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丝参与文艺批评的可能与限度

“粉丝”，来自英文单词“fans”的音译，是对狂热的大众文化喜好者和流行文化偶像崇拜者的某种戏谑化称谓，其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并在中国社会大规模传播源于2005年湖南卫视热播的选秀节目《超级女声》。事实上，作为一类特殊的亚文化群体，“粉丝”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众文化勃兴之时即与之相伴产生，只不过最初是以“追星族”“××迷”的身份而被大众所熟知。

自诞生之日起，粉丝针对自己所喜爱乃至痴迷的大众文化文本及其创作者或表演者“品头论足”、表达接受体验的文艺评论行为便已大量出现，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粉丝的评论声音基本处于默默无闻的状态。究其原因，这首先与公众长期以来对于粉丝的诸种负面评价和刻板印象有关，诸如“没文化的蠢货”“无脑的消费者”“脑残粉”等一些明显含有贬义的称谓便可见一斑。其次，由于某些粉丝在文本选择与追求上所展现的异于常人的独特审美品位和文化偏好，及其在文艺消费与接受过程中的种种无节制表现与疯狂举动，使得人们容易将粉丝与文艺审美上的非主流、反常乃至畸形、病态的坏趣味或恶趣味相关联。此外，传统的报纸杂志等印刷媒介与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介长期被掌握文艺批评话语权的学院批评家和媒体人所垄断，这导致粉丝的评论文字很多只是类似日记的私密记录或仅限于粉丝好友内部的交流，鲜有进入大众视野的机会，即便偶尔见诸报端，但也常常因作者的名不见经传而落得无人问津的尴尬境地。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尤其是博客、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平台的兴起与流行，以往基本是“单打独斗”的粉丝个体依托新型媒介所提供的诸多便利与话语权，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足以跨越时空、即时多向交互的技术条件。粉丝们依据不同的文艺爱好，集聚于互联网空间结成众多大大小小的网络粉丝社区，分享各类文本资源的同时，就其喜爱的文艺作品进行讨论、阐释、批评和再生产，释放出惊人的文化消费与文化生产能力。这具体表现在，粉丝们不仅如同“盗猎者”一样会针对所喜爱的文本进行积极的阐释、挪用和改造，从中解读出丰富多元的个性化意涵，进而实现文本的暂时“为我所用”；而且，粉丝的兴趣往往并不局限于某单一作品，而是会像“游牧民”一样将自身所爱嵌入更大的文本间网络，以单部或系列作品为兴趣中心，不断将接受视野游移拓展至各类相关的影视、小说、漫画及其他流行文本。更为关键的是，粉丝在网络社区内部分享、交流各自文本接受体验的过程，亦是他们增进对文本的了解和加强彼此情感联络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他们逐渐结成其所爱文本的阐释共同体，并形成了牢固且相对开放的趣缘社群或同人团体。

对于广大粉丝而言，阐释共同体不仅意味着众多拥有共同兴趣文本、话语符号和审美习性的“志同道合”者的聚合，也不仅仅是他们验证自我想法、获取身份认同与情感慰藉的精神家园，更是他们大胆表达文艺观念、从事文艺批评实践的力量与勇气的源泉。基于粉丝之间对文本解读的相互印证与认可，很多粉丝自信找到了文本解读的正确方式，并敢于和乐于借助自媒体平台将个人的批评文字公之于众。自媒体空前强大的传播力，则会进一步扩展粉丝批评的影响力，同时为部分粉丝赢得了极大的关注度。他们被视为该领域的高手专家，或者足以与学院批评家相抗衡的另类“精英”，这无疑会对学院批评的权威性构成一种前所未有的挑战。以网友“六神磊磊”为例，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金庸铁杆粉丝，自称“以读金庸为主业，靠读金庸养家糊口”。迥异于学院批评家那些深奥难懂且冗长乏味的学术文章，他对金庸作品的解读，语言幽默生动，视角新颖独特，常与时事热点、社会话题巧妙结合，且不乏深刻的社会洞察与人生哲思，从而使其得以从全球亿万金庸粉丝中脱颖而出。

