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昂斯卡娅访谈录

努力不带一个错音地弹琴
文|Michael Dervan
译|蒂芗
伊丽莎白·莱昂斯卡娅，这名字之前曾经只有一个形容词——“苏联的”，但她其实是受到多重影响的钢琴家。她出生于格鲁吉亚的首都第比利斯，父母亲都来自敖德萨。她青少年晚期求学于莫斯科，1978年定居维也纳。
我们会面于中立国瑞士著名的苏黎世史宾利咖啡厅（Zurich’s Café Sprüngli），那里到处是杯盏相碰的叮当声和人们在上午嘈杂的交谈声。她平静的气质与周围格格不入（她说她原以为那个咖啡厅很安静），她谈论自己时，谦虚而朴实，毫不做作。自始至终，她都流露出一种少见的内在美。
“可惜我不是格鲁吉亚人，我父母也不是。他们是二战期间从敖德萨搬到格鲁吉亚的。我母亲是犹太人，我父亲是波兰人和俄国人。而现在我已经算是奥地利人了。我很高兴出生在第比利斯并在那度过我的童年。那是非常明智的。”

Tbilisi,1952

                

                她回忆道，她的童年无忧无虑。她身边的人总是满怀希望，那里有很多很多的音乐。“它算不上大城市，现在可能也就五十万人，但当时，那里大概有上百所音乐学校。格鲁吉亚人热爱音乐，因为你知道格鲁吉亚文化的，他们唱阿卡贝拉（A cappella：一种起源于中世纪的无伴奏合唱——译者注），有6到8种声音。这对每个民族都太重要了，就像唱诗班，让你学会歌唱。”
她的母亲在敖德萨学习了声乐和钢琴，但当时的条件很艰辛，“所以，让我弹琴和从事音乐，是她的一个梦想。跟每个人一样，我从7岁就学琴。”她钢琴学得非常快，尽管那一切对她来说十分正常。她第一次跟乐团合作时只有11岁，两年后，她就举办了自己的第一场独奏会。
18岁时，她到布加勒斯特参加了恩奈斯库大赛（Enescu Competition），并带着冠军而归。只有在那之后，她才到莫斯科，去莫斯科音乐学院学习，但这并不是因为她不得不去，她说，而是因为她想“感受新的阳光，新的空气和挑战新的环境。”
在第比利斯，她是在对政治问题没有任何意识的氛围中长大的。“那是我家的情况。我父母努力保护我不接触任何政治话题。比如，1953年，我七岁时，斯大林死了。他们在家从未提及过此事。我是在音乐学校知道那个消息的，那里每个人都在议论它。后来，当我长大后，我听到人们一直在聊他，他是亚美尼亚人，他是这，他是那，而我当时想，‘这都是什么呀？’，对我而言，他只是个人而已。”
在莫斯科，她是格鲁吉亚人还是俄国人不是问题。“在莫斯科，人们只会关心，我是不是犹太人。”她的护照上写着她是俄国人，因为她的父亲是俄国人。“但在莫斯科音乐学院，有关我母亲那一方和父亲那一方的信息，我都得写上。我确实感觉有什么地方不对。但是哪儿不对呢？我好多年都想不明白，因为答案并不在表面上。但后来，渐渐地，我明白了。”
莫斯科的训练让她的工作进入到一个新的强度。她不得不在第一节课就要凭记忆准备一首新的曲子，尽管她是“作为一个明星，一个冠军得主”来到莫斯科的，但她也不得不意识到，周围的每个人都是那么优秀，所有学生都那么有竞争力。
尽管她自称属于钢琴演奏的“俄罗斯学派”，但事实上，她说，那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学派，它有太多不同的代表了。她提到了其中一些著名的演奏家和老师，比如，亚历山大·戈登维杰尔（他跟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和斯克里亚宾过从甚密），萨缪尔·费恩伯格（Samuel Feinberg），和他那“绝妙的德意志精神”（费恩伯格备受世人推崇的，除了他的演奏技艺，还有他对巴赫的处理），海因里希·涅高兹(Heinrich Neuhaus)，和他对“古典派和浪漫派，以及自由精神”的关注，以及他门下的高足包括拉度·鲁普和里赫特。
她一直追溯到她的老师雅克布·米尔斯坦。米尔斯坦曾是伊贡诺夫（Konstantin Igumnov）的助手，伊贡诺夫受教于亚历山大·西洛蒂（Alexander Siloti），而西洛蒂是李斯特的学生。但跟李斯特的这种遥远关联性，她从不当回事。她说，俄罗斯钢琴学派的优点，是对个性的关注。“这是真正重要的东西，你在做什么，你是谁。不用管那些‘这样的好、这样的差’的想法。没有什么条条框框，从来没有。”
另一方面，俄罗斯风格的演奏，听起来就很俄罗斯。“如果你说俄语，如果你深受俄罗斯文化影响，所有你的精神，所有你的心灵都是不一样的，你听起来也会不一样。我在西方弹的第一场协奏曲是在维也纳，然后所有评论都说“她弹的莫扎特或贝多芬太俄罗斯了。”要这样评价很容易，她说，但她也会非常严肃地对待这种评价。现如今，当她听到最高水平的那些俄罗斯钢琴家时——她举的例子是普列特涅夫（Mikhail Pletnev）和索科洛夫（Grigory Sokolov）——“我听到的是俄罗斯学派演奏乐句的方式，就应该这样弹，这很正常。他们有一颗俄罗斯心灵。怎么会不同呢？”

