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丝”现象带来怎样的文化冲击

　　在上世纪80年代，无论什么明星，都是由权力部门、资源部门、媒体打造出来的，粉丝似乎只有“追”的份；但是现在，居然草根也可能造星。这样的现象来自一个广义的社会文化的冲击。隐藏在背后的，我想应该是更广大的民众在对现有文化规则和文艺现象“用脚投票”。

　　主持人：本报记者 支玲琳

　　嘉宾：杜骏飞（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传播学系主任、教授）

　　新闻背景

　　：2006年开春，一个名叫郭德纲的人突然火了。别看如今媒体踏破了门槛，各地演出邀约不断，可当初成名靠的并不是这些。要不是“钢丝”们（郭德纲的“粉丝”）不计辛劳地将段子向网络上传，要不是“不锈钢丝”（资深“钢丝”）不遗余力地撰文推介，郭德纲可能至今仍旧一介“非著名相声演员”。

　　在偶像的光环背后，“粉丝”已经渐渐成为一只不容小觑的幕后推手。为了让自己的偶像成为更多人的偶像，“粉丝”们不畏辛劳、不计付出到处摇旗呐喊；利用手中仅有的网络、短信资源，“粉丝”们竟然缔造出了一个个造星神话。“钢丝”如是，捧红了超女“玉米”、“凉粉”和“馒头饭”（《馒头血案》作者胡戈的“粉丝”）莫不如此。面对越来越多的文化热点打上“粉丝制造”的烙印，我们的文化观念需要作出怎样的改变呢？

　　主持人：提到“粉丝”，很多人往往会条件反射地联想到“狂热”“盲目”这样的字眼。但是，偏见掩盖不了这样一个事实：“粉丝”已然成为文化消费最活跃、最广大的群体。对这样一个群体，如今再视而不见或是嗤之以鼻显然是不明智的。

　　杜骏飞：我们需要研究今天的“粉丝”。其实“粉丝”现象自古有之，也就是过去常说的“拥趸”。他们最明显的特点是：对某一个公众人物、目标事件、文化风尚具有强烈的认同；基于这种认同，甚至能够结成某种社群关系。反映在文艺上，就是追星、做“粉丝”。不过和100年前的梨园戏迷、20年前“四大天王”的追星族比起来，现在的“粉丝”尽管也追星，但是他们更善于“自我声张”，这是一个具有时代特色的变化。

　　比如像我这一代，很多人都曾经是崔健的拥趸，但当年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可能会在崔健的事业中扮演什么角色———不过是一个仰慕者和拥护者。可今天的“粉丝”却有强烈的本位意识，他们甚至可能成为偶像事业的策划、干预和推动者。当然，也是因为民意窗口的开启、媒介条件的成熟和政治文化环境的变化，才成全了这种“自我声张”。以媒介条件的成熟来说，试想，如果没有短信和网络，如果没有媒体对自我声张的认同和推波助澜，“粉丝”是很难发出响亮的声音的。总而言之，内外因素的多重作用，导致了今天的“粉丝”和从前的拥趸有了很大区别———他们不仅作为一个群体日渐崛起，而且日益主动，并在某种程度上开始具有社会动力学意义上的功能。

　　主持人：那么，这种自我声张的“造星”冲动，又为什么会在近些年集中出现，同时还得到不少社会阶层的默许和认同呢？

　　杜骏飞：在上世纪80年代，无论什么明星，都是由权力部门、资源部门、媒体打造出来的，“粉丝”似乎只有“追”的份；但是现在，居然草根也可能造星。这样的现象来自一个广义的社会文化的冲击。隐藏在背后的，我想应该是更广大的民众在对那种已经日渐守旧、假模假式的文化规则和文艺现象“用脚投票”。说得坦率一点，或许很多民众并没有从文化高度来认识个人的态度和行为，但至少有一点他们是清醒的：那就是他们现在所坚持的、所追捧的是草根文化，其对手正是不入大众之眼的庙堂文化。我国文艺界这二三十年，庙堂文化已经形成了绝对主流，这套仪式化、符号化、规范化的文化，不知不觉中已经和民众产生了很大的距离。正如一位媒体人所言：人们会用自娱自乐来消解那些他们不喜欢的娱乐。我可以举相声为例。10多年前姜昆的《虎口脱险》和陈佩斯的《烤羊肉串》，极为贴近生活，当年所受到的追捧不亚于今天的郭德纲。但时至今日，这种文化产品在庙堂文化中还能看到吗？人们都隐约感到，如今正是到了破旧立新的时候。这就是“粉丝”现象集中出现和并取得社会化认同的深层次原因。

　　主持人：尽管有大批“粉丝”拥趸，但也有很多人对这股潮流是不屑的。无论超女还是郭德纲，抑或馒头血案，都曾遭遇过“文化品位不高”、“低俗”或“恶搞”的批判。庙堂文化对于“粉丝”所追捧的草根文化，似乎存在抗拒心理。

　　杜骏飞：以“俗”作为一个靶子来批判文艺，其实是非常可笑的。何谓俗呢？当年的宋词元曲、五四时期的白话文学、金庸式的小说、摇滚乐，街舞，我们都可以发现里面曾经有或正在张扬的所谓俗的一面。但是，“俗”并不代表就是“低”，就是“庸”。评价一种文化现象，我想首先要看的是它的主流。像草根文化，尽管它有俗的一面，但它更多的是一种新鲜血液，代表了一种新的文化的理念，并且这种文化意识强烈符合趋势，并契合了人们的心理需求。更何况作为新生事物，总有一个提纯的过程。所以我们应该怀着一颗文化包容心，秉着科学精神来看待这种文化现象：作为个人，你可以有反感、反对；但作为社会舆论和管理政策，如果要一棍子打死，那么文化的花园就不可能开出平和、丰富的花朵。

　　所谓后现代社会，强调的文化精神其实就是分散、不确定和边缘化。我们必须要学会容忍不同方向的、不同形态的各种文化的出现。只有这样，才能由多元走向发展。

　　主持人：的确，“粉丝”中所蕴藏的能量令人惊讶。如果正视并善于把握这股力量的话，那么就可能取得商业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但你如果漠视它或任其自娱自乐下去，那么你会离最广大文化消费群体越来越远。

　　杜骏飞：从文化发展史来看，任何具体的文化形态都曾经历过一个由民间而官方、由草根而庙堂、由感性而理性、由初级而高级的发展过程。以古典诗歌为例，由四言而五言、七言，由诗而词、曲，最初都是来自民间、来自草根。一种主流化的文化形态如果拒绝草根的渗透、更新和冲击，那必然会走向衰败。每过一个时期，在旧的形态主流化、程式化之后，我们都需要民间力量来破解旧有的文化格局。从目前来看，在现有框架内，庙堂文化虽然受欢迎程度在下降，但却不会很快萎缩,因为在它手中握有资源，但在未来，受众的认同才是决定文化主导地位的关键。我们不仅要高度重视以“粉丝”文化为代表的草根精神，而且要非常深刻地去学习和借鉴它，这才是今日中国文化应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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