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先银经典点说《论语》君子儒小人儒，子张之儒，列为“儒家八派”之首

刘先银经典点说《论语》君子儒小人儒，子张之儒，列为“儒家八派”之首。颛孙师(公元前503-前447年)，复姓颛孙，名师，字子张，比孔子小四十八岁，陈国人。《论语》中提及二十次。他为人雍容大度，才貌过人，交友广泛。他崇敬孔子，好学深思，喜欢与孔子讨论问题。多次向孔子问“政”、问“行”，孔子也反复对他加以指教，强调“忠”和“信”。颛孙师便把有关忠、信的教导写在衣带上，以示永远不忘。他还说过：“如果守德而不弘大，信道而不求笃实，这样的人，怎能是有，又怎能算无呢？”后来还以有关忠信的言论教导自己的学生。他随孔子周游列国，曾被困于陈、蔡。他提出，士应该看见危险便肯豁出生命，看见所得便考虑是否该得，祭祀时应该严肃认真，居丧时则应悲痛哀伤。他主张“尊贤容众”，喜欢同比自己贤能的人交朋友。在生活上不拘小节，随和从俗，不注重衣冠的整洁美观，在观点上与墨家有相通之处。

刘先银经典点说《经典三觉：老子 孔子 伏羲，觉知觉醒觉悟》

孔子认为他过于心高气傲，而或流于一偏，对他的评语是“辟”(偏激)。因其性格狂放，不能守仁，故孔门弟子对他敬而远之。所以曾子说：“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他虽向孔子学干禄之道，但未尝从政。

曾子曾经评价子张：“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这句话出自《曾子》，字面意思是说子张仪表壮伟，难以与他一同做到仁。深入理解，这句话似乎在表面上赞扬了子张的正直，但实际上也隐含了一些批评。子张虽然外表堂堂，但可能难以与他人产生共鸣，缺乏同情心和互助精神，因此在人情世故方面有所欠缺。这表明，一个人的外在形象并不能完全代表其内在品质，真正的仁德在于能够理解和同情他人，以及在人际交往中展现出的互助精神。

孔子死后，颛孙师独立招收弟子，宣扬儒家学说。《韩非子·显学篇》谓孔子死后，儒分为八派，其中有子张之儒，列为“儒家八派”之首，《大戴礼记·千乘》即子张之儒的文献。

《韩非子·显学篇》记载，孔子去世后，儒学分化为八个流派，其中以子张的学派为首。子张是孔子的著名弟子之一，他的学派注重个人道德修养和仁爱之道，强调君子应具备的品质和行为准则。子张的儒学思想强调内省和自我提升，主张通过学习和实践来达到道德的完善。在《显学篇》中，韩非子批评了儒学的繁琐和不切实际，但同时也承认了子张之儒在儒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子夏性格阴郁，勇武，为人“好与贤己者处”，才思敏捷，以“文学”著称，曾为宰。提出过“”的思想，还主张做官要先，然后才能使其效劳。后来丧，孔门乱，子夏到魏国西河教学。都是他的弟子，尊他为师。孔子曾经对他的弟子子夏说：“你要成为君子之儒，而不是小人之儒。”这句话传达了孔子对于个人品德修养的重视。君子儒指的是那些有着高尚情操、遵循仁义道德、注重礼仪的人，而小人儒则指那些只追求个人利益、缺乏道德操守的人。

所谓“儒”，在中国，最初指的是冠婚丧祭时司仪的祭官，这些人就是早期的儒，或者称为术士。他们精通当地的风俗文化和礼仪习惯，时间一长，便形成了一种相对独立的职业。甲骨文中有儒帝子、儒人、儒师、子儒的记载，可见在时代，儒已经是高贵的职称，往往和帝子、公子、国师联系在一起。另有一种说法，通“濡”，是指学习以先王之道浸润其身的人。追溯早期儒者队伍的起源，一定不能回避掉“师”。师起源于上古学校的教官。刘师培《成均释》曰：“观舜使后夔典乐，复命后夔教胄子，则乐官即师”，及至周代，则“乐官名‘太师’，或即因是得名”，“周代立学，亦以乐官施教。”最早的师可能只是乐师，因为担任教学任务，后来便演绎而泛指学校里专以教育王室弟子为职事的教师，“太师”；或指导军事训练的高级军官，“师氏”。《论语》中的“君子儒”与“小人儒”是两个具有明显区别的概念。孔子在《论语·雍也》中明确指出，他所倡导的是“君子儒”，而非“小人儒”。荀子在《非十二子》中也提到过“子张之儒”，并批评他们为“贱儒”。根据史料，孔门的教学理念是培养“君子儒”，而不是“小人儒”。这两种儒者的区别在于他们的行为、作风和人格规范。《儒行篇》中详细描述了君子儒应有的行为标准。最早的儒，产生于殷人体制内职官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徐中舒《甲骨文中所见的儒》说：“甲骨文中儒字的本义为濡，向我们揭示了一个历史事实：儒家的起源决不是班固所说的‘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专门替殷商奴隶主贵族祭祖事神，办丧事，当司仪的那一批人，才算是最早的儒家。”这样，儒的最早出现，便可以上溯到前殷王朝了。