Leonskaja in Vienna, 1978

                

                移居维也纳似乎给她造成了某种程度的音乐危机。那时，她在一种她极为尊重的音乐文化环境中生活和工作，那种环境诱惑她模仿她从周围发现的东西。但是，她必须做出抉择，最后的结果与她想要的相反。她把自己关在房子里，花了很长时间去重新找回自己。“我当时的行为有些荒谬。一切都是音乐感觉的问题，是什么是乐句的问题。乐句是节奏，不是韵律。”
诗歌中也有节奏和韵律之分。“在很高的水平上，里赫特说，节奏与韵律几乎是协调一致的。”正是这种高超的融合，她说，这种近乎浑然一体，使得里赫特的演奏有着惊人的紧凑感和精确度。
毫无疑问，里赫特对莱昂斯卡娅影响深远。他们相识于1960年代晚期，当时她刚与小提琴家奥列格•卡冈(Oleg Kagan)结婚。里赫特当时正与小提琴家大卫•奥伊斯特拉赫排练一首协奏曲，里赫特叫卡冈帮忙。里赫特-奥伊斯特拉赫这对搭档是传奇组合，卡冈很快成为里赫特喜欢的双钢琴搭档，他们的组合在EMI公司和德国Live Classis公司留下过经典录音，这个组合一直持续到卡冈英年早逝。里赫特也跟莱昂斯卡娅演奏过一些常见的双钢琴曲目，最有名的是格里格改编的一些莫扎特奏鸣曲。格里格颇具争议地将一些十八世纪的钢琴独奏作品，改编成了明显符合十九世纪口味的双钢琴作品。
莱昂斯卡娅没有跟里赫特正式上过课。但除了一起演出外，当里赫特在排练协奏曲时，她也会被叫去给里赫特陪练。
在丧夫之后，她会去他家里，如此可以听他弹琴。“有时候，我感觉他睡着了，因为一切都太慢了。后来，我明白了，那是他在思考。”

Leonskaja with Richter,1993

                

                在我们整个交谈过程中，她总是更倾向于把话题引向她面临的艺术挑战上，而非她取得的成就上。当我问做钢琴家最难的是什么的时候，她以一个故事作答。“我跟拉度·鲁普很熟。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莫斯科的一条街上，当时我刚参加完比赛从布加勒斯特到达莫斯科。突然有个人大声对我说：‘我认识你的。你就比我早出生一周。’自那次以后，我们到生日那天都会给彼此写信。两年前，我收到拉度的一封信，上面写了一些祝福语，然后写着，‘莉莎，请努力自始至终都不带一个错音地弹琴。’这听起来很容易，但如果真的要不出现差池，带着你自己的精神，并保持全神贯注…我认为这是最难的。”
然后当我问，对她来说，容易的是什么，她迅速答道，“犯错”。
今年，她将两次造访爱尔兰，会跟RTÉ国家交响乐团演奏贝多芬的《第四钢琴协奏曲》，并将在Bantry House演奏舒伯特的最后三首钢琴奏鸣曲。这些作品对她有什么特别之处？
“卓越性。不同方式的（卓越）。我不知道我从哪儿产生的那种想法，将舒伯特最后三首奏鸣曲放在一起学习和演奏。第一首是贝多芬式的，第二首俨然如同一首布鲁克纳的交响曲。第三首我说不好。贝多芬的（第四）钢琴协奏曲更像是一首弦乐协奏曲。它到达的地方是那么清澈，高不可攀。我认为没有什么能与之相比，除了贝多芬自己的小提琴协奏曲。当然，那是一首非常不同的曲子，但——她用德语说道——‘Es ist im Himmel’（它已处在高空之上）”。
文章源自《爱尔兰时报》（Wed, Feb 4, 2009）：
https://www.irishtimes.com/culture/striving-to-play-without-fault-1.692099

网址：莱昂斯卡娅访谈录 http://c.mxgxt.com/news/view/141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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