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性骚扰不比高校少：如何将#Metoo效应扩散出去？

近几个月，从美国好莱坞刮来的 #Metoo 风，在很多国家，反性骚扰运动全面开花，演艺圈、文艺界和政界的反响最为强烈，而反观中国，校园里如火如荼，其他领域却一片沉寂，而这并不说明其他领域的性骚扰问题没有高校严重。正相反，在普通职场，甲乙方陪酒、上下级潜规则等性骚扰行为，甚至早已成为惯例。当下，在思考高校如何制度化防范机制的同时，同样该思考：我们该如何扩散 Metoo 效应？

洛杉矶“女性大游行”中，人们高举 #Metoo# 的牌子。东方IC 资料

#Metoo 在中国：遭遇注意力分配不均

2017年10月，好莱坞金牌制作人哈维（Harvey Weinstein）被媒体爆出性侵丑闻，一时间舆论大哗。10月15日，女星艾丽萨·米兰诺在推特上发文说：“如果所有被性骚扰或性侵犯过的女性都能发一条 #Metoo# 的状态，人们或许能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这一倡议很快得到热烈响应，仅24小时就有超过1200万的互动。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它的影响力也飞速扩散出去，最终在全球引发了名为“Metoo”的反性骚扰运动。2017年底，美国《时代》周刊的年度封面人物就是5个积极参与反性骚扰的女性，她们被称为“打破沉默者”（ The Silence Breakers）。

同一时间（2017年10月），人在美国的罗茜茜也在知乎上发出了她的声音，她回忆自己早年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攻读博士期间，曾被副导师陈小武性骚扰的经历，这一匿名帖引起了一些受害者的共鸣，得到了网民的关注。随后她向北航纪委实名举报了陈小武，2018年1月1日，为督促事情得到解决，罗茜茜在网上公开自己的名字，导致这一事件成为舆论焦点。1月4日，罗茜茜发起一封针对北航校友的联署信，呼吁北航借此机会建立性骚扰防治机制，为学生提供更安全的校园环境。这一举动得到全国各高校学人的响应，他们纷纷发起自己学校的校友联署致学校公开信，提出类似诉求。1月11日，北航公布最终的处理结果显示，陈小武被撤职，被取消研究生导师资格和教师资格，随后教育部还撤销了他的“长江学者”称号，停发并追回已发放的奖金。

比较中外 Metoo 运动的发展，我们会发现一个明显的迹象，即在西方（包括某些亚洲国家，如韩国），反性骚扰运动是全面开花的，涉及到多个领域，尤以影视圈、文艺界和政界的反响最为强烈，也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而在国内似乎只有学界（高校）才产生了类似的效应，其他领域则比较沉默，基本听不到反性骚扰的声音。尽管在现实中，很多领域都存在性骚扰的现象，相应的反性骚扰制度都比较匮乏。那么，为什么似乎没有人借助这个机会站出来倡议呢？

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有时候是没有人提出倡议，突然爆发的事件更多被当成个案或者八卦新闻来对待，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对行业生态的反省，或者是受到某种人为的干预，议题进行不下去。例如2017年，作家李枫爆料称多年前曾遭遇知名作家、行业大腕郭敬明的性侵，并提到他并不是唯一的受害者，随后郭敬明否认了这一指控，称将交给法律来解决。对于这样一个街谈巷议的事件，许多人关心的焦点竟然是郭敬明的性向，而这个议题在媒体被公关后也很快消失，再也没有人提起。

还有一种情况是它被忽略了，因为涉及到的当事人不具备新闻效应。例如2013年，一份主题为《广州女工性骚扰调研报告》显示，大多数女工曾遭受过性骚扰，其中约70%遭遇过“令人讨厌的口哨、喊声、色情笑话”，32%遭遇过“令人讨厌的身体抚摸”，9%被“要求发生性关系”，25%接到过猥亵电话或黄色信息，66%遭遇过“令人反感的对身体或外表的评论”，15%因性骚扰而“自动离职”。2018年，据某民间自媒体的信息显示，富士康的一些女工曾发起过反性骚扰倡议活动，并冠以了#米兔在中国#的标签，但并没有引起媒体和公众的关注。

