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探索：中国早期电影公司与机构的历史描述，看完长见识了！

关于中国早期电影状况的学术研究近年愈来愈丰富，不过关于中国早期电影公司与机构的发生发展历程尚有梳理的空间。这一领域的研究可以较完整地展现中国早期电影的起步以及最初形成的行业轮廓。论文主要从早期电影公司与机构的生存环境的两个指向、拍片探索的三个阶段以及整体的四个特征三部分展开较细致的论述。毕竟这些电影公司与机构直接书写了早期电影创作的状貌，也印证了电影的文化属性、商业属性与经营规律。[关键词]中国早期电影；公司；机构；商业；文化　　中国早期电影大致是指1905年到20世纪20年代末的电影状况。电影1896年传入中国，从此开始了近十年的外片放映，逐渐遍布上海、北京、天津、广州等大城市，最初的专业电影放映院皆由外商经营。自制国片是历史的必然。1905年，北京的丰泰照相馆拍摄并放映戏曲短片《定军山》，被认为具有开端意义。此后，中国电影公司与机构缓慢发展起来。到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电影业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与格局。研究中国早期电影公司与机构的生存环境、拍片探索和整体特征，可以更完整地再现早期电影史

一、中国早期电影公司与机构的生存环境　　中国早期电影公司与机构的生存环境既严酷，又与世界电影发展步伐相随。　　（一）生存环境恶劣　　丰泰照相馆从1905年开始拍摄戏曲短片，遗憾的是1909年一场火灾终止了它的拍摄尝试。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电影拍摄停顿。从1913年起，十几家各具特色的电影公司在上海运营。1923—1925年电影制作公司与机构数量猛增，可是大城市的一级影院自始至终都被外商控制，不放映国片。例如，西班牙商人雷玛斯1908年搭建了上海第一家专门的电影院——虹口大戏院，可容纳250人。之后不断扩张，控制了上海半数以上的电影放映市场，直到1926年他携款回国。因此，中国各制片公司与机构只能依赖大城市的二三轮影院和内地中小城市的一批数量有限的影院。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军阀混战、1925年的“五卅”惨案、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等波及电影业，英美烟草公司的“影片部”又一度对中国电影制片业造成很大威胁。如此严酷的环境下，林立的电影公司之间势必展开激烈的商业竞争，1926年至30年代初先后掀起古装片与武侠神怪片的浪潮。大浪淘沙，一些经营不善、资本缺乏的公司被迫关门。除了内忧外患的挤压，中国电影工业基础空白，几乎完全依赖西方技术设备。例如，1914年一战爆发，德国胶片来源断绝，中国电影制作停滞；两年后美国胶片来华推销，才重整旗鼓。中国早期电影业的生存发展举步维艰。　　（二）与世界电影业的进程基本同步，呈现模仿、跟进、探索的态势　　外国影片的放映在一战之前以法国片为主，一战之后美国片大量输入，几乎独占了中国的全部银幕。电影放映方式初期是茶楼戏园式的穿插娱乐节目，一战之后，专业影院逐渐取而代之。以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的制片活动为标志，中国早期电影机构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开始了拍片的尝试。20世纪10年代，张石川、郑正秋、黎民伟和商务印书馆等借助外资开启了短故事片的拍摄。20世纪初，世界电影放映方式实现由镍币到影院的更迭，导致欧美长片拍摄逐渐成熟。1921年至1923年，上海的电影公司也摄制了第一批长故事片。受美国的连集侦探片影响，最初的长片都取材于犯罪题材，舆论不佳，被当局禁映。1923年长片《孤儿救祖记》的成功让中国电影探索到民族化的发展方向，随后的古装片、武侠神怪片两大类型都植根于传统的通俗文艺。