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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4-12-16 08:48

“古风”流行：一种新的虚拟生活方式

任思奇媒介批评杂志 5月8日

摘要：本文将从媒介研究的角度，发掘“古风文化”流行的多层面原因——“古风”不简单地属于表面上的范畴，而是更进一步地作为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存在，是研究虚拟现实作为新媒介的先锋性的典型个案。通过与其前身“中国风”流行音乐的对比分析，明确“古风”作为一种“虚拟现实”装置表征的基础上，试图从媒介性质层面理解这种青年文化想象；另一方面运用知识考古的方式，从时间纵向探究“虚拟现实”作为文本内在装置的前身与变化历史。通过进一步从“古风”自身折射出的媒介感官方面进行分析，赛博空间的视觉主导性得以显现，也同时揭示了这种视觉媚俗的性质对于传统听觉空间的入侵和取代。“古风”作为一种“新生活方式”，与现实中的既存媒介和重要权力结构的复杂相互作用，也是本文关注的重点。“古风”不仅仅作为“古风”被研究，这项研究的关键在于它作为一种新型生活方式的一个“部落”，是研究赛博空间、赛博生活与新时代社会构建的范例之一。

关键词：古风；媒介；流行音乐；传统文化；虚拟现实；赛博空间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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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风”，本来是一种交流性称谓，指一种以拟古风格进行填词配乐、作为影视及游戏配乐及其翻唱演奏的音乐制品及其风格。其诞生与百度贴吧的粉丝文化关系密切，是一种自发组织生产的文化产品，主要受众为青少年；而自2014年以来，“古风”在流行音乐的消费谱系中逐渐发展壮大，成为中文流行音乐当中的一个新分支，在各大音乐平台软件上都有自己单独的一级门类。尤其，在“复兴传统文化”的时代风潮之下，“古风”以它独特的方式成为文化经济的热门词语。表面上看，“古风”可能只是一个由青少年主导的文化投资热门关键词，但是从这个看似幼稚的词语上，却可以延伸出许多暗示时代精神的重大问题，例如：为何来自民间互联网的古风文化在短短十年内得以登堂入室，不仅成为语文教育系统当中的范文，甚至还得到共青团中央的认可，成为引导青少年“健康向上”的新生活方式？为什么古风身为一个亚文化概念，却能够两面逢源，形成巨大的产业，同时成为商业资本和官方话语的“主流”热词？为何古风能够跨越经济层级和地域差别，为全中国的城乡青少年所认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古风的“先锋性”并不单纯是文本内部元素的改变，而是涉及了新一轮媒介革命：近些年的流行词“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往往被论者作为科技革命来讨论，但是人们往往没有意识到的是，VR设备实际上是最晚出现的，在各种可穿戴设备被发明出来之前，VR场景早就逐渐成为人们内置的一种想象装置了——是在这些媒介认知内在于人们的部分发展成熟之后，才会想到去发展外置设备，去完善这一机制。在这一媒介革命的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古风之所以在流行音乐场域所向披靡，也同样是因为它代表了视觉文化的破界入侵——相对于时间上慢热、需要门槛和准备的听觉文化传统，“古风”以一种独特的视觉媚俗性，将歌曲聆听当中的听觉本真性驱除。从而更进一步地，在这种虚拟性的情感范式基础上，建立起了新的“国家形象”、新的“想象的共同体”，甚至新的“人类”。“古风”是时代精神的一个症候，也同样是一种先锋性生活方式的预兆（尽管它打着复古的旗号），而本文将试图通过具体的例证和分析，挖掘出这种复古后现代的真实面目。

一、“古风”的前身：“中国风”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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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风音乐”，是中国流行音乐当中的一个尚待定义的类型。与中国传统的“文人拟古”所不同，“古风”的古来自一种网络青少年亚文化，是一种自下而上“逆袭”成主流的文化现象。这是一种以人群（以同人圈为底板的圈子文化）为中心的粉丝文化粉丝文化（英语：相关——“古风”公认的源头为《仙剑奇侠传》系列游戏，由此而衍生的仙侠类游戏、网文、漫画，都落在同一个谱系内。讨论“古风”，首先不能脱离这些作品的受众人群——网络上自发聚集的小团体，他们是最初的发起者，也是讨论最终落到的“文化主体”。与传统文化生产所不同的是，在这种文化产品中，强调全体人员的参与感，不再将创作者与听众作划分。