为什么只有高校性骚扰获得了广泛关注？

显然，高校发生的性骚扰事件之所以得到更多关注，这与一直以来媒体对高校的形象建构、公众对高校的心理期待有关。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大学是一个神圣的知识殿堂，进入这个殿堂的学生则是天之骄子。如果说古代读书人追求的是金榜题名，那么现代人追求的就是进入一所名牌高校，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阶层提升的唯一机会。正因为社会给予了高校一个很高的期待，相对于普通人，他们对高校教师也会有一个更高的道德期待。在这种背景下，高校爆发出来的性丑闻（如教师对学生的性侵犯）也就格外引人注目了。

其次，高校是一个人才荟萃的地方，尤其是名牌高校（如985、211学校），教师中不少人是社会精英、名流，有较高的社会关注度；学生的素质很高，许多毕业生在所在行业颇具影响力。一言以蔽之，他们都是社会上相对有话语权的人，这些人在网上发出的控诉、呼吁、辩论，具有叙事清晰、观点鲜明、可读性强、信息量大、诉求有针对性等优点，此外他们还比较熟悉互联网的传播规律、有更强大的网络传播人脉和传统媒体的资源，更容易实现议程的设置和推进。

最后，高校学生（青年毕业生）是国内性别平等运动的主力军。近年来许多性别平等倡导活动中都有其身影，形式可谓丰富多样，有写文为此鼓与呼的，有搞行为艺术激发社会关注的，有建立机构做项目来倡导的。在反校园性骚扰方面，他们也做了许多工作，比如在调研领域，就有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康宸玮所做的调查：《沉默的铁狮——2016年北京师范大学校园性骚扰调查纪实报告》，内容包括教授对学生的性骚扰、校园公共空间中的性骚扰等；又如青年女权者韦婷婷发起的广州性别教育中心，她们做了一个《中国大学在校生和毕业生遭遇性骚扰状况调查》，发现近七成受访者遭受过不同形式的性骚扰。这些工作为反性骚扰倡议提供了鲜活的资料，也对网上讨论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正是基于以上这些因素，高校反性骚扰活动才能持续在网上发酵，并取得一定成效。其实，这个议题第一次引起网民的广泛关注并不是在今年，而是2014年，那一年发生了被称为“反性骚扰运动的黎明”的厦大教授吴春明性骚扰案。同年的教师节，一封由256名学者联署的致教育部信发布，其中草拟了《高等教育学校性骚扰防治管理办法》的文本框架，收集有各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作为参考，并结合中国的现状提出建议。2014年10月9日，教育部发布《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首次提出被称为“红七条”的师德禁行行为，其中一条就是不得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者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

2018年1月30日，新一轮的联署呼吁信在网上开始传播，除国内学人外，这次还有来自澳大利亚、比利时、德国、法国、韩国、荷兰、加拿大、捷克、美国、日本、瑞典、中国香港、新加坡、新西兰、匈牙利、英国等国家和地区的超百所大学、60多个专业的274名中国学者、学生签署了海外联名信。这些联署信的诉求主要是希望更多大学、教育部和人大对公众的呼吁作出积极回应，尽快建立并推行校园反性骚扰机制。目前，这一呼吁也有了回馈，4月8日北京大学发布的消息称，学校正在召开专项会议，讨论《北京大学反性骚扰有关规定（建议稿）》，下一步将在师生中征求意见，完善建议稿后提交党委审议，看来中国的第一个校园反性骚扰制度已经是呼之欲出了。

如何扩散 #Metoo 运动的效应？

在高校之外，还有其他领域发起过类似的活动与倡议吗？实际上也是有的。2017年，《南都周刊》特约记者黄雪琴就发起过一个“女记者性骚扰调查”，相应的调查报告于今年3月发布，调查显示超过八成的女记者遭受过程度不一、形式不同的性骚扰，严重者甚至被迫与人发生了性行为；权力关系下的性骚扰现象明显，有超过四成的性骚扰实施者是当事人的领导；其中近六成的受害者选择了沉默、忍耐或者躲避，只有13位当事人向单位报告，但单位处理并不积极，只有一家对实施者进行重罚，另一家是口头责罚，其他单位或者当作不知道，或者反而让受害者不要声张。

