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流量明星，都是一种快消品

时代或许是已经改变了，至少从一些看似细小的转变中，我们能发现当下围绕在明星、偶像和爱豆之间的话语变化的背后所折射出的消费市场与消费心理的变化。

伴随着市场化与消费主义的汹涌，“明星”这一本身就与市场、娱乐和资本密切相关的符号开始出现新的变化，但我们依旧需要记得“明星”是一整套来自资本、艺术和观众共同参与与构成的欲望工业。

出版于1979年的理查德·戴尔的《明星》可以算作是“明星研究”的开山之作，也正是在分析好莱坞制片厂制度、明星制与相关的生产和营销中，作者指出“明星不仅是活生生的人，同时还具备生产、消费与意识形态等符码表征意义”。

《明星》[英]理查德·戴尔 著，严敏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

观众对于明星以及围绕着他而形成的一系列运作的讨论和争议，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当下人们的某些心理状态，对于社会、道德、消费的态度。

最典型的或许就是近期接连发生的几起与影视/娱乐圈有关的新闻，其一是郑爽的代孕风波所引起的蝴蝶效应，让观众紧抓住这一“典型”开始讨论诸如代孕、母职、婚姻关系等问题，由此牵扯出社会、市场与政府等多领域的话语和力量。

而处于这一风暴中心的郑爽则彻底“社会性死亡”，断送其演艺生涯的同时也再次遭到那个古老的质问，即明星作为一个社会的公共形象本身所应该具有的行为和责任范围的边界应该在哪里划下？而由此事件牵涉出其后对其演艺事业中天价酬劳和偷税漏税等问题的报道，也再次让吃瓜群众得以一窥演艺圈这一既神秘、令人向往又让人焦虑的场域。

影视明星在劳动与报酬之间的极度不平衡更是让朝九晚五且依旧活得苟且的普通人爱恨交织。

一、天价的明星，是一种“奢侈品”

如果按照经典的劳动理论来看，明星所赚取的显然不仅仅只是其通过身体劳动的报酬，他所获得的更大部分来源于布尔迪厄所指出的文化或说是象征资本，即“明星”这一标签本身就与各种奢侈品logo一样，自带巨额利润。

这也是好莱坞早期制片厂所创造的明星制度的一个重要成果。几大主要制片厂通过培养自己的明星，并通过对其进行包装、推销和宣传，来提高制作融资、获取收益以及确保利润的增加。

这便是美国学者保罗·麦克唐纳在其《好莱坞明星制》中所指出的，明星的符号性和经济性紧密相连，令其成为一种典型的文化与商业现象。20世纪早期的中国明星制便显然受到其显著影响，并且在八十年代之后的市场改革浪潮中再次复苏而形塑了当下中国的明星制。作为演员的郑爽便是这一工业制度的产物，她作为演员在一部偶像剧中爆火，由此开启了其明星生涯。

《好莱坞明星制》[英] 保罗·麦克唐纳 著，王平 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3

发生在影视/娱乐圈中的“一夜爆火”神话和传奇让许多人为之心动，但这样的机会也往往是千万分之一。

正是在这里，我们会发现一个隐秘的有趣心理，一方面人们羡慕这样的奇迹，另一方面却也对此充满嫉妒的同时对获得这一恩赐的个体展开更为严格的审视。当然，当下中国民众对明星的“十目所视”还与建国后的明星制有关。

在张英进主编的《华语电影明星》一书中，便有文章在分析新中国之后的电影、电影工业与影星时指出，明星成为意识形态的重要展现场域，因此个体与共同体倾向的一致使得对明星的要求大大提高，而出现了其后所谓的“德艺双馨”标准。

《华语电影明星》[美]张英进 著， 西飏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7

这一点在当下依旧表现鲜明，即明星个人的私德几乎彻底冲破西方一直以来的纠缠——即在明星私德与隐私方面的尊重和保护等——而走上前台，成为被检视的对象。而伴随着明星向偶像和爱豆的转变，这一检查便开始变得更加严格。而导致这一状况的并不仅仅只是传统观念的延续，也和偶像与爱豆的特质息息相关。

二、明星与粉丝的“危险关系”

如果我们稍微注意便会发现，往往是粉丝承担着更加严苛的审查官的角色，检视着自家偶像和爱豆的一言一行，发现任何出格便会立刻要求其改正。

这一方面看似是为了塑造一个健康、正面的明星形象，因为他们的公共特质可能引起他人的效仿，或者说更重要的是作为对主流观念十分敏感的粉丝，他们都不希望自己的偶像触及到所谓的社会公德底线，并且由此十分渴望能得到主流的认可。