在“古风”的独特媒介性质层面，其源头显然并不唯一，其中最直接的，是对中国风流行音乐的继承：二者在风格上有着直接的亲缘关系——中国风流行音乐，尤其以方文山为代表的词作者将中文古典辞藻碎片化与“视觉化”的风格，为古风奠定了其“视觉系”的风格。二者在范畴上讲，古风一定可以算作“中国风”，但“中国风”的创作大部分都不算古风。就音乐形式而言，“古风”比起它的前身，更加“激进”和“后现代”——以内卷形式体现的后现代性，“古风”是建立在赛博空间内的“新风格”，在媒介意义上性质不同。在古风歌曲中，高度同质化的歌词，在相当高的程度上以周杰伦的御用词人方文山为前身，甚至，当今相当一部分成功的商业“古风”歌曲也是方文山作词。以早期作品（2005年）《发如雪》为例：

狼牙月伊人憔悴

我举杯饮尽了风雪

是谁打翻前世柜 惹尘埃是非

缘字诀 几番轮回

你锁眉哭红颜唤不回

纵然青史已经成灰

我爱不灭繁华如三千东流水

我只取一瓢爱了解只恋你化身的蝶

这种歌词的文体形式本身就具备着高度的视觉效果——加粗的词语都是典型的古典意象高频词，而这部分词也同样被“古风”歌曲所继承。可以观察到，这里存在一种现代人对“古代”的凝视性重塑：江湖、红颜、青史、英雄、故事、遗忘等词语高频出现。而“古风”相对于“中国风”，则多了许多塑造时间与空间宏大性的关键词语：“千年”“千里”——加上缥缈而虚幻的唱腔，古风歌曲整体提供了一种遥远的声音，而这种遥远的声音又如何重构空间？这是段义孚意义上的，新的“神话空间”的诞生。考虑到古风歌曲主要的受众为青少年，现实中三点一线的日常生活，城市空间的逼仄与沉重，使得空间感无处延伸。于是在浸入性的音乐聆听行为中，“古风”作为一种空间建构的“古典意象”，成为了一种新的存在方式。

因此，“古风”和“中国风”的场域性不同，而非时间上线性先后关系：虽然周杰伦《发如雪》为2005年作品，但周氏中国风也一直被持续被生产——“中国风”当中的“中国”是展示性的而非沉浸性的。应用场域不同：中国风仍属于传统的流行音乐范畴，可以在店铺超市内播放；而“古风”音乐则更多配合赛博空间的“场景”，带有绝对的沉浸性，例如古风游戏或影视作品，甚至抖音、快手的背景音乐。后者或者是纯粹的赛博空间，或是加上“非现实”滤镜的“增强现实”，否则，不加以技术处理的场合很难适应古风歌曲——因此，“古风”实际上是一种“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装置的实践。

二、虚拟现实（VR）装置的实现谱系——古风、仙侠、武侠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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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流行音乐”的范畴，我们会发现“古风”作为一种新型媒介，其继承进而超出“中国风”的独特风格，在中文大众文化的发展当中有着更加深厚的谱系。这就要说到“虚拟现实”作为一种内置于当代人认知的现代性装置逐步建立的过程了——作为一种媒介更新换代过程中的新型认知装置，其内置自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往往有着数以代计的发展与深入，古风（相对于中国风）处于这一装置更完备的阶段。在本节当中，我们将具体探讨“虚拟现实”作为后现代性装置的性质，及其在中文流行文本当中暗藏的谱系。

实际上，“古风”这个词本身的词义分析就证明了其性质：在日语当中，“风”的用法即点缀在名词或者某种活用作名词的词语之后（例如“和风”“中国风”），意为“以……的方式”。因此，从这个语义结构本身，即可看出，“古风”当中的“古”是一种架空的、可移植的“古”——相对于作为历史实存的空间与时间，“古风”的本义就在于基于“古代风格”的一种想象和一种元素。有关这种“非现实的现实性”，则可以参考英语作家简·奥斯汀作品的流行——在奥斯汀的小说当中，人与人的关系可以单独提炼出来，归结于简单的恋爱人际和亲族熟人关系。在这样的小说中，没有与历史背景对话的结构和位置，一切行为和情节都发生在家长里短的范围之内（这是奥斯汀成功的原因，也是奥斯汀经常被“正统”文学批评所诟病的一点）；因此历史退化成为一张可以随便变装的幕布，而阅读也同时变成一种换装恋爱游戏——读者可以通过自己的心情选择其中的某一身装束，而这些“变装”彼此并无本质区别。

如果说“中国风”流行音乐是“古风”形式上的前身，那么返回中文大众文艺的谱系当中，我们依然可以考古出“古风”作为一种内置想象装置的发展谱系——显然，从文类的角度看，“古风”发源于一种名为“仙侠”的文类（包括游戏、小说与影视作品），而仙侠的风格也恰好可以与金庸为代表的“武侠”对比：虽然在很多关键的特征上，武侠为“仙侠”奠定了基础（例如奇特招数与空间式的江湖布局），然而后者从本质上，与前者完全异质，实则体现了一种“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的内在装置。

