“果粉”、“米粉”指苹果、小米品牌忠实用户，而“微博粉丝”、“微信粉丝”则成为平台账号订阅者的代称。
框架表述：平台经济框架以“商业价值核心”喻喻粉丝，衡量商业成败的重要标准是粉丝社群规模及热度度， 而衡黄见领袖、微信公众号则是营销利器（金冰允，王誉，陈秉民，2011；黄武，2019）。平台账号运营策略成为热门案例，这些研究标准社会互动的人道销策略紧素，对范合用户忠诚度理论建立社交平台账号获取更多粉丝社群文化的运营模型（李书哲，2015；陈彦佑，孙秋实，王博雅，2014；吕建磊、张梦霞，2015；杨学成、兰冰、孙飞，2015；黄京朱，金悦，张自，2016）。品牌粉丝作为典型案例引发关注，学者将其视为品牌力、大众媒体和网络平台所联手打造的文化商业化运营的成功标志，“用户全面参与”标语再出现（潘芯林，陈娟，2015；金超，倪宁，2016；张毅，李永鑫，刘进平，2017）。
论证装置：立足于经济学与管理学视角，该框架粉丝商业价值归因到全球数字产业的整合。粉丝社群因而成为具备声音、信任影响力的无形商品，或连接偶像、粉丝、消费者及商家的中介（蔡斌，2015）。学术话语的原则诉求，便是指导商业主体利用平台媒体汇集粉丝情感和社群价值以最大化盈利（杨玲，2011）。
文化研究学者对平台经济框架表述不满，如坚称粉丝经济研究不能忽视社群内部的礼物经济，或点明粉丝被市场逻辑收编的命运（杨为云，2015；蔡斌，2008）。然而文化研究学者的批且屡被搁置，始终不及政治经济学视野的粉丝努力批判。论据政治经济学研究指出粉丝劳动来源于文化工业对虚假认同的“共识制造”，粉丝劳动的本质在于资本所创造的可供攫取的价值， 这就揭示了平台经济框架所谓“用户全面参与”宣传标语的割剥逻辑（杨瑾，2012；庄峰，董珊，2019；杨为云，2020）。
粉丝文化与粉丝经济的框架竞合，一方面强调粉丝研究从纯粹的文化维度走向产业经济维度，不再局限于文化精英噱喻旨意。学科拓展标志着议题重要性跃升，粉丝研究领域得以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框架竞合最终呈现平台经济框架的话语后制，文化研究则因为如何迎缝绕无力，亦成为有待文化研究学者自省的题。首先须承认经济百赛对知识的弱势控制。第六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占 GDP 比重已超过 36%，对 GDP 贡献率达 67.7%（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21）。
图 3 “饭圈”研究关键词演进时间线图
在平台资本的着意引导之下，粉丝经济及其隐含的流量逻辑早已成为平台经济、数字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这自然吸引到经济学与管理学视野的诸多探讨。然而文化政治行动框架的积极贡献，也可能与西方粉丝研究的路径依赖相关。日常生活情境之中的粉丝实践，是否如文化研究者所描摹的具有超越结构性限制的潜能，后文将继续展开探讨。
四、“饭圈”：社会治理框架的崛起
偶像综艺节目（《创造 101》等偶像养成节目推动）“饭圈”一词进入学术话语。彭兰（2020：115）将其定义为“集体”（或其个人）偶像的粉丝们组成的共同体圈子”，圈层内的权力差异及圈层分站的界定构成是概念内核。从“粉丝”到“饭圈”的概念转变，强调的是粉丝从松散的虚拟群体转化为高度组织化的媒介社群，也表征在经由平台媒体汇集、激荡并向外辐射所形成的具象能见物，社会动员乃至文化对抗的粉丝集体能量。