和学院批评家刻意与批评对象保持一定的审美距离，竭力避免个人情感的过多介入不同，粉丝始终热情地拥抱所喜爱的文本，不仅拒绝主动跳脱于文本之外，而且渴望与文本的亲密接触，努力将文本形象内化。同时，因对文本的无限热爱与极度痴迷，粉丝的文本接受过程往往并非一次性的、快餐式的，而是反复的、持续性的，其间伴随着粉丝超出常人的时间、精力和情感投入，以及试图尽可能多地发掘文本深层信息与潜在意涵的意愿。我们姑且将粉丝们近距离欣赏文本的独特文艺批评方式称作“沉浸式批评”，其主要有以下两种表现方式：

其一，粉丝在文本接受过程中容易将个人的生活经历、社会体验等带入文本之中，形成对文本人物及其生活世界、价值观念等的高度认同，并在与文本人物共情的过程中不断地进行想象性地对视、交互与替换。简单来讲，粉丝喜欢将自我想象成文本中的人物或角色，建构自我与文本之间的切身相关性。如此，其对于文本的阐释与评价，与其说来自于文本本身，不如说是对文本世界与个人生活世界双重体验的交融呈现，正是在此意义上，粉丝完成了对文本的挪用与“盗猎”。这也便可以解释，很多粉丝将格外痴迷于某部文本的原因归结于文本所描绘的某些情境让其联想到自己的过去或当下，文本人物激起了其强烈的情感共鸣或价值认同，其从中隐约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其二，由于在文本接受时的“游牧”特性，粉丝对所钟爱艺术家的作品解读，经常是将其放置于该艺术家的全部作品及与之相关的庞大文本网络之中，且总是有意或无意地与自身往昔的接受记忆相勾连，甚至会一直沉浸于当时美妙的接受情境与欣赏快感之中，来建构自身的文本批评方式、标准与话语逻辑。不难发现，粉丝的此种文本批评方式非常契合法国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娃提出的“互文性”理论，粉丝正是在反复比较文本之间的异同，并发掘其中或显或隐的互相指涉关系过程中深化着对于文本的理解，而且粉丝有时难以跳脱出关于艺术家某一作品的特定情感记忆，并直接将此作为接受该艺术家其他作品的心理基础和价值评判的依据。某种程度上，这或许就是许多“无脑忠粉”既无视作品本身的质量也完全不在意专业批评家的意见，盲目追捧某些作品并妄断“××出品，必为精品”的原因所在。

显然，这种独特的“沉浸式批评”方式，容易使粉丝的文本接受丧失独立客观的价值标准而更多被其情绪所左右，也令粉丝文艺批评经常饱受诟病。但不容否认，恰恰是由于对所爱文本的反复接受阅读，粉丝能够发现或捕捉到某些容易被人忽视的细节、空白与征候，而这些是文本中隐而未现或本来就存在着的东西，正是这些东西引领着粉丝进入更为丰富奇妙的文本意蕴世界之中。更为重要的是，粉丝对文本的接受并非是完全被动、一味认可的，事实上他们同样表现出积极的自主性与能动性，他们排斥采用那些所谓正确的、规范的阅读方式，完全从与“切身相关性”出发解读文本，通过积极的文本意义再生产与同人创作去挑战创作者的限定意义或学者的权威解读，并从中获得巨大的快感。恰如文化研究学者约翰·费斯克在其经典著作《理解大众文化》中所揭示的，“大众快感来自人们创造意义的生产过程，来自生产这些意义的力量。如果只接受现成的意义，无论这些意义多么关键，也没有什么快感可言。快感来自于利用资源创造意义的力量和过程，也来自一种感觉：这些意义是我们的，对抗着他们的。”

如上所述，正是通过对流行文本的“盗猎”与“游牧”，粉丝们完成作品的解读与接受的同时，创造了一种与作者的权威设定或学院批评家的专业解读不同的另类意义阐释，并一定程度上成功实现了对主导性文化等级秩序的逃避和自我主体精神的张扬。应该说，他们为文本的意义解读提供了更多异质的、有趣的声音，助推了当下文艺批评的众声喧哗与“狂欢化”，这构成了粉丝批评的主要价值与意义所在，也是我们言说与命名“粉丝文艺批评”的重要基础和依据。但是对于粉丝批评，我们仍需审慎理性地加以看待，强化对其的趣味提升与价值引导。因为正如其优点比较突出一样，其缺点同样十分明显。具体来讲：

