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李途纯案凸显政商交缠诡异现状
连日来，针对湖南株洲太子奶集团及其创始人李途纯的议论再次充斥舆论，此番热议首先源于李途纯的律师翟玉华对外宣称：在案件调查中，多人曾经遭受株洲市公安局专案组的迫害，并导致了“二人致死，三人致残，一人致流产”的悲惨状况；而数日后，株洲市公安局则出面否认了太子奶案存在逼供行为，并对一些指责作出了简要的回应。
对于双方的各执一词，我们很难判断究竟孰是孰非。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作为羁押李途纯等人的当事机构，在羁押李途纯的一年多时间里，对于是否有过在审讯时的程序不当问题，有必要给出更为及时、详细的回应，否则，舆论的怀疑便不会消止。
而回溯太子奶集团的前世今生，一个分外鲜明的特点便是这家企业及其创始人李途纯与当地政府之间彼此交缠、难以理清的关系。从此前媒体的报道来看，李途纯之所以被株洲市方面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实施逮捕，是因为受到了不少太子奶集团债权人索债以及员工失业风险等方面的压力。然而，在太子奶集团最为辉煌的时刻，在李途纯疯狂扩张、过度融资的背后，也不乏当地政府的鼎力支持。
依据公开资料，仅2007年，太子奶就从招商银行长沙分行、中国银行株洲、黄冈分行这3家银行分别获批贷款3亿元、2亿元和1.3亿元。假设没有当地政府的支持，这么多的贷款是不可能轻而易举得到的。同样在2007年，李途纯在资本魔方的刺激下，选择引进英联、摩根士丹利、高盛等风险投资7300万，并签订一份“对赌”协议(如太子奶方面不能完成指定业绩，李途纯将失去控股权)。最终输掉这场赌博的李途纯在与外资的较量中，也试图以地方政府为靠山，甚至不乏以掀起民族主义的情绪来抵制股权的流失。
在李途纯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企业家走向悲壮的必然：他们身上所具备的更多的是赌博心理，而非一种规则意识，这促使他们可以获得爆发式的成功，却也埋下了突然死亡的隐患；反观他们所身处的环境，更因为公权力缺乏明确的边界，市场与法律的机制也远未完善，留给他们的常常是比拼关系、野蛮生长的丛林之境。
在2007年之前，李途纯的经历更多地彰显了改革开放后，早期中国民营企业家走向成功的经典路径：先是通过下海获得第一桶金，随后又以赌博式的营销手段实现了公司业务的连续翻番。期间，来自政府的各种“优秀企业家”、“政协委员”等荣誉也纷至沓来，企业家与当地政府的关系更可堪称“如胶似漆”。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三聚氰胺事件、汶川大地震等一系列因素的冲击下，李途纯的公司最终因为融资过度、扩张过猛以及管理不善等多方原因遭遇20多亿负债的悲惨现实。在此情况下，政府开始频繁面临工厂职工和债权人堵门、堵路、堵桥的群体性事件，最终，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名义下，当地政府托管了企业，并对李途纯及公司高层实施了控制。
政府一旦一改往日的慈眉善目，开始介入公司的日常运作，公权力寻租的欲望则必在瞬间被勾起。在株洲市政府托管太子奶集团期间，当地派官员入主，以行政干涉市场，最终引发了太子奶集团的进一步瓦解。而在整个过程背后，更是伏藏着他本人中饱私囊，同时将责任推在创始人身上的不可告人的秘密。
可以看到，无论从李途纯的个人境遇进行分析，还是对太子奶集团的颠簸之路作出梳理，商人与官员、企业与政府之间互相交缠、无法厘清的现象都是普遍存在的。类似的情况对于中国的民营企业而言，可谓既享受了政商不分的优厚，却更饱尝了缺乏规则、权力边界不清带来的痛楚。
的确，在企业试图获得资金在内的一些资源支持的过程中，由于缺乏一个公开公平公正的平台，竞相“靠近”政府变成一条无以规避的道路。而在这一歧途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政商不分、彼此交缠的市场领域，它摧毁了无数颇具增长潜力的企业，也吞噬了许多原本该被称为企业家的人。对于上述诡异的现状，如何去扭转，恐怕除了为市场推出明晰的规则，为法律设置起码的底线，已经别无它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