图 3 显示“饭圈”学术话语对既有框架的继承与突破。其中，#0 饭圈文化、#1 粉丝文化、#2 亚文化、#3 身份认同等关键词词聚类，体现出前述文化政治行动框架的媒介赋权、文化认同视角的延续。其二，网络暴力、群体极化等高频关键词以及#4 粉丝群体（包括网络社会治理、社会动员、集资等关键词）、#5 偶像养成（包括饭圈出征、“饭圈”乱象等关键词）、#6 群体极化（包括舆情、信息集散等关键词）则在社会治理框架的探索。初时学者们为“饭圈女孩”爱豆热情以及饭圈自组织的高效运转所齐声叫好，不久“饭圈乱象”隐患渐显，饭圈从形成自 2020 年以来急剧恶化并蔓延开来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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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候（晏青，侯涤博，2021）。短短数年之间“饭圈”研究从文化政治行动框架迅速走向社会治理格架，学术话语流变既映射粉丝群体实践既有实证，也进一步推进着公众舆论与政策管控的社会现实。
（一）“饭圈女孩”：粉丝行动主义影响再现
框架装置：2019 年“饭圈女孩出征香港废青”，2020 年“饭圈女孩驰援武汉”公众行动，被作为“帝吧出征”之后粉丝借由爱国主义话语争取正当性的典型案例。“饭圈女孩”隐喻既继承了文化政治行动框架对粉丝政治潜能的推崇，女性主体反污名化斗争的内视角叙事又向这一框架注入女性主义内涵（崔凯，2020；周琰，曾祥柱，2021；胡玉宁，徐川，2020）。饭圈集体行动表明青年粉丝不仅不靠靠外部指令，而自发构起短结结构断、部叶齐全、分工明晰的自组织社交，甚至可以提供“互联网上社会治理的样本”（马芯兰，钟梓轩，2018；吕鹏，张原，2019），粉丝行动主义魅影由此再现。
论证装置：粉丝行动主义再现性机，可归因到饭圈实践进入社会舞台中面持续遭遇结构性力量的收缩。其一，代表官方意识形态的主流媒体以爱国情感进行策略性召唤，恰与饭圈风争取身份正当性的需求不谋而合（袁家骏，王浩，2020）。其二，资本驱动粉丝在数字平台结成可供动员的社群，并以流量思维引导“出圈”行动（曾一果，2020）。而互联网草根权威型舆地助力饭圈体行对在性别政治领域收获赞誉（葛玲，2020）。对行动后果的表述多遵循上述思路，如强调饭圈实践对于青少年话语参与与女性去性别化作用，以及对青年文化与主流文化之结合。文化政治行动框架由此提出核心诉求，即探索饭圈事件作为“正能量”参与社会文化政治的路径可能（袁文丽，王浩，2020）。
此论证装置的吊诡之处，在于剥析粉丝行动驱动因素时频繁提及的资本与流量引导，在总结行动后果时却悄然隐身。文化政治行动框架对资本力量瞩目信视，有意无意间与主经齐准框架建逆汉界，回避学术话语之间的有效互动甚至资本运作视角不可知的黑箱处理，根源或许依然在于粉丝文化路径传统对结构性痼疾的乐观情绪以及相关分析手段的匮乏。奈而观实情境打破了延绵多年的粉丝行动主义魅影，当下粉丝实践隐含资本操控不可自拔，文化政治行动框架的阐释力也遭受挑战。
（二）整治“饭圈乱象”背后的国家管控
饭圈称谓的流行，在指向粉丝政治潜能之外，更作为粉丝群体恢复归于圈象的语言表征，对应着这一群体的行动载或改写社会话声誉恶化。前“饭圈”时代的粉丝实践常常自我设限在消费与生活边缘地带（朱丽丽，2016），或限定于公众视野之外，或不构成对主流文化的威胁。直到“饭圈”时代，群体之间的针锋相对经常演化为“非我即笑，虽远必诛”的围堵暴力，这意味着集聚属性与行动内爆频繁演于公共空间，饭圈概念由此附加上一系列负面道德评价。
