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贵妇，一线城市女白领高攀不起

原标题：小镇贵妇，一线城市女白领高攀不起

文 | 真故研究室，作者 | 石雨菡‍‍‍‍‍‍‍‍，编辑 | 龚正

在一些人的二元世界观里，过去待在县城乡镇的年轻人，是没有出息、出路的失败者。现在这种观念已明显悖于现实。

近来，很多在北上广格子间里苦熬的白领发现，当自己还在数着钱包过日子的时候，曾选择留乡的发小已经进入下一个level，到各地旅行、买最贵的黄金，成了撑起消费市场的中坚力量。小镇贵妇们，能存钱、有时间、有各种闲情，人生状态完胜苦兮兮在格子间拼命的一线打工人。幸福和体面是否就和生活的城市层级紧密绑定，这一命题重新叩问着每个普通人。

01 小镇贵妇：有钱有闲无内耗‍‍‍‍‍‍‍‍‍

如今的“小镇贵妇”，已经不单只论经济基础，而是要看人们如何理解“贵”这个字。

2023年，95后年轻人吴仪顺利考入山东某县城体制内。如果要给她下一个定义，那她首先是一名“时间贵妇”。

她的工作时段为早上8点半到下午5点半，午休两小时。每日下班后，吴仪的生活一般是这样的：

开车15分钟，先到瑜伽馆锻炼一小时，再用五分钟车程回家，在楼下的公园里遛一小时狗。做完这些，时间才刚刚晚上9点。剩余的时间，吴仪会约上朋友吃点宵夜，或是到美容院，做一个脸部SPA。晚上11-12点，进入梦乡。

繁荣的服务业，早已下探到县城的各个角落。尤其傍晚5点半就能开始的个人夜生活，在北上广就是一种天降的奢侈。吴仪对此颇为满意。

吴仪在天津读的本科，也曾在北京实习过。从大城市返回老家，她当然也纠结过。但每每想到自己挤在晚高峰地铁上的场景，她总忍不住打一个寒颤。她知道，北京不存在她想要的生活。

回到县城，吴仪仔细分析了自己的出路，还是决定考公。毕竟在县城的经济结构中，公务员依然是性价比最高的差事。

吴仪日夜苦读，同时还利用周末做家教，高点时月入2万，在攒了一点小积蓄的同时，最终成功考进体制内。

在她看来，努力变得更优秀与身在何处无关，关键是你想。想躺平，到处都是街边长椅。想优秀，人生不只有一条长安街。

在体制内，吴仪的时间不是靠自己挤出来的，而是制度保证。

入职后，吴仪也有加班到晚上10点的时候。但作为新人工作相对轻松，上班闲时她会读书、甚至学习法考。过去一年，从哲学、社会学到文学小说，吴仪读完了33本书。人人说县城是精神荒漠，但吴仪却不想掉队。

吴仪每个月工资到手5000元左右，但一年下来，吃喝玩乐样样没落的情况下，账面上仍有结余。

吴仪没有房贷、车贷，最大的开销，是她和另外两个朋友合租的位于单位附近的房子。这套房子位于县城里最好的小区、首次出租、三室一厅还是精装修，一个月每人也只需付700多。而在北京，相同条件下的次卧，至少也得2000起步。

最近，吴仪还喜欢上普拉提，县城里一节私教课100元左右，有时候打折也就60多。

运动不在于高昂的价格，而在于师资是否靠谱。县城并非没有好的教练。吴仪的普拉提老师有二十多年教学经验，还曾在成都工作过七八年。回到县城后，无论是塑形还是产后修复，老师都能把县城女性遇上的身材问题安排妥帖。跟着老师只练习了几个月，吴仪便练出了颇为紧实的身材线条。

在进账上，除了固定的薪资，吴仪的父母、男友以及男友的父母，日常会给吴仪发大大小小的红包或送礼物。吃穿住行不用愁，“只需要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就好了。”吴仪说。

和北上广单枪匹马的年轻人不同，吴仪在县城背靠着她和男友两个家庭，延续着中国传统大家庭的“树荫模式”，这是北上广原子化个人所缺乏的屏障。

不要低看县城贵妇的到手工资。或许她们明面上到手5000，但实际家底仅现金流可能就达数百万，多的是“小镇隐藏贵妇”。

今年过年时，我与发小们约在山东老家一餐馆聚会叙旧。席间，一位发小突然说，包括这家三层的饭店和附近整个一条街，都是一个高中女生同学李倩家的。

李倩是典型的厂二代，父母辈作为街坊邻居、经历过吃苦打拼，家里厂子做大后开始投资房地产，在小地方抓住了时代大红利。从大学开始，李倩父母每年给她的零花钱有几十万，让她练习理财、投资。

