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公众人物心态严格要求自己 中国政法陈嘉俊心理机制探讨

作为互联网大国，网络对中国公众生活的影响已然渗透至方方面面。与此同时，网络舆论危机作为舆论危机的新形式，成为移动互联时代学术界重点研究的问题之一。在公众人物网络舆论危机的多种成因中，社会心理因素作为近年来讨论较多的视角，越来越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那么，公众人物网络舆论危机中的社会心理机制究竟逻辑何在？本文试对此问题进行讨论。

陈嘉俊（90后作家、演员、歌手），中国政法大学新闻评论员、中国国际报告文学研究会，国学文化传承工作委员会常务理事，CCTV央视决策中国栏目；中国智库联盟专家委员。

一、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公众人物舆论危机与公众心理特点

传统媒体时代，报纸、杂志和电视等对信息的发布具有绝对的掌控权，信息多为单向性的流动，因此而形成的舆论场域也较为封闭。但是，网络环境打破了信息发布权威者所划定的界限，网民得以自由地表达意见，关注的焦点也不仅仅局限于事件的真相，更多的还有道德判断和情绪的宣泄，由此形成的舆论演变过程借助网络得以“直播”，舆论呈现出一种景观化的媒介形态。（王茜茜，2018）

社会心理是指在一段特定的时期内弥漫在社会及其群体中的整个社会心理状态，是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共识和价值取向的总和。网络这一媒介平台及网络空间这一公共领域的产生虽是人类借以传播信息、进行表达的工具，但实际却在改变着人们的社会心理状态。由于篇幅限制，下文仅列举两个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征并加以说明。

网络舆论危机中的社会公众正性心理

网络环境虽给人们的心理状态造成一定冲击，但在某些情境下却是激发人们正性心理的驱动器。

网络舆论中的危机事件激发了人们的正义感。正义感作为人的一种高级道德情感，是指追求正义、伸张正义的道德意识和行为。随着中国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网络为特权现象及阶层差异提供了绝佳的展示平台。“仇富仇官”心态成为了人们寻求“社会正义”的一种情绪化表现，这推动着舆论危机向公平正义、民主平等的方向发展。

网络舆论危机中的社会公众负性心理

泄愤心理是网络舆论危机中较为明显的一种负性心理。法国社会学家勒庞在《乌合之众》一书中指出，个体一旦参加到群体之中，由于匿名、模仿、感染、暗示、顺从等心理因素的作用，个体就会丧失理性和责任感，表现出冲动而具有攻击性等过激行动。在这类事件中，事件的起因并无特别之处，最多起到了“导火索”的作用，而引起大规模的网络舆论危机真正的动因，其实是人们对特定社会结构或状态的不满，并选择用网络空间中的实际行动代替表达意见等合法途径。

二、公众人物舆论危机过程中公众心理机制

公共危机生命周期理论指出危机的发展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即随着风险因素的变化，其发展过程可分为潜在期、突发期、蔓延期和恢复期等。作为典型的公共危机事件，网络舆论危机同样存在孕育期、爆发期、蔓延期、处理期和休眠期等阶段。（王光辉，刘怡君，2015）以下选取2018年公众人物B逃税这一网络舆论危机事件过程中的爆发期与蔓延期，探讨其内在的公众心理机制。

另外，公共事件中公众的分层问题在学界还未有定论。有学者将之划分为直接当事人、利益相关者、关注事件者、其他旁观者，另也有根据利益相关程度，划分为利益公众、道义公众及不相关公众。本文中为保证相应心理机制的特殊性与准确性，将2018年公众人物涉税舆论事件中公众分为直接当事人、利益相关者（B“阵营”）、利益相关者（C“阵营”）、道义公众以及不相关公众。下文主要针对道义公众群体，对前四类公众展开讨论研究。

舆论危机爆发的心理学机制

舆论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为C的检举“爆料”。曾因某部电影而名誉受损的C，得知电影续集开拍消息后在社交网站上公开表达不满，但未得到满意的回应。之后，他便爆出公众人物B的税务问题。“挫折—攻击”理论这一直接路径可解释他的外显行为。此外，按照精神分析学派的自我防御机制，在遇到心理冲突与矛盾时，人们会采取多种自我防御手段，如否认、转移或代替、合理化、投射、升华、压抑、反向形成等。C在此时的行为可看作一种“转移”，即将对电影导演、编剧等较为“强势”人物难以发泄的不满转移到较“弱势”的B某身上。