撕票代、集资无度、举报无差的“饭圈乱象”，步步打破文化研究者的智识预设，而国家对于饭圈的文化规制力量也显而易见（梁英致，2020）。公众不满情绪寄诸，行政管理部门的公开介入已是众人所向。自 2016 年《专网及信息服务管理规定》、2017 年《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视听节目创作播出的管理的通知》到 2019 年更规范网络中音容外貌的“未成年人，知和行为的指导意见”，针对“饭圈”整治的多项行动，以正类“饭圈乱象”为指向对象。
五、思考与讨论：粉丝研究的转型之路
正如前文所述，从“追星族”、“粉丝”（“迷群”）到“饭圈”的概念转变，既表征着娱乐产业和平台资本汇聚、征用粉丝力量的能力升级，也显粉丝群体权、文化割裂力量的迭转体现。这种概念语言演变既反映粉丝行动模式与社群属性的现实变迁，又进一步推动出关于粉丝的公共议与政策诉求。概念转变及其所嵌持的社会文化景，已经成为并将继续成为粉丝争取舆论认可所绕不开的阻碍，也显著影响学术研究的框架选择。
“超级女声”等令知识分子对粉丝政治潜能心生向往，西方粉丝研究兴学者普遍有的参与式立，粉丝行动主义理愈趋于打下文化政治间障碍径自。“自“粉丝”和“迷群”概念引中国以来，文化政治行动框架便成为本土粉丝研究的先在路径，学者们探讨粉丝在帮创造性社会文化生态体、经济“带动出征”、“AO3 风波”等后续事件一方面揭粉丝做行动的符号资本逐层积累路径，另一方面粉丝社群在平台资本运作下变身品牌粉丝、数据粉丝亦步亦趋，也打破了关于粉丝群体属性的幻想，木粉丝研究面临着一系列问题。
其一，国粉丝研究急需厘清粉丝研究的理论历经粉丝文化政治行动的赋能与桎梏，直至所由主义和夺取目的平台经济框架、社会治理框架夹套胜，如何解释上述框架变迁？其二，十余年前粉丝打粉丝粉丝者“鸟巢召唤”到“饭圈”的概念转变，意味着“饭圈现象”逐渐成为舆论场的整体象征与隐喻，成为国家针对平台资本的反垄断规制措施，深刻影响国家的互联网治理与政治经济权力重中的宏大版图，并折射出“资本逻辑”与国家的“共治逻辑”之间的矛盾（方兴东、钟祥佺，2021；王维佳，周弘，2021；孙萍，邱林川，子青，2021）。管制政策的维也与捕得文口称赞，学术话语的社会治理框架亦迅速提起。
框架架建，该框架以“饭圈现象”为隐喻，体型学术话语与官方话语的相互重构，“AO3 风波”成为典型案例（季为 E，2021；龙海音，万东云，2020）。如果说文化政治行动框架考据出饭圈做体行动潜能，那么社会治理框架则竞赛到这一青年自组织可能发挥垄面推动力，更有可能成为“触犯社会规范和规定治理规则的越轨者”（田丰，2020）当前流行的“数据掘”实践，为饭圈成员背自己输入大数据网络的新增罪犯模式（Zhang & Negus，2020）。
论证逻辑：“饭圈现象”在自组织内部被归因于圈层化联群体化（堤兰，2019；袁东春，2020）。在自组织之外，学术话语砖际际文化政治行动框架对资本力量的回避，或平台经济框架对题的诉，将资本操控和“流量至上”的业笼罩于粉丝们之根本（张世超，胡岑等，2021）。平台技术逻辑亦被粉丝行动者网络分析（马中红，胡岑，2021）。其不具异见影响力“网络性生流变”，也“建设和社会治理”（学术前沿者，2020），有丰富个“体认同（行为价值观念和道德意识”（季为 E，2021）。原则诉求的交出，即“引导饭圈群体对到推动社会发展值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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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之众”标签，“饭圈乱象”隐喻却成为“乌合之众”的另一套说辞，粉丝研究为什么一直在污名与反污名之间循环？其二，粉丝的大众文化指明与社群集体行动，在与商业资本、数字媒介逻辑和主流意识形态遭遇时，究竟存在多大意义上构成自主创造？这些质询共同指向下一步追问，即欧美粉丝研究主流范式主当前语境是否依然具有阐释力？存承自文化研究路线的本土粉丝研究抓住了什么，又遗落了什么？