小镇不是没有名牌包，只要有电商，物质的满足可以与北上广无异。发小说，曾与李倩去国外旅行，最让她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是李倩会把几万的LV包随便扔在地上，或者当菜篮子用。但发小自己的名牌包，就生怕刮花一点。

李倩在县城自家公司从事文员工作，工资每月2000元，对北上广OL来说，这点钱简直会“食不果腹”。但零花钱之外能堪称为“资本”的东西，北上广OL没有，而李倩有。

有份正式工作，对李倩来说只是悬浮的标签，可有可无的存在。只要李倩愿意，她便可以抛下工作，国内国外到处旅行打卡，给朋友们带来世界各地的纪念品。

李倩的财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她父母打拼出来的，同时也可预见会进行代际传承。

我以为这种算个例。但一个春节回来，很多同事都说，自己老家常订的春节团圆宴大酒楼，很多都是哪个同学家早年投资的商业铺面。

这些留在家乡的“隐形贵妇”，有人可以花数百万在县城买楼自住，有人账面上躺着数百万现金。平日开一辆30万元的电车上班，周末就开百万元的车去兜风。

县城自有它的红利，只要是合法经营，钱就是香的。

02 县城发财，选择可能比实力重要

县城小镇甚至乡村，不要从行政级别上小看它，用活了它的资源，它也是一个生产大财富的地方。

赵倩是我同事年前访谈的一个在村里开咖啡店的人，如果硬要生搬硬套，她是典型的“小镇逆袭贵妇”。

2023年9月，她从体制内辞职回到安徽老家。在一个名叫泾县的地方游完时，看到一座牛棚坐落在稻田之上，灵感一来，她决定做一个“稻田咖啡馆”，现在正式的名字是“宇宙是个粮仓”。

农村能有消费市场？估计哪个天使投资人都会把这份BP扔进马桶里。而赵倩这个咖啡馆还真的没有厕所，来喝咖啡的人需要借隔壁大妈家的厕所一用。

结果，这个咖啡馆靠赵倩拍的一个短视频火了。春节返乡青年在田边喝咖啡，房东大爷挑着大粪路过。冲突、违和、碰撞，这一下该有的艺术要素都有了。

咖啡馆火了，成了网红景点，远近各路人马纷纷来打卡。而隔壁大妈也借上厕所人数来判断赵倩的生意好坏。

现在大妈估计人头已经数不过来了。如今赵倩的咖啡馆，最多能日赚8000元，而且已经开到第三家店。赵倩说，各地政府都在找她，希望她到当地开店，免费提供铺面，以此带动当地的文旅。

像赵倩这样靠在县城乡镇开咖啡馆的人不是个例。近来，一则《我在县城开咖啡馆，日入五万》的文章在互联网上火爆出圈。店主大学毕业后拒绝上班，也是选择在徐州丰县一个偏僻的建筑公司院内，开了一家不起眼的咖啡馆。

这家店起初顾客寥寥，但随着店主拍摄的短视频内容在网上走红后，咖啡馆成了网红店，通过线上团购+线下实体店经营的模式，店主把咖啡、甜品卖向了全国各地。据说节假日旺季日赚5万。

这个总面积有400平米的咖啡店，月租金只有1000出头。再加上店主自己守店，人力成本可以忽略不计。

除了咖啡馆，我自己还访谈过一个云南小县城、名叫“豆芽妈”的电商主。和女大学生们回乡搞咖啡不同，她学历水平不高，本来找了一个大学生老公，结果老公的食品公司跑路了，无奈之下她和老公跑到公司把没运走的零食打包回家，拿到淘宝上卖，变现一点伙食费。

天降机遇，这一卖生意出奇的好。后来豆芽妈开始做云南的特产电商，当初差点没饭吃，现在早已实现了经济自由。

当然，不是说在县城乡镇，人人都是运气好、会被乡土救赎的。

无论是生活在大城市还是县城，并不绝对意味着富贵或失落，而是要从收入、成本、机会等多方面看待。本质上，一个人在某地是否有未来，在于你在当地经济格局中的入局时间、价值定位，以及能发挥的量能。而这是很多人长期以来二元思维所容易忽略的。

