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然教授主讲“转型发展的中国模式”

2021年11月5日上午，由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举办的年度主题演讲第7期在文科楼615室成功举办。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陶然教授以“转型发展的中国模式”为主题，给在场师生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讲座。本次讲座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唐世平主持。参加讲座的不仅有国务学院的郑宇、包刚升、陈醒、胡鹏、张平等老师和同学，也有来自社政学院和新闻学院的同学。

陶然教授本次讲座深入探讨了中国过去四十年转型发展不同阶段的经济增长，并提出了一个阐释中国转型发展的系统性分析框架。

讲座伊始，陶然教授基于对中国过去四十年快速成长的变化梳理，发出了“转型发展的中国模式之问”。陶然教授指出，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成长、变化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最重大事件之一。中国从一个实行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连最基本生存资料也处于赤贫状态以及极端封闭的国家发展成为了一个拥有相当比例人口达到初步小康生活水平的中等收入国家，成为了全球最大贸易国、第一制造业生产国和第二大经济体。陶然教授表示，学界应当对此给出好的理论解释，然而，现有文献在“中国模式”的问题上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基于制度经济学视角的研究提出了财政分权体制、官员晋升锦标赛等理论解释“中国模式”；另一些则直接否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强调中国的发展是由于政府撤退使得市场不断发挥作用的结果。

陶然教授认为，这些争论缺乏基于深入的理论分析和扎实的实证考察，对转型发展不同阶段的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变化机制没有做出共性和特性的考察，并没能回答政治和经济互动方式究竟是什么的问题，最终沦为政治立场乃至意识形态的争论。陶然教授强调考虑初始条件和关键历史事件互动十分重要，不同的互动结果及其后的演化路径就可能对应着不同的转型发展模式。因此，在没有对重大社会经济现象的产生原因和发展逻辑深入研究之前，不应先进行价值判断，也不应直接否定或肯定其存在。

陶然教授以1972年这一关键节点如何导致中国与苏联走向不同发展路径为例说明了这点。陶教授指出，苏联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尤其是对石油和天然气的大规模开发，使其从60年代中期开始展现出在国际政治和军事领域的扩展意图，此举推动了中美从1972年基于各自战略利益逐步接近，有效降低了中国的军事压力，但增加了苏联面临的军事压力。在1972年这个关键节点上，中美关系的缓和对中苏相似的计划经济体制带来了方向相反的冲击，两国的经济体制从此走上了分叉的道路。一方面，通过降低军事压力，中国通过70年代末期的渐进市场化转型实现了“从大炮向黄油”的转变；另一方面，面临巨大军事压力的苏联选择进一步集权化以创造一个更强大的重工业和军工集团缓解压力，反而带来了苏联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僵化，最后由于无法启动渐进化市场转型以增加消费品市场而不得不启动政治改革导致全面崩溃。因此，解释这类重大的转型发展问题，并不能机械套用某种理论。陶然教授总结道，研究此类问题的一个更好方式是，首先把“模式”当成一个中性词，“实然”地分析特定初始条件和关键历史事件的互动怎样诱发了特定的转型路径和发展模式，仔细辨析各种转型路径和发展模式背后的结构性机制和偶然性因素。

随后，陶然教授转入了对“经济体制持续分权理论”和“地方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两类文献的深入讨论，强调二者仅从地方发展激励的角度解释中国整体的政治经济体制变化，无论从理论逻辑上还是实证上都面临难以克服的重大挑战。

经济体制持续分权理论将中国出现的经济增长归因为中国财政体制分权下地方政府为最大化财政收入大力发展本地的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的结果。这些理论认为，即便是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由于地方掌握了土地出让金，因此中国财政体制仍然保持了分权，因而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然而，陶然教授通过以央地在收税权力分配的互动为例，指出一些更基础的结构性效应，包括国内国际两层逐底竞争，二三产业交互强化型溢出效应，而非财政或经济分权这一结果才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地方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则是作为对财政分权理论的补充，强调地方主要官员的政治激励在推动本地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该理论认为中国存在一个层层向下、以增长率为主要指标的“地方主官考核和提拔体制”，缓解了分税制后财权上收对地方发展的负向激励。陶然教授指出，这类理论的问题在于其所认为是中国经济增长基础的、层层向下考核并以GDP增长率为主要依据的地方官员考核提拔体制在事实上并不存在。总之，通过对上述两类文献的反思，陶然教授指出二者的解释力十分有限。不仅无法找出过去四十年转型中国实现较快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也难以解释此过程中的工业地价不断下降、居住地价不断上升，基础设施超常规建设以及其他典型性事实，同时还忽略了国际和国内结构性因素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陶然教授提出了一个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三二一”理论框架。他指出，19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的发展沿袭着一条类似、但又不完全同于东亚发展型经济体增长模式的道路，是东亚模式的更极端版本。在中国的经济管理体制下，形成了民营企业在下游制造业行业的“一类市场化竞争”，中央和地方政府卷入国际、国内“两层逐底式竞争”，以及国企在上游部门、国有银行在金融行业、地方政府在商住用地出让上的“三领域行政性垄断”。其中，中央和地方政府分别在国际和国内层面展开的“逐底式竞争”非常有力地支持了 “一类市场化竞争”中民营企业的成长和出口，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带来税收收入，并为上游国企、国有银行和地方政府通过“三领域行政性垄断”抽取高额租金创造了条件。具体而言，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国际和国内层面的逐底式竞争是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两个结构性效应。为了应对产能过剩和内需不足的问题，中央和地方分别在国际竞争和国内竞争中以政策逐底的方式压低制造业生产成本并提高中国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中央通过压低汇率、出口退税以及人民币超发的政策，地方则是通过放量低价供应工业用地，放松劳动和环境保护的政策，以增加出口、吸引投资。这有力地促进了以生产出口导向型消费产品为特征的下游民营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继而积累了大量贸易顺差。在此过程中，还存在三个领域的行政性垄断，即上游制造业（能源、原材料行业）与高端服务业行业的国有行政性垄断、国有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体系行政性垄断以及地方政府对城市商住用地供应的行政性垄断。这进一步使得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在国内和国际被卷入激烈的“双层逐底式竞争”之中。相较而言，尽管日韩等东亚发展经济体也存在政府对金融行业的严格管控与市场保护，但并未像中国这样存在上游国企、银行和地方政府全面实施“三领域行政性垄断”，这也是中国和东亚模式之间的差异。

讲座最后，陶然教授同与会师生就其所提出的理论框架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讨。讨论涉及对国企和民企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差异、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基于该理论框架对中国发展的展望，以及理论构建如何符合现实变化等问题。陶然教授对老师及同学们所提及的问题都一一解答，并特别指出，要实现中国的可持续增长与发展，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需要高超的经济智慧和政治智慧，以及非常良好的国际环境配合。

网址：陶然教授主讲“转型发展的中国模式” http://c.mxgxt.com/news/view/217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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