首先，相较于学院批评话语，粉丝批评话语整体呈现出口语化、感性化、反常规和弱逻辑的特点，这固然令其表达自由鲜活、生动有趣，但也难免产生肤浅直白、话语失范与情感失控等弊病。粉丝批评话语一般并不合乎正式的拼写规则或语法逻辑，在形式上比较粗糙、口语化，有时甚至相当的感性化和情绪化，存有辱骂伤人的语言暴力问题。尤其在回应针对自己偶像参演或创作作品的批评声音时，出于对偶像的支持和维护，部分偏激的粉丝无视作品的质量缺陷，对批评者冷嘲热讽、恶语相向，有时还会联合其他粉丝对之加以“口诛笔伐”，言说方式与市井的泼皮无赖毫无二致。而且，粉丝所使用的部分术语和表达方式，大多生成于圈内粉丝长期的互动交流过程中，带有较强的圈子属性，高度依赖情境与语境，某种程度上类似于行业“黑话”，这无形中便在粉丝与圈外人之间构筑了厚厚的话语壁垒，使得后者面对粉丝批评话语时往往难以进行有效解码。

其次，与学院批评家不同，粉丝很少将文艺批评视为专门的学问或崇高的事业，而普遍抱持一种游戏、娱乐的心态来从事文本的意义解读，参与文本的再生产。而且，部分粉丝出于博取圈内人关注、提升自身粉丝等级的目的，一味迎合广大粉丝消遣娱乐的日常心理需要，故意采用戏谑、调侃、搞笑的语言风格和时下流行的网络语体来解读文本，并有意回避探讨严肃的、沉重的思想话题，单纯追求文艺批评的轻松化、趣味化。其结果是，大多数粉丝批评文本，通篇虽幽默风趣、笑料迭出，也不乏真知灼见，但内在的思想价值与启迪作用明显匮乏，更严重的是其价值评判及文艺经典的认定往往过于随意和武断，缺少应有的严肃与严谨。这恐怕便是粉丝帖子虽不计其数但真正有价值的“精华帖”少得可怜，粉丝批评文本虽读起来轻松愉快但品起来却“寡淡无味”的原因所在。

再次，粉丝所结成的阐释共同体，固然有助于强化粉丝间观点、身份与情感等多方面的认同感，令粉丝批评在与学院批评的观点博弈中拥有强大的“亲友团”支持，但也容易导致粉丝批评的圈子化与狭隘化，并有滑向“信息茧房”的危险。凯斯·R.桑斯坦认为，随着当今信息传播愈发趋向于个人化、定制化，个体容易“只听我们选择的东西和愉悦我们的东西”，而减少对其他信息，尤其是那些包含异质观点的信息接收，长此以往，个体便会逐渐封闭于自我编织的“茧房”中，这些个体一旦就某个话题或问题达成共识并结成共同体的话，就会形成更大的“茧房”，并最终导致“沉默的螺旋”和“群体极化”现象的产生。显然，当阐释共同体内异质或批评的声音越发微弱，粉丝们关于作品的评价愈发单一和一致之时，阐释共同体便无异于巨大的“信息茧房”，身处其中却浑然不知的粉丝也就逐渐由积极的“文本盗猎者”退化为消极的“文本看守人”。

作为一种正在崛起的文艺批评形态，粉丝文艺批评无疑为融媒体时代更多人参与文艺批评创造了极大的可能，也为中国当下的文艺批评场域注入了更加多元的新生力量，并有助于百家争鸣的健康文艺批评生态的尽快生成。但是，粉丝批评存在的上述诸多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文本价值评判的可信度，也限定了其文化抵抗的效力。对此，我们一方面需要抛弃以往关于粉丝的片面、刻板的负面认知，给予粉丝批评足够的宽容和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也需时刻警惕其内在的问题与弊病，并对之加以必要的引导和规范，如此方能发挥其最大的积极效能，并使之逐渐成长为中国文艺批评场域中不可或缺的批评形态。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本文为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自媒体时代‘学院批评’的话语困境与转型策略研究”（21BA019）阶段性成果。）

网址：粉丝参与文艺批评的可能与限度 http://c.mxgxt.com/news/view/185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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