1926年，有声电影在美国试制成功，当年底就传入上海虹口新中央大戏院试映。1929年，美国有声影片大举输入中国，垄断了整个上海电影市场，各家首轮影院纷纷改换设备，放映有声影片。邵氏兄弟的天一公司1930年不惜重金聘请美国摄影师与录音师，摄制片上发声的《歌场春色》，1931年10月10日首映，名利双收。次年，邵维鹤（邵醉翁的儿子）等人掌握了有声片制作技术，这些美国人便被辞退了。虽然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一线影院都掌控在外商手中，罗明佑仍在华北地区建立了覆盖五省的发行放映网，后进军上海电影制片业，成立联华公司。早期电影业在落后、艰难的情况下，与世界电影格局呈现较紧密的联系，并努力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

二、中国早期电影公司与机构的拍片探索　　（一）借外商的技术与设备之壳开始自己的电影摄制经营，制作了最早的一批短片，大致在1905—1918年间　　1905年，丰泰照相馆的老板任庆泰购买了德国商人洋行的一架法国木壳手摇摄影机和14卷胶片，为京剧大师谭鑫培祝寿，尝试拍摄《定军山》并放映，获得成功。1913年，张石川、郑正秋等人在上海创办新民公司，承包了美国人布拉斯基开设的亚细亚影戏公司的全部拍片工作，亚细亚影戏公司负责提供资金和影片发行，由此拍摄了最早的短故事片《难夫难妻》和十余部滑稽打闹短片。1913年，黎民伟等人在香港创办了人我镜剧社，成立华美影片公司，拍摄了短片《庄子试妻》，也是由布拉斯基等出资并提供技术设备。1917年，商务印书馆开始兼营电影业，缘于该年秋季一位美国商人来华投资电影失利，商务印书馆交际部科长谢秉来与之熟悉，遂以不足三千元的价格盘进摄影机、放光机及底片等器材。1918年，商务印书馆派人考查欧美电影业之后，正式成立活动影戏部，所摄影片分为“新剧”“古剧”“风景”“教育”“时事”五类。商务影戏部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资本开办的第一家电影机构，建造了第一个摄影棚，主张电影为教育服务，体现出文化品位、爱国内容和启蒙意义。外资变相促成了中国人拍摄影片的意愿。　　（二）电影公司与机构数量增加，经营方式与制片宗旨多样化，开始制作长片，并探寻出民族化的制片道路，大致在1919—1923年间　　由于电影业有利可图，投资经营电影的人越来越多。1919年至1923年，在上海主要有十几家电影公司与机构，这些公司与机构的资金背景和经营方式各不相同。下面分类介绍：（1）昙花一现的电影公司与机构。1919年的中国影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由张季直等人创建，集资十万元，后由于缺乏资金，又严重缺乏编、导、演人才，技术依赖外国人，所付薪酬甚高，1923年结束营业。1920年洋行买办陈寿芝、施彬元等人的中国影戏研究社和1921年殷宪辅、管海峰等人的新亚影片公司都是在拍摄完一部影片之后销声匿迹。前者集资拍摄的《阎瑞生》商业成功但舆论不佳，1922年结束运营；后者筹款拍摄的《红粉骷髅》反响平平，公司随即解散。（2）方针不同的家族式电影公司。1920年的上海影戏公司是由但杜宇组建的家族式企业，演职员多属姻亲好友，大多数影片由但杜宇编导，具有浓厚的西式唯美倾向。民新影片公司是黎民伟等人1923年在香港成立的家族式企业，以拍摄新闻片为主。1926年迁往上海，除摄制影片外，还承办代理拍片、冲洗、染色和放映等业务，并开办民新影戏专门学校。制作态度比较严肃，欧阳予倩、侯曜先后是民新公司的主创者。1925年邵醉翁四兄弟利用文明戏班底成立天一影片公司，专门从事影片的摄制与发行，标榜“注重旧道德、旧伦理，发扬中华文明，力避欧化”的创作原则，着力开拓南洋市场。（3）现代性质的电影公司。1922年张石川①、郑正秋、周剑云、郑鹧鸪、任矜苹五人创办的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采取现代企业运营方式，在制片方针与出品风格上也都首屈一指。（4）合并而成的公司。