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0月9日下午，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宣布，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获得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她“增进了我们对女性劳动力市场结果的理解”。
在她的新书《事业还是家庭》中，戈尔丁系统梳理了五代女性关于职业与家庭的选择，并提出，女性主动缩减职业生涯，是家庭对劳动力市场做出的理性反应，但好消息是，科技进步正帮助女性在职场和家庭中获得更多平权。
来源 | 中信出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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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位
单独获得诺奖的女性经济学家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是诺奖第三位女性获得者，也是首位单独获得诺奖的女性经济学家。
戈尔丁首次全面介绍了几个世纪以来女性的收入和劳动力市场参与情况。经济科学奖委员会主席Jakob Svensson表示：“了解女性在劳动中的作用对社会很重要。多亏了Claudia Goldin的开创性研究，我们现在对潜在因素以及未来可能需要解决的障碍有了更多的了解。”
戈尔丁于1946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市，先后获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1967），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硕士（1969）和博士学位（1972）。曾先后执教于威斯康星大学（1971~1973）、普林斯顿大学（1973~1979）和宾夕法尼亚大学（1979~1990）。现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是哈佛大学历史上第一位女性终身教授。她还曾担任过美国经济史学会会长（1999~2000）、美国经济学联合会副会长（1991），先后当选为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1992）和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2006），这些都是衡量学者学术地位的重要指标。
戈尔丁是一位研究领域广泛、学术成果颇丰的女性经济学家。她擅长利用大量的历史数据结合计量经济学等方法进行实证研究，通过过去的视角来分析当前的问题，以便得出更具有实际意义的结论。她在性别歧视、教育发展史和工资结构差距演化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奴隶制、移民的迁徙等许多问题上也均有深入研究。
在新书《事业还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中，克劳迪娅·戈尔丁将20世纪初至今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群体分成了五组，深入研究了她们在事业、婚姻、子女等方面的理想抱负与现实中遇到的各种阻碍，以及代际的演变历程。
《事业还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
作 者：[美]克劳迪娅·戈尔丁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年：2023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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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女性的选择：
职业？家庭？两者兼顾？
按照“家庭”和“职业”在女性生命周期中扮演的角色，把不同年代拥有本科学历的女性分为五组。
第一组：成家或者立业
第一组女性出生于1878－1897 年，1900－1920 年从大学毕业。从她们一生的经历看，她们的终生成就在所有群体中最参差不齐。
在她们中，近三分之一的人终身未婚，一半的人没有生育（或收养）过孩子。大学文凭使她们可以获得收入丰厚的工作来养活自己、保持独立。
然而，另一半结婚生娃的女性中，很少有人工作。婚姻歧视和裙带关系规则等社会规范和招聘规则往往剥夺已婚女性的职业生涯。庞大的家务需求使她们很难兼顾职业与家庭。
第二组：先工作再成家
第二组是1898－1923 年出生、1920－1945 年大学毕业的过渡群体。这组人的开头部分很像第一组，结婚率极低；但后面部分却和第三组相似，结婚率高，初婚年龄低，养育很多孩子。
当时，许多廉价的节省家务劳动力的设施减少了女性花在家务上的时间；经济革命极大地增加了对白领和销售员的需求，提高了识字和识数等人力资本的回报。
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提高了女性（包括已婚妇女）的就业率与教育回报。但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使女性失业。随着大萧条的恶化，已婚女性的工作大为受限。
第三组：先成家再工作
第三组女性出生于1924－1943年，她们之间的相似度比其他任何一组都高。她们展示了类似的抱负和成就，结婚很早，有孩子的比例很高，大学专业和第一份工作都差不多。
第三组女性大学毕业生中90% 以上都结了婚，而且大多数结得很早。几乎所有结婚的人都有孩子。这组女性毕业后甚至结婚后基本都有工作。
但在有了孩子并要抚养孩子时，她们纷纷离开了劳动力大军。但因为孩子而离开职场的女性后来大多又回到了工作岗位上，尤其是教师和白领，还有些人由于生活需要或职业志向根本没有离开职场。
第四组：先立业再成家
第四组出生于1944－1957 年，20 世纪60 年代中期至70 年代末大学毕业。这些女性明显从前辈的经历中吸取了教训。在婚姻、子女、职业和就业方面，第三组向第四组的转变是这些群体中最为显著的。
她们成年时恰逢“无声的革命”，即避孕药的出现及推广使得年轻单身女性能够推迟结婚和生育，让她们有更多的时间精力花在事业上。
第四组是首批渴望从事律师、医生、高管等报酬最高、最有威望职业的女性。她们想实现男同事一直在追逐的目标：经济上更富裕，获得同僚的尊重，在期望的工作领域达到尽可能高的段位。
第五组：事业与家庭兼顾
她们出生于1958年至1978年，1980年开始她们陆续从大学毕业。这组女性觉察到了第四组的失算——被推迟的事情可能永远无法完成。于是她们宣告，事业将不再成为家庭的绊脚石。
她们进入专业院校和研究生院。她们在大学里与男性平起平坐，并在数量上超过了男性。她们持续了晚婚晚育模式，甚至再度推迟婚育的时间，但她们的生育率却大幅提升。
像第四组那样，她们获得了包括体外受精（IVF）在内的一系列生殖技术协助。这种情况下的协助是辅助受孕而不是避孕。最后的这个群体基本上都渴望事业与家庭共赢。
通过五代女性的选择变迁可以看出，对当下女性而言，事业与家庭已不再是单选题，尤其在科技发展带动下，那些重视家庭的女性同样得以充分释放工作能力，发挥女性优势，公平竞逐成长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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