仙侠作为一种文类，则又脱胎于“武侠”，而又在媒介意义上与武侠断裂异质，这种媒介变化实际上折射了一种认知内在结构的改变——仙侠与武侠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其架空性质与去历史化的背景设置。在武侠类文的经典、不断被当代文化研究阐释的金庸小说，在其每一个文本中都与历史国族进行对话，从这个意义上讲，金庸可谓是最后的文人言志。而现在，随着金庸的去世，分庭抗礼的格局被打破，完全的后历史正式降临：“仙侠”（作为整个文化商品的大分类，包括游戏、网文或影视作品）的气质更接近古龙的写作，古龙式的短句，其核心文本在于观看性场景的描写，而非个人在历史中的纠缠——江湖与武林都只是猎奇的观赏，而非存在性卷入的痛苦。尤其，我们注意到仙侠类大众文化（例如近两年流行的网文IP改编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或《花千骨》）当中的主要人物都是虚构的、谱系以外的神仙或者英雄。这一点完全区别于中国传统小说《西游记》《封神榜》当中复杂的社会性谱系——不同于前者当中根治中国社会伦理的“仙谱”逻辑，仙侠当中的“仙”乃是一种去历史化与反谱系的“逸仙”。

“仙侠”类型当中的世界观设定、人物设定与情节设定，从媒介角度上参考，可谓以游戏为基础，与网文互相渗透，存在一种广泛的无根性。就像奥斯汀笔下的人物每天只用宴会下午茶谈恋爱一样，实际上“仙侠”文本的特点是把人从历史语境当中抽象出来，不同于武侠当中根植于历史和土地记忆的“现代人”。因此仙侠类文本当中的永恒母题还是爱情或者个体之间的“羁绊”——人与人之间所谓“羁绊”是后现代社会在脱离宗教与历史之后唯一的解药。因此，“古风”从源头上自带的“漂浮”感，与脚下的土地无关，而更多是一种虚拟现实的方法的实践。

在金庸的武侠当中，存在这样一种风格，即所有地点和历史时期都有实际的背景，而文本的工作在于将这些实存空间赋予神话空间的解释，可以在实现技术上类比于“增强现实”（Augment Reality）；但在“仙侠”的谱系当中，神话空间也同时去历史化了，而与此同时，又具备一种自我卷入而不需要与现实发生关联的真实性。类似于当下流行的“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配戴上终端设备之后，整个人就进入了一种异空间当中。从这个角度看，虚拟现实并不是横空出世的外在技术，而是早就进入一代人认知的内心的“装置”。

有关“虚拟现实”作为内在装置的现象，我们当然还可以从这一概念的史前史追溯——Virtual Reality在汉语当中被翻译为“虚拟现实”，实际上丢失了其重要的一层意涵：虚拟与现实看起来是在真值含义上相互对立的概念，因此似乎这个语汇自己反对自己。但是，从virtual的词义溯源，可以梳理出这样的谱系：词根比较早的源头是拉丁语的virtus，指一种力量、美德、男性气质等，印欧语词根里vir的词根指“男人”。中世纪后期，大概11-15世纪期间，随着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翻译和经院哲学对世界和上帝的讨论，virtus的形容词形式virtualis（alis指“of some character”,相当于英文的后缀al）被创造出来，它指一种潜在的强大的力量（power），有时候和亚里士多德的potential概念相等同。virtual最早指涉一种物质世界的力量和潜质，而最早发展出精神层面的含义，则要涉及宗教改革时期对变体论（transubstantiation）的争论——圣餐里的酒和面包是否为耶稣的血肉本身这一神学问题：最终，新教徒在完全肯定和完全否定之间进行了折衷，认为这里的“耶稣”不是real的而是virtual的，是一种形而上的、精神意义上的存在。real和virtual一开始就作为一组对立的概念（二律背反），并非作为真值意义上的区别，而在于virtual一词始终暗含于词义当中的，超越性的一层指涉——在德勒兹的哲学本体论中，virtual和actual这两个对立的概念共同构成了real。因此“虚拟”这个翻译蒙蔽了原文词义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层面，即实存以外的真实，一种超越性的、某种意义上先验的真实。

这种存在状态的转变，实际上在八十年代已经开始了。正如Hosokawa教授影响深远的论文《随身听效应》所指出的那样：人们在后随身听时代，随着耳机的普及，变成了“虚拟现实”——将“在地性”变成了可以置换的空间。自带BGM（背景音乐）的人对世界的感觉也就变得更为疏离，从身体性的感知被虚拟现实替代，而增强的一面是对世界的“观看”，“观看”作为一种替代的进入世界的方式——实存以外的真实，一种超越性的真实。