大中华百合公司1924年1月由冯镇欧投资的大中华影片公司和吴性栽投资的百合公司合并而成，制片风格有明显的“欧化”倾向。（5）两家由留学归国的专业人士组建的公司。长城公司由旅美华侨梅雪俦等人1921年5月组建于美国纽约，1924年6月迁回上海，以“移风易俗、针砭社会”为宗旨；“神州”影片公司由专门学习电影摄影的留法学生汪煦昌等人1924年10月创办，资金不足五万元，推行“潜移默化”的制片方针，它们的制片宗旨同道。（6）知识分子的电影艺术实验。南国电影剧社1926年底由田汉创办，资金仅有两百多元。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单枪匹马创办电影业的罕见一例。田汉抱着“群策群力，以纯真之态度，借胶片以宣泄吾民深切之苦闷”②的初衷，终因缺少资本后盾，电影实验梦归于破灭。　这一时期突出的成果是1923年12月明星公司出品的《孤儿救祖记》，艺术与商业及社会效益都获得巨大成功，探索出中国电影创作的方向，对早期电影制片业的迅速扩张起到推动作用。　　（三）中国电影制片业逐渐形成相当的规模，对外对内也展开了激烈的商业竞争，整合出“明星”“天一”“联华”三足鼎立的格局，开始试制有声片，大致在1923—1930年间　　1.1923—1926年间电影公司与机构数量激增，对外对内的竞争凸显。受一战的影响，中国民族工业获得整体上升的机遇，加上《孤儿救祖记》的效应，中国电影业迅速扩张。据不完全统计，1923—1925年间全国有一百七十多家电影公司，上海占据141家。许多公司仅仅挂了一个空招牌，有的以借用或拼凑器材及人才方式进行拍摄，如专事拍时装片的大中国影片公司和专拍滑稽片的开心公司等，折射出中国电影业发展的士气。各电影公司与机构既与外国电影制片机构竞争，也在同行间展开激烈竞争。

英美烟草公司的“影片部”一度对中国电影制片业造成很大的威胁。1923年，英美烟草公司广告部看到中国电影市场正在兴起，于是成立“影片部”，一方面拍摄故事片，争夺南洋放映权；另一方面，大量收购电影院，企图垄断中国的电影放映网。《影戏春秋》杂志曾发出警告：“只有制造厂，没有发行所，摄制的影片，每天有上千万呎，而开映的地盘却没有一寸……赶快联合起来组织团体，大家纠资开办专映自制影片的戏院，这是我们的一条出路。”③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英国烟草公司的中国工人罢工，中国对英、日绝交，其营业大受影响，“影片部”被迫停止拍片。1925年下半年，“影片部”恢复拍片，但影片质量恶劣，遭到舆论斥责。1927年北伐战争至长江流域，中国发起抵制英货的运动，英美烟草公司营业一落千丈，“影片部”宣告解散，所有摄影器材等由天一影片公司收购。足见电影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属性。　　中国电影行业内部也存在着比较激烈的较量。1926年明星公司与上海影戏公司、大中华百合公司、神州公司、民新公司一起组成六合影片营业公司，联合发行影片，以遏制天一公司。天一公司及时在南洋开辟院线。六合与天一公司的竞争大概是中国电影公司之间第一次有规模的较量。　　2.1926年到1930年前后，中国电影公司与机构先后争夺古装片与武侠神怪片的制作，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两种商业类型，一些经营不善、资金缺乏的公司被淘汰。天一公司1926年拍摄的《义妖白蛇传》和《梁祝痛史》首开古装片制作的热潮，蜂拥而至、质量参差的古装片渐令观众厌倦。1928年武侠神怪片登场，代表作是明星公司的《火烧红莲寺》，连拍18集，直到1931年国民党南京政府的电影检查委员会查禁，武侠神怪片热潮才戛然而止。由于这一阶段中国社会动荡不安加剧，各电影公司唯以盈利方能生存，因此，一旦发现可行的制片模式便趋之若鹜，粗制滥造，加快出片速度，增加产量，制作系列片，形成了负面的连锁反应与恶性竞争。例如，天一公司与民新公司竞拍花木兰，天一公司仅用几个布景，十几名演员，13天就拍完了；民新公司则组织了20多人的摄影队到遥远的北方拍外景，并动用数百名士兵，以再现宏大的战争场面。