子张是孔子的弟子之一，他所代表的儒家学派后来被荀子批评为“贱儒”。这可能是因为子张及其门徒过于注重外在的行为规范，而忽略了内在的道德修养。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并修订了六经。子张是孔子的弟子之一，但他的学派后来被荀子批评为“贱儒”。荀子虽然尊崇孔子，但他批评了子张、子夏、子游等人的学派，特别是他们在衣冠饮食等生活方式上的特质。尽管荀子的批评并未涉及子张等人的思想，但他的贬斥显然是不公允的。

此外，荀子缺少包容与学术民主观念，他无法容忍与自己平起平坐的学派，甚至在儒家内部也居高临下地嘲笑“贱儒”，包括孔子的弟子子张、子夏、子游等人。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学派与荀子的思想观念存在冲突。荀子的老师是谁？荀子的老师宋子，宋研。宋子是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他的思想深受老子的影响。他提倡的"接万物以别宥为始"是一种主张破除主观成见，以达到真理认识的哲学观点。这一观点强调了在理解和接纳万物时，首先要做到的是摒弃自己的成见和偏见。"别宥"是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也是宋子学说的主要思想。它意味着要去除主观偏见，以达到智慧明达的状态，并能够保全自己的本性。这与老子的思想一脉相承，老子也主张无为而治，反对过度的干预和执着。此外，宋子还继承了尹文的道论之学统，并在其中融入了名法思想，进一步发展了他的思想体系。根据孔子的教导，君子儒与小人儒的区别并不在于对儒家思想的学习程度，而在于个人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态度。孔子强调，真正的君子儒应该注重内在的道德修养，通过实践仁爱和礼仪来提升自己，而非仅仅停留在知识的理解层面。

据《地官·大司徒》，“联师儒”，联，同连。郑《注》曰：“连，犹合也”，大司徒有团结和凝聚兄弟、师儒、朋友的职责要求。又，“师儒，乡里教以道艺者”，而这部分儒则起点较低，《周礼》对师儒的定位，原本也只是扎根基层，在各个封国的乡里专门从事教育工作的司徒教官。后世中国常把师、儒合为一体，使两者指谓趋同，师儒一谓，儒即师，师即儒。官师队伍中太师、师氏、保氏、联师儒、乐师、乐正、大司乐之职业所事，也可以揭示上古儒者作为知识人群体的教师身份起源之谜。早期中国既已形成师道尊严，“当其为师，则弗臣”，师可以高于君，道统大于政统。

因此，孔子鼓励弟子们追求君子儒的身份，通过不断学习和实践，努力成为有道德、有担当的人。这不仅是对个人的一种期许，也是对社会的一种责任。孔子的这一理念至今仍对我们的教育和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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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在这里提出来分为两种：一种叫君子之儒，一种叫小人之儒。如果再进一步参考《礼记》中的《儒行篇》，便有很多儒者类型的标准。一个儒者应当有怎样的行为，他的作风以及人格的规范，在《儒行篇》中，说得很清楚，也包括孔子在这里所提两种儒者之一的君子之儒行。

“儒”字在《论语》中只出现一次，“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这是孔子对学生子夏的告诫和提醒。由此我们可以捕捉到许多信息：孔子让学生做“儒”，说明孔子对“儒”的概念是清楚明了的.“儒”不是一个全新的称谓，在孔子以前就已经存在。孔子及其弟子的工作和学习，都与“儒”有着密切关联，不然他不会让学生做“儒”。让学生做“儒”首先自己得是“儒”，孔子和弟子们以“儒”自居，也是不必怀疑的。“儒”在孔子时期已经开始分化，即君子儒和小人儒，孔子要学生做的是君子儒。“儒”的前世今生如何，我们结合《论语》，做些探索。