怎么想到要做这个调查的呢？黄雪琴在一次访谈中提到，最早是2016年暨南大学实习生被南方日报记者性侵的事对她有一个触动，2017年，她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访问学者，与来自其他国家的记者一起做研究。一次讨论中，9名女记者中有5位提到自己曾遭受过性骚扰，而就在此时，她国内的一个记者朋友因不堪领导的性骚扰而愤然辞职，并告知她还有其他同行也有类似遭遇。经历了这些事之后，黄雪琴想到要做一个调研，反映女记者中被性骚扰的现状。由此可见，高校的教育和研究对反性骚扰运动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而在国内高校这样的活动则相对匮乏。

对于调查报告的运用，黄雪琴想到要“拿给记协和工会，看看能不能调动更多的力量，从小范围做起……”。这一想法能否实现？笔者对此并不乐观。在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简称记协）的官方网站上，我们找不到反性骚扰的相关内容。至于工会，大多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主要是给员工发点福利，维权上没有太多成绩。尽管2012年修订的《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中第11条明确提出，用人单位应当预防和制止对女职工的性骚扰，但没有细则和罚则，也没有明确责任单位。由此我们发现，缺乏行业内强有力的约束机构（类似高校党政班子、教育部等）作为诉求对象，是反性骚扰倡导的一个难点。

要把 Metoo 运动的效应扩散出去，我们需要学习高校反性骚扰倡导的成功经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通过身份认同来激起共情，这个身份可以是某个学校的校友，也可以是更宽泛的高校学人。而如果进行某个行业内的反性骚扰倡导，似乎很难找到一个共同身份，这可能需要另辟蹊径。比如有“女记者”身份的人不多，但自媒体时代，可以发布讯息的并不限于国家认证的记者，那么替代成“媒体人”（注明包括自媒体），也许就能得到更多人的呼应。又如女护士被性骚扰在业内颇受关注，但公众对此并不关心，如果我们将“女护士”替换成“照护者”，就有可能激活其他女性的相关体验，让她们意识到自己的另一重身份（多重身份之一，女性在生活中经常担任照顾、看护他人的非正式工作），从而更愿意参与进来，帮助一起呼吁。

另一方面，把范围缩小到一个更具体的领域，做一些切实的工作也是可行的办法。比如有人通过建立行业黑名单的方式，为即将进入行业的新人提供一些意见，帮助其避免遭受性骚扰，或者帮助已被骚扰的受害者联结起来维权。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有一个更有效的诉求，这包括两个层面，更明确的诉求对象和更具体的诉求内容。诉求对象可以是行业协会、行业内有影响力的机构（如业内大型企业，请他们带头做出改变），诉求内容可以直接与工作相关，总结业内人士经验，力争做到有针对性和有可行性。在此基础上还可以考虑做一些跨行业交流，把好的经验传播出去。

在网络倡导方面，避免旁观者效应（bystander effect）非常关键，因为网民的注意力很容易转移，这就需要在发生事件之后，倡导者及时站出来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为什么需要公众的介入（为什么你对此事是有责任的），你可以怎样介入（具体怎么做），介入后会产生什么样的正面效应……等。尽量把这些信息传达给身边的人，有时单独一对一的传达会产生更好的效果，因为它避免了责任分散。不要怕人少，少数人一样可以影响到多数人，也就是所谓的少数人影响（minority influence），只要少数人能在某个时间段表达一致的观点，并且还能恰到好处地引入一些新颖的信息，就可以成功地使得多数人对此重视起来，认真考虑对对方的诉求和意见。这往往需要倡导者先联结起来，组成一个小团体，通过协商达成比较一致的意见；其次，是要想办法与高校进行联结，便于与他们掌握的相关资源（如对职场性骚扰的最新研究成果）实现共享，同时还可以通过他们来进一步扩散信息，产生联动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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