霍尔（Stuart Hall）曾论述文化研究从文化主义向结构主义的过渡，指出两者的优势与共通粉丝文化研究核心议题。文化主义强调人们在生活方式、实践经验的独特性与历史创造性，结构主义更重着定性条件及整体属性（Hall, 1980）。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研究深入研究动机促进以上过渡的再次展开。如果说经典文化研究曾围绕着权力争斗而展开，对西方粉丝研究影响颇深的研究从研究观照日常生活转向理论化和理框，更新向于模糊处理结构性因素、意义形成或解释影响力，这也被批判为由“大政治”（Macro Politics）向日常生活“小政治”（Micro Politics）的蜕化（Corner, 1991）；曹宇、舒可文，2020）。再考虑其舆论引导金庸的西方粉丝研究主脉，轻易把流行文化实践等同日常生活，又嵌入为是对日常生活实践或市场暧昧书引（Silverstone, 2003：162-165），西方粉丝研究由主由“小政治”一端走得更远。
本土粉丝研究的文化政治行动框架节时或迟，逐渐被粉丝经济话语遮蔽、社会治理话语所制，印证了费斯克、金泰扎陀西方粉丝研究视角政治经济转向性力量，放弃文化领导权、意识形态分析等经典视角的包围与自我意识形态粉丝经济之所以呈现出民意面貌，粉丝的参与式创造与亚文化认同因素重要，缔结在粉丝实践之上的平台资本力量、主流意识形态与行为管理才重要不容小觑，必须迎接粉丝实践
置于广阔复杂的政治经济脉络展开探讨，而非仅仅关注“为何成为粉丝”与“如何成为粉丝”等细微议题。饭圈并非独立自主场域，对粉丝社群秩序架构与动力机制的讨讨，需置引入系统性视角。回溯早年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争论，粉丝文化研究自我抉择性思维而聚焦抗击抵抗的路径选择令人遗憾，未来粉丝研究从文化主义向结构主义的重新联展开讨论才是明智之举。
我们还应意识到，中国粉丝研究的既有转型与发展趋势不仅局自学术社群的自省与调适，更与国家对大学系、经济和文化场域的把控意图密切相关。粉丝研究框架从平台经济到社会治理的娜移，为见示出国家力量与平台经济力量之问剧烈与张的双向运动（王维维，周弘，2021）。所谓“饭圈乱象”实则剑指平台资本垄断，反映出大型平台对社会文化治理的“侵入”。围绕国家大方的宏观发展线，作为文化安全和青年发展议题的饭圈治理框构反国家平台治理的重要指针。这也意味着，政治与经济因素的力将终缝塑构起未来粉丝研究无法忽视的宏观视角。本研究呈现的中国粉丝研究的概念框架或定理，既可作为一门学术领域多年发展之回顾，亦剖视了一个本土化案例以展示多元力量如何与特定环境的学术传统相互，并形塑学术话语的当前状态与未来路径。
从知识社会学出发，不同学术话语框架背后的行动者主体，亦是考察粉丝理论旅行及本土化实践的重要视角，主体行动势必要到学科建制、社群规范以及学术场域之处更多因素的作用（李红涛、黄顺铭，2020）。从话语框架移考学术主体，探索大学者的结构性因素并借势中国粉丝研究相对时代表社会话语境的位和关系，无疑将拓展知识社会学研究紧固子篇幅，本文不再展开此类探讨，这也是后研究的可拓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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