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丑闻只是表象,文艺行业有问题更严重
上周写完《从李易峰出事说起:文艺行业怎样才能变好?》一文,陶叔对文艺领域近年来的热点事件进行了一番回顾。
这一回顾有了惊人发现:
明星丑闻频发只是表象,背后是文艺行业整体存在严重问题。
对于这个行业的问题,很多人进行过关注,并思考解决办法。其中,有不少人提出文艺行业应该回到教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上来。
对此,陶叔有一些自己的想法,这篇文章就来说说。
01
我们先来大致了解教员的这篇著作。
80年前召集的这场文艺界人士座谈,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是为了解决当时延安文艺界存在的问题。
延安文艺界有些什么问题呢?
当时有一个党内文件作了概括:
在“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上,“有人想把艺术放在政治之上,或者主张脱离政治”;
在“作家的立场观点问题”上,“有人以为作家可以不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或者以为有了马列主义立场、观点就会妨碍写作”;
在“写光明写黑暗问题上,有人主张对抗战与革命应‘暴露黑暗’,写光明就是公式主义(所谓歌功颂德),‘还是杂文时代’(即主张用鲁迅对敌人的杂文来讽刺革命)一类口号也出来了”。
因为没有统一思想,文艺界人士各自为战胡乱开枪。
1942年3月,《解放日报》副刊先后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萧军的《论同志的“爱”与“耐”》等文章。
这些文章对延安存在的一些落后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让国民党特务机关如获至宝,大量散发用来攻击解放区,造成不良影响。
对文艺界存在的问题,教员进行了深入地分析,最后形成了《讲话》中结论部分的观点,对文艺与人民的关系以及文艺与革命的关系进行了深刻地阐述:
其中,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是核心内容。任何文艺都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任何文艺也都在为人民大众服务。
文艺作品应当反映人民大众的生活风貌,为人民大众普及文化知识,文艺工作者应当深入广大群众的生活中观察、体验,以此为基础创造优秀的文学作品。
文艺与革命的关系是出发点与落脚点。
文艺必须服从于革命,服从于政治,鼓励文艺工作者努力做到政治与艺术的统一。
优秀的文艺作品团结人心、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糟糕的文艺作品蛊惑人心、矮化人民、美化敌人。判断文艺作品的好坏,其革命性是第一位的,而艺术性是第二位的。
教员的《讲话》统一了文艺界的思想与行动,指明了中国革命文艺的方向。《讲话》的精神需要永远继承与发扬,这是毫无疑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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