三、视觉入侵听觉文化——赛博空间的媒介侵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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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置了“虚拟现实”的二律背反，古风流行文化是我们对当代人存在形态转变过程的一次管中窥豹：“古风”虽然一直被归为“流行音乐”，但从媒介谱系的角度而言，古风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视觉”概念——观看的视角无时无刻不暗含于歌词的叙述角度中：古风歌曲内置了一种凝视的角度，体现于文本的几乎每一个层面，而其中容易最先被注意到的是其独特的画面感。首先，古风歌词大多富有画面感，往往是夸张化的画面，例如喜欢使用“血染江山”等宏大华丽场面，或善用各种色彩词语（不完全统计，频次最高的为“红”“白”“灰”“黄/绿”等古典意象）；或在歌词文本的叙事结构上，着重刻画“梦”与醒之间的庄周梦蝶式的辩证关系。大量的古风歌曲共享同样的视觉意象与叙事结构，而这种形象的复制恰恰是一种对中国传统艺术进行模仿的“kitsch”（媚俗）——媚俗的定义，在不同文本当中有着不同的侧重，但无一例外都具备着某种视觉文化的本质特征：在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当中，昆德拉将“kitsch”定义为一种面对特定视觉场景所产生的缺乏自省的情感“对生命的绝对认同”；在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当中，媚俗的面孔被历史化为浪漫主义与中产阶级趣味的一种现代性特质，它包含着一种创作中绝对的折衷主义。而维基百科则给出了更加集中的定义：媚俗是一种被视为次等的视觉艺术形式，对现存艺术风格欠缺品位作复制，又或是对已获广泛认同的艺术作毫无价值的模仿。这个概念亦有关于任何刻意地在作品中使用被公认为文化象征的元素然后廉价地大量生产这些非原创的东西。“媚俗”亦是指那些在美学上有所不足（不论是否伤感、迷人、具戏剧性或创意），在创意上只是通过重复惯例和公式，流于表面地模仿艺术作品的某些艺术种类。伤感的泛滥亦与媚俗有关。

作为西方艺术史的知名学术词语，“kitsch”从浪漫主义时期就是大众艺术消费品的特征——粗劣的模仿复制、外在元素与内在谱系的割裂、刻意挑逗观者的情感……这些元素是艺术史对大众艺术消费批判的关键，本雅明意义上的“灵韵”消失，也恰恰是其能够受大众欢迎的关键：入门门槛低，无需投入学习的时间成本即可以调动审美情感；而生产过程中的大量机械复制，使得一些曾经不轻易见人的艺术元素变得唾手可得，同时给大众提供了一个完全能够“展示自己”的机会：从这个角度上讲，“古风”恰恰就是“古典诗词”的媚俗性复制品——在“古风”歌词的创作中，堆砌辞藻的方式是最常见的，这种堆砌的方式不遵从语法逻辑，而堆砌的辞藻也是大众早已熟悉的（在课本上背诵过的文言局部&小说影视中的）常见意象。因此相对于真正的古典艺术而言，“古风”的写作与欣赏几乎没有门槛，也不需要特意学习背景知识，即可在“古典”的浪漫风格中寄托自己的情感。也正是因为这种相对的“粗制滥造”，古风歌曲常常受到“高雅文化”代言人的批评，而这种批评也大体分为两种：与官方声音“温柔呵护+批评指正”的态度（例如爱奇艺2018年选秀节目《国风美少年》当中的虚拟人物：专家“国风侠”）相对的是，网络上流传着各种“古风圈速成”的嘲讽叙事，既有作曲编曲方面的照妖镜，也同样有将“古风”作为一种缺乏层次的“黑话”进行的科普，例如网友Bimota对于“古风圈速成”的戏谑式总结，将其堆砌、重复与内在逻辑断裂的特点表现得一览无余：

而另外一方面，从这一段文本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古风”歌词当中，无论是用词还是句法，都有着强烈的视觉特征；而在词曲创作的维度，“古风”的视觉属性还需要进一步在文本的潜在层次进行发觉；然而，在我们觉察了“古风”的视觉属性之后，再去审视网友自发创作的古风音乐相关的MTV与配图（包括专辑与自选集的封面）时，我们会发现古风还源于一个我们更加熟悉的谱系——这些封面、视频背景图或古风圈常用的头像，往往都是二次元古风的漫画画风图像（往往含有同人的成分）：在B站与网易云音乐的古风歌曲页面，这种二次元画风的绘制画面是页面的主要构成，一定程度上，行为主体所选择的画风象征了是否进入“古风”场域的自有秩序。二次元形象，可以说是古风歌曲作为表层文本的视觉维度体现：