因此我们时常会看到令人啼笑皆非的粉丝对自己爱豆的“敦敦教诲”；但另一方面这一自我审查本身就是当下建构偶像和爱豆最重要的内在动力，即塑造一种高强度甚至过分理想化的形象便需要排除自身所有不符合这一目标的因素和形象元素，一旦匮乏我们便会发现原本就单薄的爱豆将难以承受更大的喜爱和道德诉求。

这便是区别于以往明星制中明星和观众或是粉丝之间的部分，并且在当下国内的饭圈中表现得十分鲜明。传统的明星大都是通过他们或多或少的作品为观众和粉丝所熟知。而伴随着日韩造星工业的兴起，明星与“劳动”——诸如表演、唱跳、插科打诨等——似乎可以分离，而出现“没有代表作的偶像/爱豆”。

因此，粉丝们对其的喜爱与其说是他们扮演的某个角色、作为某首歌的演唱者或是其他形象，不如说是对自我欲望的直接迷恋，即他们通过自己的创造和培养，“生育”了一个满足自己想象和欲望的对象。这便是埃德加·莫兰在其《电影明星们：明星崇拜的神话》中发现的投射认同问题。

《电影明星们：明星崇拜的神话》[法]埃德加·莫兰 著，王竹雅 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4-6

在中文词汇中，“偶像”一词本身就与祭祀和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是一个中介，连接着超越与此岸。因此当我们宣称“某人是我们的偶像”时，总是会隐秘地指涉到自身的欲望和想象。这一心理在当下粉丝圈中所谓的各种“亲人粉”中表现得颇为鲜明。

而与此同时，在以传统中国典型的放大血缘化关系模式来拉近自身与偶像或爱豆之间的距离中，我们也会发现一种“纯化”操作，即把爱豆塑造成一个完美的“偶像”——在其最原始意义上的用于祭祀的人偶——从而稳定这一随时可能解体的崇拜关系。

传统的明星与观众之间的关系较为稳定，且前者主宰着对自身的形象塑造和相关安排与设计。2019年根据朱迪·嘉兰人生改编的电影《朱迪》便展现了好莱坞早期制片厂对明星所拥有的强势控制力，观众在这其中更像是旁观者坐在电影院里看着屏幕上的那个演员，而很难真正地参与或是扭转她的生活与人生。

但出自日韩的当代偶像模式却彻底打破了这一主动与被动关系，而让粉丝直接参与他们喜爱的偶像和爱豆的制造。所以《创造营2021》宣称所有参与投票的观众才是真正的创始人，是他们通过自己的数据作业来创造属于他们的偶像和爱豆。

这正是詹金斯所谓的“文本盗猎者”，即当下粉丝的主动性前所未有地高涨，这导致无论是制片厂、影视公司还是市场或明星个体，都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面对这一强势力量。

最有趣的一幕不正是《创造营2021》里急切渴望下班的利路修，最终命运完全掌握在他的粉丝手里，只要他们愿意，就完全可以违背偶像本身的意愿而强制送他出道。也正因为粉丝在塑造自己爱豆工程上力量的增加，便有可能出现过分理想化的期望，即“偶像”所召唤或是隐秘之间透露出的一股宗教体验感。

个体往往很难仅仅依靠自身解决日常或是内心的冲突与问题，所以向外追寻更大的力量来解决或是指引自己便成为人性中必不可少的部分。这种“宗教式”体验本身是无可厚非且往往十分重要的，因此我们才会看到何炅曾经在解答一个高中生问他追星问题时的那个古老且经典的回答：我们会因为追求更美好的人事物而让自己变得更美好。

偶像的目的便是为了摆脱“此岸”一时的家长里短与琐碎，而让自己无论是在生活还是人生中都能获得更宽阔的视野，而偶像便是通往这一更高更美好未来路上的指引者或说是明灯。

在当下这个如此世俗且消费的时代，偶像崇拜所能引起的崇高或是超越性还残存几分，也始终令人质疑。但这一模式却在市场和资本的推波助澜下被保留，而导致一系列奇形怪状问题的出现。粉丝为了支持自己喜欢的爱豆能在《青春有你3》中C位出道，不惜购买大量牛奶为其做数据，结果便出现了遭到各方批评的“倒牛奶事件”。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比较，在2012年印度电影《OMG》中有一个片段也是倒牛奶。作为无神论者的男主在法院上质询被告的——“神之代理人”——宗教首领，为什么一边说神爱世人，另一边又把祭祀神的牛奶倒进阴沟，而在不远处就是众多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乞丐。这一对超越存在的过分执迷反而让他们对发生在自己身边的痛苦和不幸无动于衷，邻人成了恼人的存在，而非能够被我们感知或交流的真实个体。