《论语·侍坐》章中，孔子的学生公西华谈到职业理想时，说道：“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做一个相礼官，其显著的服饰特征就是“端章甫”。端，是玄端，礼服；章甫，礼帽，皆有黑色丝品制成；尤其“端”，这种制服据说就是一种衣和裳分开的上衣，其长度不及膝盖，穿着它，是为了相礼的方便。只要考察一下相礼者所担负的祭祀和接待工作，就不难理解穿这种制服的必要性。

端，古代襦衣的一种。《说文》上说：“襦，短衣也”。《广雅·释古》上说：“襦与儒同音而假，儒字亦有短义”，故人们把这些为贵族主持仪式、又身穿这种黑色短衣的一类人称为“儒”。自然，孔子和他的弟子主持丧祭活动时，也要穿这种襦衣，因此他们也称为“儒”。

今天看来，从事葬祭活动的主持职业，在当时也稀缺而紧俏，不是所有人都能胜任这份工作，大抵只有没落贵族适合。因其贵族，学过六艺，通晓这套繁琐复杂的礼仪；因其没落，又不会干别的，似乎成为不二选择。

尤其西周时期，统治者最重视的四件事便是“民、食、丧、祭”。春秋时，已演变成较为完整的丧祭文化和礼仪，并表现出明显的国家意志和礼仪特点。

曾子对此有精辟见解“慎终追远，民德归厚”。丧祭活动是民风淳厚的一个重要抓手，用以规范人的行为和社会秩序。冥冥之中，似乎一切都为孔子的相礼出场做好了准备。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相礼既是孔子人生的起点，更是事业的突破点，一点也不为过。

孔子是宋国贵族后裔，并且从小对这项工作感兴趣。据《史记》记载，“孔子为儿嬉戏，常设俎豆，设礼容”。孔子童年就非常喜欢模仿成人祭祀，乐此不疲，这是他学习礼仪的起点。孔子30岁创办私学之前，靠什么谋生？他除了放牧牛羊、做仓库保管之外，还一直从事一项工作——丧祝——相当于现在的丧礼主持人，这项工作到了晚年犹未停止。据《礼记·檀弓下》，孔子六十多岁周游卫国时，还为卫国大夫司徒敬子之丧相礼。丧葬是最能体现礼仪的地方，程序复杂而考究，由此可以推断，孔子对丧葬之礼业务相当精通、纯熟，而且名声很大。

《论语·乡党》篇中记载：“斋，必有明衣，布”。孔子在祭祀之前斋戒，沐浴完毕，一定更换明衣，明衣由布做成。古人将祭必斋，沐浴以洁其身，身着明衣，以虔敬之心来祭祀鬼神。这牵出了“儒”字的另一个源头：“儒”是为贵族主持祭祖祭神礼仪的一类人，这类人的主要特征就是活动前需要斋戒沐浴。

“儒”字，其初文为“需”，上为雨，下为人形，以水清洗身体的形象。“儒”每次工作前，都要提前斋戒沐浴，以示郑重。《孟子·离娄下》曾说：“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则可以祀上帝”。即便品行不好的人，若能斋戒沐浴，也是可以祭祀鬼神的。《礼记·儒行》中说“儒有澡身而浴德”，澡身就是要洗澡，浴德就是要斋戒，清心寡欲，否则就不能表达自己对所行之事的敬意，甚至被认为失去了祭祀的资格。

总之，在孔子及其以前的时代，“儒”就产生了，不论他们是穿着短衣还是斋戒沐浴，共同指向一个行当——相礼——婚丧祭祀及其他典礼活动的主持。因而《说文》上说：“儒，术士也”，钱穆先生说：“儒在孔子时，本属一种行业”，冯友兰先生说：“他们靠在婚丧祭祀及其他典礼中‘相礼’为生”，这都是普遍认可的说法。