（B站截图：按照关键词“古风”点击率排序前十视频封面）形象（image）作为一种为自身而存在的元存在，是一切生产性的核心。因此，古风歌曲的流行不能与汉服、角色扮演（Cosplay）等现象割裂而讨论——如果没有后者关于形象的塑造，古风是欠缺表意能力的：正是在汉服运动与各种二次元化的古风形象在受众心中普遍建构出了一种“古风”的空间后，这种怀古抒情的赋魅才得以实现。而从这个角度讲，李玉刚之所以成为古风音乐圈核心人物，不仅在于其对于古风圈的主动靠近，也相当意义上得益于他的女装女声表演形式，以装扮成古风的女性形象作为表演的核心文本，而在表演场域外的人设（黑框眼镜和朴实的衣着言谈）看起来也很像普通的内容生产者（以B站up主为代表）而非娱乐圈明星——这种“网友表演形象”的二元人设也恰好符合了赛博空间的可替代原则。而另一方面，古风文化当中对音乐“特征值”的压缩，也象征着对于听觉本真性的驱除：从空间上看，声音显然可以比图像传到更远的地方——与“听古风”相比，穿汉服（甚至欣赏汉服）由于需要大量的时间精力与金钱付出，所以并不是那么容易病毒式传播的行为；而古风歌曲则不一样，它可以通过声音媒介的扩散，将潜在的画面感传递给每一个暴露在这种声音下的人。声音具有穿透性和暗示性，就像西美尔在《感官社会学》当中所指出的那样：人们可以闭上眼睛，却不能闭上耳朵；在观看同一事物时，人们目光所指皆有不同，然而在处于同一听觉环境下，却更容易与他人共情，从而建构成认知上的共同体。

因而，古风歌曲同质化的旋律恰好构成了病毒式传播的关键。从乐句上讲，大多数古风歌不仅句内缺少变化，句子与句子之前的变化也很小，这恰好迎合了碎片化的场景音乐应用——抖音小视频的长度只有十五秒，这十五秒就是一句旋律能否存活的生命周期。我们注意到，正是在短视频软件抖音与快手上，古风歌曲才得到了暴露程度意义上的普及与扩散：YouTube上面搜索“古风”，热搜视频的标题经常与短视频软件抖音相关——“上半年抖音刷过屏的古风歌曲”&“抖音古风歌曲串烧”，并明确指出了这些歌曲的“耳熟性”，更有甚者将流行古风歌曲的“高潮句”进行了拼接合集。这些现象都说明了古风歌曲是以短时间的最小单位作为特征值——它们不必被全曲播放，而只需要断章取义地聆听，甚至，是为断章取义而设计生产的。随着“场景音乐”概念的提出，20世纪的音乐社会学学者纷纷注意到，音乐作为构建空间的因素，与主体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更加内卷。英国学者Tia DeNora在《日常生活中的音乐》一书中指出，在二十世纪音乐与人们生活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往往作为自我技术（a technology of the self）在不同生活场景中得到应用：所谓自我技术，指的是将音乐作为自我调节的工具来使用，例如调节情绪、催眠或者帮助工作等具体场景应用。

而进入信息爆炸的web3.0时代，人们要快速地处理各种来源的信息，往往没有时间去完整地将音乐作为“作品”来对待，音乐的特征值必须被压缩——因此，在古风歌曲中，就变成抽象而悠远的特定语句356或653（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经常热搜的“网络神曲”门类也属于同一原理，以乐句的局部特征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乐句高度简单同质化。这种歌曲在音乐上的均质和缺乏变化的重要原因，在于聆听音乐的场域已经完全变化。正如Hosokawa教授在《随身听效应》当中指出的那样——耳机当中的“个人时间”与“公共时间”的错位与不同步，早已成为普遍的现象。因此，个人的音乐播放早已从“社交音乐”变成了“神游音乐”：在意识与无意识之间，抢占注意力是万万不可的。音乐作为一种外置的内心背景，在不能容纳太多信息的同时，也需要维持主体情绪的稳定，不能够太标新立异。

从制作的层面，古风歌曲可谓是传统调式与后现代电音制作的结合。古风音乐的“远方”感，塑造出遥远的声音，实则类似班得瑞轻音乐当中所塑造的山林：通过时间上的悠远和空间上的开阔效果，造成一种自然环境的模拟，而这种效果实际上是电子乐器的合成器（班得瑞的音乐中经常出现对大自然景观的拟声，而这些拟声无疑出自录音棚的电子操作）。在这个意义上，“古风”实际上是一种声音场域的超级拟真（鲍德里亚）：超现实作为缺席（相对于在场）与模式化（相对于随机）的结合，无论是班得瑞的山林还是古风音乐当中的“古意”，都是在我们日常存在中普遍缺席，然而又被所有人认知为同质化的统一模式——从构成的角度看，它们不是“真实”的，但从性质上讲，却比真实更加真实。