正是这一点，“倒牛奶事件”才会引起如此大的道德义愤，从而再次使人们督促对饭圈中粉丝过分不理性的行为进行约束。

在这整个过程中，粉丝都是行为主体，而他们喜爱的爱豆甚至可能对粉丝的行为根本不了解，但最终出现问题，灾祸却依旧会落到这些爱豆身上。

尤其在越来越强调社会公共道德的当下，人们对明星、偶像和爱豆的要求一方面与他们的高关注度和高收入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主流期望通过他们来进行公众教育有关。

我们能发现这些年许多主流媒体开始学习和利用饭圈话术，或是通过与顶流的互动——如让他们拍摄主旋律影视剧、出席诸如春晚这样的活动以及各种具有特殊意义时间的“代言”等——来更进一步地与网络中的年轻一代形成交流。

因此，无论是明星还是偶像都被要求成为一个具体的、典型的“模样”，而不可出格。

所以在这些年我们从各种选秀或是各大经纪影视公司里推出来的新人，大都有“千人一面”的嫌疑，即使是看似多姿多彩，实则也仅仅只是表面的丰富而完全无法遮蔽“明星”这一形象中内涵的个性一面。“大明星”的消失不仅仅与演技或歌技有关，还与个体的人格魅力、气质和思想有关。

三、从多姿多彩，到千人一面

如果我们稍微怀旧下就会发现，无论是好莱坞后明星制时代的大明星，还是我国香港或台湾早期的明星，他们一个重要的特色是个性。这一点既与经纪影视公司培训新人的方法有关，也与人们对“明星”的理解，尤其是伴随着粉丝时代的到来而开启的“文本盗猎”行为有关。

早期的经纪公司往往会以“一对一”模式来培养新人。而伴随着新人羽翼丰满且话语权的增加，往往导致经纪公司不得不面对明星流失的危机，并且在日韩训练生模式的风靡以及其具有的显著吸金效果影响下，使得其后的许多经纪公司——如杨幂的嘉行——不再奉行此前的原则，而开始了“多对多”的培训模式。

明星由此成为这一流水线生产的产品，新陈代谢速度也随之加快。

这一模式最大的问题就是弄混了“明星”或是影星与偶像/爱豆的差异，导致无论是演员还是歌手，都如换季的商品一般，更新迅速。

而这一点却又恰恰符合市场和消费的心理，它们通过不断地发掘新鲜玩意和形象来吸引观众的注意力，而当耗尽了观众的视觉经济后也便随之抛弃。正是在这一残酷的更替中，保住自己的偶像所引起的疯狂做数据和充流量便完美地落入资本的圈套，为其谋得更多利润的同时也消耗了偶像的公共道德资本。

而处于这一切中的明星和偶像自己呢？就像戴尔所强调的，说到底他们还是活生生的个体，有着自己的欲望与追求。当他们决定参与进这一共同事业时便已经签下了“浮士德契约”，即交出自己的私人生活和欲望，接受粉丝的审查与权力的规训，努力靠近那个木偶般的“偶像”形象，一旦有些许的纰漏就可能造成“塌房”的危险。而当下的粉丝便是载舟亦可覆舟的洪水，紧盯着自家的爱豆，如保护自己的梦想般一丝不苟。

我们或许可以说，明星与偶像/爱豆早已经不再是同一种事物，虽然后者可能继承了前者的一些特征和形象，但当下的后者所关注的重心早已经不再是自身，而是形塑和决定着自身的更大的粉丝。如果没了信徒，何来偶像？

如果曾经有一个关于明星或偶像的神话与美梦，那么它在延续至今的同时却不得不开始面对崛起的大众和消费力量，在世俗的欲望之中我们虽然惊鸿一瞥似乎看到些超越的光亮，但最终会在金币叮当响的时候遗忘。

而伴随着互联网本身就具有的圈层化特质，经过算法的筛选和过滤，使得兴趣圈层开始不断聚集，从而形成了一个几乎封闭的“信息茧房”，在这其中，行为和行动所依靠的逻辑几乎是不证自明的。这便是当下日渐分化且僵化的饭圈状况，“偶像”不再是一个共同的“偶像”。

我们只关注着自身的欲望而对其大动干戈，企图在混乱且无序的现实生活中找到一个纯洁的定点，而或许正是这一恐慌和焦虑使其被市场、资本和消费捕捉，转化成利润继续贩卖给我们，最终落入恶性循环，像一场噩梦，蔓延无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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