二十年前，年轻一代涌入北上广深，入城时间多是一线城市房价刚起步时。年轻人可以通过买房、房价走高赚到人生第一桶金。这时，资产收入高于他的工资收入，资产收益率高于他在县城的收益率，无疑是胜利的赌注。而一线城市可支配的附加资源，还能锦上添花。

而如果入城时间已经是房价高点，自己所处行业的工资处于停滞甚至下行状态，这时仅凭自己靠在格子间里打工，很难能闯出一片安居乐业的天。

当然，这并非意味没有出路，比如创业。当一个人能为社会创造一种商品或者服务，以此实现更大的价值时，有可能实现阶层的跨越。不过创业也一定伴随着高风险。真正跑出来的人，是总量中的少数。

如今在大城市的很多年轻人，用高昂的生活成本，不匹配的收入回报，死熬一个机会不确定的未来。在这样的混沌里，渐渐可能就会落后于生活在负担更小的县城里，同时还在创造更大价值的人。

县城肯定不如大城市的经济机会多，但内卷和竞争也相对较少。如前述，有人背靠体制，有人在县城乡镇继承了上一代的财富，有人在县城自主创业。当他们拥有了高于县城成本以及县城平均收入的资产，生活自然会变得滋润。

03 回不去的夹心层

在过去三年，有这样一群候鸟，获得了舆论关注。

他们是 “离开一线、回到老家”的人，也可能是“第一波回到老家，又回到一线”的人。而这群人的共同落寞，是成了进退两难的社会“夹心层”。

有一位在北京公关圈工作的女性朋友，前不久因为受不了行业无止境的加班，决绝裸辞回到了福建的县城老家。

女性朋友的父母知道这事，高兴坏了。他们一直想把女儿留在身边，当初极力反对女儿独自北漂。如今女儿要回来，父母决定要重新装修女儿的卧室，还准备让女儿接班自己的服装厂事业。

辞职前，这位女性朋友每天的口头禅是：我需要有一个没有人打扰的悠长假期。然而，回到老家才待了1个月，女性朋友就又想着“看来还是得回到北京来”。

女性朋友发现，人生躺着比站着更难受。老家虽山好水好吃得好，但确实没有她所在行业的工作机会。要继承父母在老家开了几十年的服装厂，她又没有兴趣。跨行做别的，又不会。

一面是情之切切的父母，一面是自己还没想清楚的人生。她只模模糊糊决定：再过一段时间，再从老家偷跑出来，就像当初一个人独自偷跑到北京一样。

然而再回到北京，自己当初遇到的问题、心理反射机制就消失了吗？

身边还有一个朋友，由于被裁员，去年6月被迫离开了北京，回到老家考公。原本她以为回到熟悉的地方，是一件极为自然的事，但没想到这是一场精神的逆旅。

在北京时，28岁的她时常向朋友们炫耀，自己从未被家里催婚过。然而回到家乡后，父母的态度突然180度转变，在备考间隙也要见缝插针给她安排相亲。而当她向家乡发小们倾诉自己不想结婚的苦恼时，得到的却是委婉的责备和不理解。

在北京，没有人约束她偶尔的超前消费。然而回到家乡，即使用存款买下心爱的大牌包或是稍贵的护肤品，也要被父母点评一番。最后还会贴心地附上解决方案：“赶紧找个有钱的对象就好了。”

显然，这位朋友还要经历一段调试期。如果不能与老家再次磨合顺利，难不准她的人生还要变。

人们常说生活处处是围城，城外的人想进来，城里的人想出去。

如果年龄尚小，年轻人还有资本换行业、换城市，又或是回家听从父母安排的机会。而那些已然在大城市积累下工作经验、人脉资源的人，回到家乡意味着放弃此前的一切，巨大的沉默成本一点点消磨着他们尝试改变的勇气。

小镇没有大城市的包容，大城市没有小镇的兜底感。在巨大的矛盾里，痛苦摸索向前的人，成了进退两难的夹心层。

最近，吴仪的闺蜜从北京利用周末短暂跑回老家、找她谈心。吴仪知道闺蜜在北京月薪1万多，但又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这些年在北京过得并不舒心，见到闺蜜后的第一句话便是：“你还好吗，我真的很担心你。”闺蜜愣神了几秒后，开始大哭。

未知如同巨大的黑暗袭来，是随波逐流，还是逆境重生，是眼泪洗面、还是泪后重振，每一个选择，都艰难地考验着围城里的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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