据精神分析学派开创者弗洛伊德广为人知的本我、自我、超我的人格理论来看，赚取财富这一行为属本我的愿望，遵守规范与秩序则属超我的管理范围，公众人物B涉税事件的爆发正是自我未将本我与超我的需求良好调和，使遵从享乐主义的本我主导行为，导致了不道德事件的发生。据此人格结构，弗洛伊德将人的焦虑分为三种：现实焦虑、神经症性焦虑及道德焦虑。公众人物B在被爆出丑闻后，极有可能因超我的需要未获满足而遭遇道德焦虑的煎熬。

此外，对于道义公众来说，可用两条心理学机制来为这一舆论的爆发提供参考。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研究发现,相比于陆军士兵,空军士兵获得提升的速度更快,但空军士兵认为自己获得提升的机会更难。当今，相对剥夺感这一概念已被广泛地用来解释许多现象，从糟糕的身心健康，到群体行为和激进的政治行为。据研究报告调查显示，在针对公众人物B涉税事件的微博内容中，30%的网民热议高额罚款，相继出现“X亿高额罚金是什么概念”等微博热议话题。另外，也有不少网民对于罚款数额之多表示震惊。可见，这种极度残酷且直观的阶层差距、收入差距直接引发了网络群体的相对剥夺心态，“X亿”也成为人们自嘲及讽刺社会差距的工具，更作为“公众人物偷逃税款”这一负面但影响力一般的危机事件的催化剂，使这一事件在曝光的第一时间即引爆了网络舆论危机。“公众人物B”一词的百度指数在10月3日环比上涨了9831.5%。

另外，在社会发展更替的过渡时期、社会危机较严重的时期，民众会产生无意识的“资源抢夺”心理，以为自身窘迫的生活状况寻找合理原因，将全部的社会问题归罪于一个具体的“替罪羊”，继而对其群起而攻之。在参与事件讨论的舆论内容中，9%的网民观点集中在批评明星的天价片酬上。可见，在社会情况日益复杂的今天，公众人物B此次的逃税事件正是短暂扮演了这一“替罪羊”角色，网络公众将自身不如意的生活状况归因至公众人物过高的收入水平及巨大的阶层沟壑上，使得公众人物逃税事件的舆论危机一触即发。

舆论危机蔓延的心理学机制

舆论危机的蔓延过程中，行为主体为道义公众。网络舆论危机的爆发期过后，群体意识得到充分唤醒，危机进入蔓延期：事件的核心信息形成，意见领袖出现，进而引发从众与模仿，经过群体思维及群体极化的过程后，形成较为统一的群体心理倾向。在这一阶段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意见领袖”就是在事件发布、传播与判断过程中，处于中心地位的人，可以是一个人，也可能是一个团队。公众人物B涉税事件中的“意见领袖”无疑是以新华社官方微博@新华视点为代表的官方媒体，它们以自身的信息权及权威性优势而具有相当大的社会影响力。进而引发的从众及模仿则是群体的信息性影响与规范性影响的作用结果：人类天生有害怕自身的信息出错及想要寻求他人喜爱的倾向，加之中国的文化传统，这三者的结合可以很好地解释公众人物B涉税事件负面舆论风向大体一致、风格类似、论据几乎相同等特点。

另外，因本事例以公众人物为事件中心，公众在批评、贬损公众人物B的过程中潜在获得的自我效能感、控制感及自我实现感也成为负面评论飞速增长的心理机制之一。自我效能感由加拿大心理学家班杜拉首先提出，具体指个体相信自己有能力完成某任务进而实现目标的信念；控制感则是相信自己有能力影响或控制周围环境的信念；而自我实现感由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指个体能够充分发挥自身潜能、实现目标与产生自我价值时的感觉。通过对公众人物B逃税这一错误的“踩”，进而提升对自己的自我认知及评价，同时体会到“伸张正义”的自我效能及高峰体验，这一潜在的心理活动也是促使网民持续不断地、兴致勃勃地产出及传播负面舆论，进而造成危机扩大化传播的驱力之一。

