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中国古典文化总汇期

著名历史学家、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教授冯天瑜。（资料图）

《袭常与新变》副标题：明清文化五百年冯天瑜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1月

近代启蒙一直是哲学史界、思想史界的关注重点之一。近期，著名历史学家、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教授冯天瑜著述《袭常与新变：明清文化五百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冯天瑜先生长期从事中国文化史研究，此次对明清之际近代启蒙的阐述，涉及这一时期的政治、哲学、文化、史学、中西文化交流等领域。他坚持唯物史观，对于近代转型动因的理解坚持“合力说”，认为是内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近日，冯天瑜先生接受了深圳商报记者独家专访。他表示，中国的近代化实践，不仅仅是借鉴了西方的理论和思想，中华民族自身也有相当丰厚的文化遗产可供继承和发扬。

中国古典文化总汇期

冯天瑜先生长期从事中国文化史研究，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著有《明清文化散论》《中华文化史》《中华元典精神》《辛亥武昌首义史》《张之洞评传》《“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国观察》《新语探源》《“封建”考论》《中国文化生成史》等。

新书《袭常与新变：明清文化五百年》是冯天瑜先生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关于明清文化史的文章精编，此书主体曾于1984年、1998年以《明清文化史散论》为名出版，2007年以《明清文化史札记》作为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名家名著”文化史之一种出版，此次为再版，新增部分内容。

书中既有对明清文化的定位以及主要特点的总体把握，又以更多篇幅选择典型个案对明清文化展开审读发掘、精密考析，并对这一时期思想文化界的重要人物，作了别开生面的评议。在细微处见宏大，于高远中藏细密，有益于读者从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上领略明清五百余年间文化的特点与走势，堪称一部富于创识的学术性很强而又明快畅达的文化史佳作。

作为享誉学界内外的史学学者，冯天瑜先生研究中国通史的工作深受学界认可，而明清历史又是其探索重点之一。对于为何选择这一时期作为研究对象，冯天瑜先生表示，明清时期是中国古典文化的总汇期，又是继周秦之际以后中国历史上第二个转折的前夜及初期，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古今激荡、中西交汇，内容丰富、系统复杂的明清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近古时期而值得特别关注。

此外，冯天瑜先生表示，明清文化是中国文化的转型期、关键阶段，同时是近现代文化最直接的前身，为近现代中国提供最直接的遗产，对近现代有重大影响，关系也更直接。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有助于为今天精神文明的建立与发展，提出史的借鉴与作为规律的张力。

既有袭常，又有新变

既然明清处于历史发展的特别节点，这一点时期的文化具有什么特点？冯天瑜先生用“袭常”与“新变”两个词概括。

有学者认为，秦代是宗法封建分权的“周制”向宗法君主集权的“秦制”变异的节点，“郡县代封建”的君主集权政治形成的定制笼罩中国史程达两千年之久，“历代皆行秦制”，即此之谓。对此，冯天瑜表示秦以下两千年并非单行“秦制”，或纯以“周制”治天下，而是主法的“秦制”与儒家概括的“周制”互为表里、相与交织，而帝王无一不是左手持儒家经典、右手挥法家利剑。

而明（1368年-1644年）清（1644年-1911年）是两千年宗法君主集权社会的晚期，周秦两制交集的制度一如秦汉以来之惯常，不过秦制尤其昭彰，其弊端也因此被有识之士批评，谋求变革声音此起彼伏，如清初顾炎武即称自己所处的时代“已居于不得不变之势”。

到了清末民初，中国历史上突破上述格局、以工业文明—民主政治为目的的大变革方得以展开，而明代以及清代前中期恰值这一大转折的前夜，其国内表征是资本主义萌芽和早期启蒙文化出现，国际条件是西方近代文化初入中国。然“萌芽”幼弱，“启蒙”声稀，明清文化主流延续着秦汉以来的常态，而扬弃性的文化变革在潜滋暗长，所谓“常”中寓“变”，“变”中有“常”。

近现代中国的直接遗产

与“袭常与新变”相对应，转型期的明清文化呈现“集古”与“萌新”的双重属性。冯天瑜先生从文化、思想、科学技艺、经济、文学的角度，指出这段时期文化具有双重属性的表征和现象。

冯天瑜先生分析明清文化特点时表示，与统一的君主专制帝国晚年阶段相适应的明清文化，较先秦、汉唐儒学更富于思辨色彩，“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相继占据文化宗主地位。此外，早期启蒙思潮已应运而生，这与资本主义萌芽向适应。如被称作“异端之尤”的李贽，已有较为鲜明的市民反对派气息，对宗法专制度断论和怀疑和否定是空前的；明清之际的三大师——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以及方以智、傅山、朱舜水、唐甄、颜元、戴震、焦循等人，更从不同侧面与宗法专制社会晚期的正宗文化——宋明理学展开论战。

值得注意的是，明清两代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重大贡献，便是朝廷投入巨大人力物力，对几千年浩如烟海的典籍文物进行收集、钩沉、订正、考辨和编纂，许多私家文人也为此付出毕生精力。如明成祖时期的《永乐大典》，私人编辑的丛书《三代遗书》《格致丛书》《唐宋丛书》；清代的官修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此外，古籍训诂考订方面的工作取得巨大成就，尤其是经以戴震、惠栋为代表的乾嘉学派的努力，对中国文化做了总体性、探索规律的研究，考究诸子、历史、地理、天文历法、音律、典章制度，均卓有成就。大型古典科学著作也在这一时期涌现，如李志珍《本草纲目》，潘季驯《河防一览》，徐光启《农政全书》等。

另一方面，明清文化进入“西学东渐，中西文化交会”初级阶段。明末清初利玛窦、汤若望等欧洲耶稣会士的东来，让中国人第一次直接了解到近代早期西方文化，包括数学、历法、地理、水利、军火等科学知识和宗教思想。他们打开了中国世人的眼界，徐光启、李之藻、方以智、黄宗羲、顾炎武等士人的成就，初步显示出近代科学思维的风貌。

值得一说的是，中国的近代化实践，不仅仅是借鉴了西方的理论和思想，也有基于自身历史发展而进行的近代化实践。冯天瑜先生以“学术四杰”与近代转型关系为例讲述，徐光启锻造“新工具”——实证研究和数学语言。徐光启主编的《崇祯历书》和《农政全书》，是其实证研究的代表作。在数学方面，他与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合译了《几何原本》，对整个汉字文化圈贡献巨大。顾炎武区分“天下”与“国家”，挣脱了君本位的桎梏，而是以文化传承为本位，具有近代性。王夫之创见四题，提出了四点内容：“物质不灭”论、驳斥退化史观、文化中心转移的思想和理性主义历史观。黄宗羲则用《明夷待访录》，鲜明地宣誓告别秦汉以下的君主专制，具有迈向近代民主制度的趋向，昭示了通往近代社会的诉求，开辟民主主义先路。

基于以上论述，冯天瑜先生一方面认为，正是中西文化激荡（既相冲突又相融汇）构成清末民初的重要景观，戊戌变法前后展开的中西古今的体用之辩，透露出中西会通的广度、深度及难度。另一方面，他指出，新学取代旧学似成不可逆转之势，然被统称“旧学”的传统文化自有其深巨潜力和广远影响力，在近现代文化进程中发挥无可替代、或显或隐的作用。而这些，都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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