四、虚拟偶像与想象的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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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身处媒介变革的关键节点，古风联结了许多现实中的既存媒介和重要权力结构。因此，从赛博现代性及其现实应用的意义上，本节主要讨论作为一种“新生活方式”的“古风”如何介入现实权力结构，简而言之，即“古风”如何在结构中利用和被利用。

1.“国风”与二次元民族主义

在“古风”由小众走向大众和主流的过程中，存在这样的合流与归化现象：“古风”这一初始称谓，在登堂入室的同时，逐步被更加宏大而官方的概念“国风”所替代。进而，来自网络粉丝文化的“古风”被接纳为官方弘扬传统文化的“国乐”的谱系——“弘扬传统文化”的思潮，实际上覆盖了整个社会。八十年代的文化寻根导致了对于“土地”-“根”的背离，而到了新世纪，中国人渐渐意识到对自身身份认同的回转，而又不知从何下手——此时，源自赛博空间的“新世纪特效”古典审美风格成为了一个可以凝聚认同的新维度（如果说缺少传统文化的传承，那至少可以通过娱乐上形成的模糊印象进行重构）。

“国乐”的得名与“国学”的概念类似，乃是一种现代性的建构，基于一种疏离的视角（实际上是他者视角）重新建构民族国家认同。“古风”音乐与官方声音的合流过程，尤其可以类比“汉服亚文化”从汉服到华服的蜕变，在十年的时间内从“小众”走向“大众”，从草根贴吧走向人民大会堂（已连续五年在人民大会堂举办古风音乐会）。而同时，诞生于网络论坛（尤其是百度贴吧）的狭义民族主义“皇汉”群体，也逐渐被引导为“种花家”（中华家的谐音），成为“中华民族”的官方概念。2018年的农历三月初三，共青团与哔哩哔哩网站联合举办了“华服节”：“华服”作为一种身份认同的亚文化概念，在节日的官方宣传片中，被共青团中央塑造为一种健康向上宣扬自我的生活方式——用跑步、锻炼、排练舞蹈等行为塑造。

而这种宣传策略涉及一个重要的概念——二次元民族主义，即用粉丝的情感制造出一个具象化的偶像“idol”，而这个“idol”在象征的层面指向国家&政权。日本动漫《黑塔利亚》将每个国家拟人化成为一个二次元人物，围绕代表中国的人物王耀，粉丝们自发进行了很多“同人”创作；在“民族主义”形塑的意义上，国产漫画《那年那兔那些事儿》（最初发表于2011年军事类目网络论坛，2015年拍摄成动漫）当中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兔子”更是深入人心，而被网络爱国主义常用的词“种花家”即来自此作品。这种虚拟与现实边界的模糊，实际上是一种有意的引导——这些象征化的赛博形象及其牵扯到的人类情感与行为，实际上可以用麦克卢汉媒介研究经典著作《理解媒介》一书中“重新部落化”的预言来理解：如果人们在网络时代重新部落化，那么“人造图腾”的诞生不足为奇，既然古代是现代的创作，那么古人也是一种现代的人设——无论古风圈内部成员如何希望“圈地自萌”，这个圈在图腾式的大他者显现时都不具备隔离的效力，古风不可避免地流向了号称拥有同一个“文化传统”的所有人。

2.想象的共同体——语文课本作为“元”媒介

在古风歌曲当中，存在着一定数量的核心意象：咏古歌曲涉及的历史人物，及其化用的古文典故，都无法脱离基础教育阶段的语文课本选录的古诗文意象。与央视《诗词大会》的题库高度一致，在应试教育的意义上，可谓没有超纲题。何以如此？在于这一共同记忆也是媒介与信息革命的自然产物——移动互联网时代，在信息爆炸的背景上，共同记忆变得更不可能，而代表国家声音的义务教育与高考，则成为了中国人唯一共同的文化基因。并且，由于教材的延续性，这种共同的历史记忆不仅是共时性的，也同时是历时性的——无论文化主体出生于八十年代，还是新世纪，从基础教育阶段语文课本积累的文言样本库却是同一个。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其代表作《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详细分析了“民族主义”是如何在媒介意义上生成的，尤其，他指出了报刊印刷对于构筑民族国家的显著作用：使广大民众将看不到的他者在这种想象性的接触当中形成一个共同体。而在当今媒介爆炸的时代，印刷物甚至网络信息呈数量级的爆炸，在这个时代，人们如何通过“共同记忆”识别出彼此，宏观的认同如何可能？尤其对于“95后”“00后”这些有记忆以来即暴露在丰富信息当中的青少年，有何共同记忆可言？且不说网络上的信息要出于自我兴趣的筛选和种种具体环境的影响，就连卫星电视台甚至都在淡出历史舞台（在大众文化的意义上，再也没有公共性的文本语境，再也不存在一个共同记忆当中的“孙悟空”或是“还珠格格”）——共同的历史记忆便只能附着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古诗文典故和名篇上。