人有品格高下、境界大小之分，因而儒者也有君子、小人之别。荀子曾讥讽子张之儒为贱儒，墨子就非常看不起一些儒者。《墨子·非儒》上说：“富人有丧，乃大说：‘此衣食之端也。’”在墨子眼中，有些儒者是靠相礼混吃混喝的，一旦听说富人家有丧事，就大喜过望，以为好吃好喝的机会来了。这便把小人儒以相礼为求食之道的无耻嘴脸，刻画得栩栩如生。

孔子则不然，他作为相礼专家，表现出崇高的职业道德，展示出君子的高大形象。

《论语》中写道：“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子于是日哭，则不歌”。为什么孔子要到死者亲属身边去吃饭？合理的解释，这是孔子主持完丧礼后出席答谢的宴会。但孔子和平时相比，饭量少许多，他因见到别人失去亲人的悲痛，同情、忧戚、哀伤涌上心头，以致食旨不甘。

孔子平日总是快快乐乐，弦歌不断，但若当日吊丧而哭，沉浸余哀之中，自然不会再歌咏。孔子不是艺术表演家，不会作伪作秀，他以食不甘味，闻乐不乐之心去吊生丧死，表现出高尚的职业操守。孔子晚年回忆自己的生活时说：“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所谓“丧事不敢不勉”，就是勤勉尽力、不敢有丝毫怠慢，显示出一个职业相礼家的工作态度和敬业精神。

尤其可贵的是，孔子作为“儒”，能“温故而知新”。他探讨和发掘出“相礼”这方面的德性，“人而不仁，如礼何？”，把礼和人情道德密切关联，成为一个不同寻常的儒，成为儒家文化创始人。

孔子为了成为相礼专家，“入太庙，每事问”。鲁国太庙，是祭祀活动的重要场所，孔子很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遇到不明白的地方就向别人请教。他为了考察夏礼亲自到杞国去，为了考察殷礼亲自到宋国去，他为了质疑解惑亲自到洛邑去请教老聃。最后得出结论：“郁郁乎文哉，我从周”，孔子最喜欢的还是周礼。同时，孔子对丧祭之礼的理论探索，用功甚殷，像“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三年之丧为通丧”“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等，从源头上解决了丧祭理论的问题，对丧祭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功不可没，成为儒家思想重要组成部分。

“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儒家的核心关键词就是君子。儒者可以相礼，可以为学，可以做官，但一定要是君子。孔子希望自己的学生成为君子式的儒者，或者做儒一定要先做君子，他培养学生的一个方向就是做君子儒，这样，孔子就把“君子”和“儒”融合在一起。孔子曾说“志于道，据于徳，依于仁，游于艺”，而小人儒仅停留在“游于艺”的阶段，他通晓礼法、技能，但仅为谋生而已，却没有仁德和道的贯通，只会是小人。朱熹曾说：“君子，成德之名”。君子的内涵就是道德。因而，“儒”到孔子那里发生了质的变化，首先摒弃了小人儒的种种不屑，创造性的完成了从谋生到成德的转换，从而提升了儒者的生命质量和精神内涵，完成了从行业到学术流派的嬗变。

儒家文化里，什么都可以丢弃，唯有君子人格不可以，这是珍宝中的珍宝，原则中的原则，失去它就失去全部，一切无从谈起。君子人格是儒家自强不息的内核，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动力。时至今日，我们依然感受到这种薪火相传的魅力与永恒。

“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似乎，孔子这位慈祥的老人，跨越千年，还在我们耳畔，给我们这些有知识和技能的人善意提醒：“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经典三觉”涉及到三位古代中国的重要人物：老子、孔子和伏羲。这三位人物在中国文化和哲学史上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且他们的思想和教导至今仍对人们的生活有着深远的影响。

首先，老子是一位重要的哲学家，他的思想被记录在《道德经》中，这部作品对中国的哲学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孔子则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思想强调仁爱、礼仪、忠诚等价值观，并对中国社会的道德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释迦牟尼则是一位佛教创始人，他的教导对东亚的文化和宗教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次，伏羲是中国古代的一位重要历史人物，他被认为是八卦的创造者，这些八卦后来被用于预测未来和理解宇宙的运作方式。伏羲的思想和教导对中国的哲学和文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总的来说，这三位人物的思想和教导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石，他们的智慧和洞察力至今仍被人们所尊重和学习。

刘先银经典点说《经典三觉：老子 孔子 伏羲，觉知觉醒觉悟》

刘先银经典点说《经典三觉：仁慈博爱，觉知觉醒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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