这反映了热门题材的撞车现象与公司制作宗旨的差异。资本不足、经营不利的小公司连续倒闭，包括志趣高雅的神州公司与长城公司先后于1927年、1930年歇业。　　3.罗明佑的华北电影有限公司在两年内坐稳发行、放映界的王者之位后，合并多家公司一举上溯电影制片领域，组建“联华”影业公司，在最短时间内成为与“明星”“天一”鼎足而立的新兴势力。1930年，联华影业制片印刷有限公司由罗明佑的华北电影有限公司、黎民伟的民新影片公司、吴性栽的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和但杜宇的上海影戏公司等合并而成，又吸收了经营印刷业的黄漪磋参加。联华公司借鉴西方企业管理模式，很快成为与“明星”“天一”鼎足而立的新兴势力。“联华”人才济济，明确提出了“复兴国片”“抵抗外片”“提倡艺术”“宣扬文化”的方针，1930年出品了揭露官场黑暗的《故都春梦》和提倡自由恋爱的《野草闲花》。这两部影片摆脱了古装片、武侠神怪片的低级趣味，以一种清新的风格改变了影坛风气。“联华”因此被称为新派，“明星”“天一”被称为旧派。联华公司的崛起与早期电影业的新格局标志着中国电影产业已相对成熟。　　三、中国早期电影公司与机构的整体特征　　（一）单一地依赖国外技术与设备，有时不得不高薪聘请外国技术人员　　中国早期电影业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虽然从无到有、拿来主义地发展起了制片业与发行放映业，至20世纪30年代初已成气候，但是中国电影的工业基础完全依赖欧美。直到21世纪的今天，中国电影工业与技术基础的薄弱缺憾依然存在，中国电影产业体系仍然不完备，相关的人才及培养体制也不健全。　　（二）影片创作模仿欧美电影的痕迹严重，一战之后主要受美国片的影响　　实践证明，机械照搬的模仿行不通，例如《阎瑞生》《张欣生》与《红粉骷髅》等，都陷入社会文化或者商业的困境。外国商人来华投资拍片，由于文化水土不服，也多失败，例如亚细亚影戏公司、英美烟草公司的“影片部”等。从文明戏转入电影界的郑正秋以其文化诉求与叙事能力，编写了《孤儿救祖记》，由张石川执导。《孤儿救祖记》的成功是一个里程碑，让早期电影公司与机构看到了中国电影制片发展的方向。天一公司获得启发，明确标榜传统伦理道德，多从民间故事和古典小说取材，这一策略得到了市场的有力回应。古装、武侠神怪电影的商业浪潮都是民族文化孕育的类型。联华公司不满这一俗流，把镜头重新对准现实生活，更新了电影创作面貌。这一历程显示了电影的文化与商业的双重属性，并展示出电影与现实之间持久、密切的关系。　　（三）积极探索故事片的拍摄，电影观念集中于戏剧性的影像叙事，形成“影戏”观　　中国电影的道路与美国电影类同，都致力于商业故事片的发展。除了受美国片的深广影响，还因为中国的文艺传统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都不可能产生欧洲20世纪20年代的先锋派运动。“文以载道”多少被置换为“影以载道”，商务印书馆、长城、神州、民新等机构与公司最初都抱着比较认真的拍片旨趣。天一公司与大中华百合公司的制片倾向虽然相悖，却只是题材、情趣的差异，非电影观念的差异。只有田汉的南国电影实验进行了较纯粹的艺术电影探索。商业故事片被印证是电影产业的康庄大路，遗憾的是中国的叙事电影由于某些历史原因，今天发展得不甚理想。　　（四）生存压力巨大，症结之一是放映市场有限，必须面对外商与国内同行的竞争　　在这种情形下，天一公司很有见识地开辟了南洋市场，从而得以躲避战争，为后来邵氏集团的繁荣打下坚实的基础。而“明星”与“联华”都在战火中陨落了。今天中国繁荣的电影业也努力开拓海外市场，尤其华人聚集的电影市场，这是一项有远见的战略。　　对中国早期电影公司与机构的研究，有助于确切描述早期电影的历史时代语境和道路特征，电影的属性再次被充分佐证，这对于早期电影史的认知以及今天中国电影的发展都有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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