而这样的一种历史谱系，也就构成了齐泽克意义上“想象的真实”——被所有人设定为存在的想象，在这种默契下成为一种完备的真实。“古风”的意象当中，存在一种拟古的想象——想象性的祖先于是和现代中国人整体产生了联系。这是一种由管中窥豹式复原的想象性建构——由一系列常见的典故（往往在历史上形成孤立点形态的分布，而在想象性重构当中被强行联系成整体）构成“拟古”，而这部分典故同时常见于高考作文。古风歌手李玉刚的单曲《李》当中，列举了各种姓李的“古人”，从飞将军李广到“倾国倾城”的李夫人，都是语文课本当中的熟悉面孔——这种咏古歌曲不胜枚举，另外一个被引用最多的文本则是必背篇目当中的老朋友李清照。“古风”歌曲与语文课本的亲缘关系，远远不止体现在其内容上，更值得注意的是语文课的注释体裁被应用到了“流行歌曲”当中：在不同的古风歌曲当中，均出现义务教育时期语文课本书下注释式的脚注格式，例如《李》在B站上的官方版本，就有下沉的自发弹幕担任“注释”的工作，而其圆圈数字或方括号式的注释文本都令人感到莫名熟悉，试举一例：2018年秋季学期，北京大学研究生会官方公众号发表推送《燕园秋》：这是一首北大研究生所作的原创古风歌曲。而在这篇官方推送中，我们就可以观察到上面提到的注释文体——这种数字标注式的注释文体也是一种对九年义务教育语文课本有意无意的模仿。形式与语体风格都有相同的源头：第十二条注释的写作，可以看出是中学语文学习的高手——正能量升华骈文式的语文解题语体。

这种重构共同历史记忆的方式与举国的教育选拔体制相互卷入：语文课本撰写的文本选择与阐释话语促成了古风的主流风格和格式，同时，古风的写作又因此受到中学语文老师的青睐，从而以范文等方式进一步卷入教育体制内。而进一步地，二者同时作用，促成了新一代有关“中国”的“想象的共同体”认同，这种认同同时横跨了疆域地理与历史时间，而以语文课本及其衍生文本（古风）为媒介，某种程度上覆盖了全体中文网民，因为拼音和古文阅读存在于同一套教材与考试系统当中。

另一方面，这种共同体的想象性建构与传统的“民族国家”所不同之处，在于其消费元素化（可移植），而这也是以“古风”为代表的新型网络文化能够进行文化输出的基本条件——在仿照日本ACG二次元文化的商业结构下形成了自己的集群。在传统的二次元文化中，所谓的萌点（吸引人喜欢的特质，也即流量&周边经济的中心），全部都是可移植的消费元素。这种建构类似“变装游戏”，以人设为中心，同时伴随着文本的死亡。对消费元素的膜拜，以李玉刚为例：古风圈知名的“玉先生”，实际上根本没上过大学——然而这并不妨碍在他的视频中有着大量类似“玉先生好有文化”弹幕的感叹和追捧。在消费纪元前长大的人类可能不理解这种情感从何而来：没有读过大学的反串歌手，如何成为了“有文化”的代表？早在前十年，民国“先生”热潮，恰恰是这种人设消费的先声：从民国的知识分子被称为“先生”开始，传奇化与标本化的膜拜对象渐渐在网络空间落成了，而这种膜拜对象同时也是凝视对象，其本质是消费对象。

3.歌唱与反歌唱——以洛天依《权御天下》为例

就演唱方式而言，古风歌曲的演唱大多采用了二次元配音演员的常见声线：声优音（作为一种超级拟真的声线）——这种发音往往发声部位靠前靠上，共鸣腔小（因为录音与调音条件的便利，使得传声与共鸣不再成为歌唱的先决条件），发音为标准普通话语音，同时具备明显的配音声腔：而这种声优式声腔，与传统的歌唱方式在本质层面上恰好是相反的。