对于公众人物B“阵营”的利益相关者，如圈内其他偷税漏税明星或既得利益者来说，舆论危机的蔓延无疑为他们敲响了警钟。根据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个体的行为可根据观察和模仿他人行为并强化而获得（Bandura，1997）。利益相关者因公众人物B所受到的物质惩罚与精神鞭挞而得到模仿学习，进而规范自身行为。事件后十余位明星主动补缴税款也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论据的有效性。

三、舆论危机治理中的心理学借鉴

在道歉信的发布及税款的补缴动作过后，公众人物B的公众形象依然未获得扭转，此处重点列出三条心理学原理，可为其本人及公众人物群体的形象危机修复工作提供参考。

舆论危机治理的核心在于让公众形成符合传播者倾向的态度（卢毅刚，2013）。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态度的组成部分包括认知因素、情感因素及行为倾向因素，其中情感因素是态度的核心要素。然而，基于情感因素而形成的态度大多比较简单、浅层，形成过程也较为短促。“曝光效应”作为基于感情因素形成态度的重要技巧，被广泛应用于广告活动、公众人物的形象塑造、竞选活动运作等场合，其具体含义为：人们对一人或事的本来态度若为中性或正性，则这一事物反复出现会提升公众对其的好感；若本来的态度为负性，则曝光次数越多，公众对其的负性印象则越深刻。公众人物B在逃税事件过后公众形象以负面为主，此时应注意减少在公众面前的曝光度，尽量暂停演艺事业，避免形象进一步恶化。

其次，根据社会心理学理论中说服效果的影响因素来看，说服的效果受说服者的可靠性与专家身份影响。可靠性，就是指说服者与事件本身的利益关系应尽量达到最小，例如村长在竞选时自夸的说服效果很可能因不够“可靠”而不甚理想。此外，说服的精细可能性模型将说服对象对信息的加工分为外周路径与中心路径两种，外周路径即为受众不对信息仔细加工思考，而是根据体验感受、气氛等形成态度，中心路径与之相反。实验证明，在信息类型与加工类型匹配时，受众对于信息的接受程度最好。在此次事件中，有23%的网民质疑公众人物B未被处以刑事处罚，此时聘请法律领域的专家，作为公众人物B “阵营”的利益相关者，进行详尽、专业的撰文工作既符合可靠性与专家资格的要求，也满足人们对此次事件批判的、探究的中心路径加工需求，从而有效减弱质疑刑事处罚这一舆论危机的影响。

最后，“聚焦”作为认知心理学中的核心概念，是人们注意资源有限这一局限性的产物：有时，人们会因为将注意完全集中于某一对象而无意识地忽视了其他变化。对于公众人物B来说，实现公众对其关注焦点的转移是脱离“罪犯”泥沼的最佳选择。例如韩国演员L，虽爆出私生活混乱问题，但因其在影视行业出色的业务表现成功实现了观众口碑的逆转；中国青年偶像N，初因演技欠缺备受诟病，在近期却因生活化的视频分享成功“转型”为生活博主，在观众对其关注重点改变的同时，也增加了好感度。

参考文献：

[1]Albert Bandura. Social LearningTheory[M].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Englewood Cliffs, 1997:128

[2]Lee. E.J. When and how doesdepersonalization increase conformity to group norms in computer-mediatedcommunication [J].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06(6)

[3]凯斯·桑斯坦（2003）：《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

[4]卢毅刚（2013）《认识、互动与趋同——公众舆论心理解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5]汪建昌.网络群体性事件:舆论生成与政府决策[J].中州学刊,2009(06):244-248.

[6]王光辉，刘怡君.网络舆论危机事件的蔓延扩散效应研究[J].中国管理科学,2015,23(07):119-126.

[7]王茜茜.网络舆论演变机制及网民社会心理流变探究[J].视听,2018(12):167-168.

网址：以公众人物心态严格要求自己 中国政法陈嘉俊心理机制探讨 http://c.mxgxt.com/news/view/145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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