纵观人类历史上的歌唱行为，无一不以追求共鸣腔的打开为一入门标准，而以表达本真性的情感为其功能：在这样的前提下，特定音高节奏的人类发声才固定成为了“歌唱”的形式。然而，在21世纪，出现了这样的一股潮流：对歌唱的模拟行为驱逐了歌唱本身——歌唱不再与“本真性”相关，也逐渐超脱了人类肉身性的存在。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知名古风歌曲《权御天下》。在众多古风歌曲中，《权御天下》无疑可以进入知名度最广的行列。歌词内容乃是用古风韵文歌咏了（以三国演义人设为蓝本的）孙权。与虚拟歌姬初音未来的代表作《千本樱》一样，这是一首内容上化用历史典故，而配有电子合成音色的急速摇滚歌曲——不涉及情绪的“燃”，旋律上变化不大（均质时间），而其高速的节奏感给人以高度卷入感（俗称洗脑）。其节律快而规则使人精神上加速起舞。这首曲子最先锋的地方首先体现于其（首）演唱者——一个极端的例子：VOCALOID语音合成歌姬洛天依。在演唱上，A段结束之前根本不需要换气的《权御天下》，每一个段落内部都很明显地没有气口；真人无法模仿的除了可以无限上升的音高以外（这被很多人工歌姬的粉丝奉为一种独特的能力），还有就是这种克服了人体呼吸韵律的自然节律，使得话语与呼吸无关，甚至歌唱与呼吸无关。经过祛魅的人声在标准化的过程中将“多余”的信息全部丢弃。声音变成均质的变量，这种均质不仅在声音的物理性质上是连续渐变的，也同时在时空中均质。

一切受过音乐训练的人都知道呼吸对于歌唱与音乐演奏的重要性，汉语吟诵的呼吸式音步，是情绪的生命体征；西方传统的乐器合奏，从艺术歌曲与室内乐，乃至于大编制的交响乐团，其有机的运行都是靠指挥呼吸的暗示。呼吸是旧时代音乐韵律的本质，而在赛博空间中，呼吸必定被超越——就像没有咖啡因的咖啡和无酒精鸡尾酒一样，赛博空间中甚至出现了去除呼吸的歌唱。生命的生理物理因素作为不纯粹的组成部分都是被剔除的对象。“元存在”，先于物理存在的存在。于是，这里也自然出现了一种倒置：2018年度中国好声音舞台上出现了《权御天下》的翻唱。虽然参赛选手已经是高难度的专业演唱，与原唱相较却依然见绌，像是Cosplay一样笨拙而难以掩饰人类肉身的存在痕迹。除此以外，古风歌曲经常显示出欠缺情绪起伏而声音模仿均质声音的倾向，因此《权御天下》的火爆并非偶然或猎奇，而是源自一种先锋性的召唤。这种异质化的文本特征，完成了新世纪生存哲学的更替，人类感受的剥离，象征着存在主义之死。后人类的存在不能依靠肉身性的“存在主义”哲学：“古风”歌曲是一种后人类存在。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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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风”本是一种粉丝间的交流性称谓，而逐渐发展成流行音乐的一个风格子分类：其源起与中国风R&B音乐有着明显的亲缘关系，而在性质上又超越了前者，形成了一种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装置；同时，继承了中国风风格内部的视觉媒介属性，在媒介交替（从纯粹听觉的卡带到自带LRC歌词的网源MP3）的时代体现了一种新型的人曲交互关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古风作为一种整体的风格，凝聚了当代中国“想象的共同体”的功能：以语文课本选段为核心意象，在信息爆炸时代实现了共同历史记忆的可能性，而这种共同记忆不仅在横向覆盖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甚至在时间上跨越了代际。在民族共同记忆上重构古典意象，使得古风不能停留在粉丝圈的“圈地自萌”，而像“汉服”到“华服”的转变一样，逐渐被官方的“国风”文化谱系吸收。更进一步地，古风歌曲体现了流行音乐在21世纪的一种“后人类”走向：其唱腔高度赛博化与均质化，在节律与情绪上超越了人类肉身的呼吸特性，而作为一种电子化的感知对原生态的歌唱进行了替代。音乐作为自我技术的方式被不断推进，而赛博化的民族历史想象尤其值得我们保持关注。

（任思奇，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编辑：闫爱华王云朋

原文转载自《媒介批评》第九辑

编者按：

本文主要从媒介研究的角度，分析了古风文化流行的原因，以及它和正在不断兴起的赛博空间之间的联系。

古风文化是实质是一种以人群（以同人圈为底板的圈子文化）为中心的粉丝文化。最早的发源来自于《仙剑奇侠传》系列游戏，之后它以中国风流行音乐为契机，形成了独特的“视觉系”的风格，受到人们的追捧。然而它与传统的中国风文化相比，它更强调纯粹的赛博空间，它是一种对“虚拟现实”装置的实践。在古风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发现，古风文化流行的背后是赛博空间的媒介侵略性，即古风文化中泛滥的媚俗以视觉化的形式正在影响我们对音乐听觉美的真实判断。此外，文章指出，古风文化从小流走向主流，主要有以下三个重要的因素：它将国风与二次元文化结合，构造出偶像领袖，增强了古风圈群体的稳固性；存在较为权威的“元”媒介——语文课本，以此打造想象的共同体；采用反传统的声优式声腔，反映了现代流行音乐的“后人类”走向。

我们研究古风文化的发展，实质是想要通过此加强人们对赛博化的民族历史想象，以更好的推动人类的进步。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媒介批评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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