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 如何“阅读”日本鬼才作家芥川龙之介？

芥川的“图书馆现象”

芥川龙之介（1892—1927）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作家。发现芥川创作才能的，是日本文豪夏目漱石。1916年，芥川在东京帝国大学学生为主创办的第四次《新思潮》杂志上发表了短篇小说《鼻子》，得到夏目漱石的高度评价，从而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他加入了仰慕夏目漱石的年轻学子的“木曜会”，成为漱石的私淑弟子。芥川与他尊称为“先生”的夏目漱石有很多共同点：出生于东京的下町，大学的专业是英国文学，具有很高的汉文素养。因此，芥川龙之介经常被视为继承夏目漱石文学传统的作家。

与夏目漱石同时代的作家中，活跃着许多日本近代文学的拓荒者。他们亲历了创造近代日语、近代日本的历史进程。将其作为自然之物进行吸收、加以完善的是自然主义的作家们。随后诞生了反抗自然主义的唯美主义、白桦派。在某种意义上，芥川龙之介进入文坛之前，日本的近代化已经完成。近代所需的要素均已齐备之后的第一位文学家，便是芥川龙之介。

芥川龙之介

在年轻的芥川龙之介面前，是积淀深厚的近代文学。它们诞生于探索新语言的历史之中，卷帙浩繁，无法忽视和否认。因此，对于芥川而言，语言绝非投映现实的透明之物。他的遗稿《某傻瓜的一生》开篇的《时代》，可以清楚地了解芥川的思考。

那是一家书店的二楼。二十岁他的爬上搁在书架上的西洋式梯子，寻找新书。莫泊桑、波德莱尔、斯特林堡、易卜生、萧伯纳、托尔斯泰，……天渐渐暗了。可是他继续热切地看着书脊上的字。那一排排的书，毋宁说就是世纪末本身。尼采、魏尔伦、龚古尔兄弟、陀思妥耶夫斯基、豪普特曼、福楼拜，……（中译出自《芥川龙之介文集》，下同）

他站在梯子上向下俯视，看着在书籍中走动的店员和顾客，不由得轻叹“人生，竟不如一行波德莱尔。”对于芥川，重要的并非将“人生”这一现实如实地“表象化”，而是“一行波德莱尔”的语言本身。

芥川当然也可以否认堆积在眼前的语言，信任语言的表象化功能，将语言作为透明的媒介加以运用。平庸的近代文学者，正是选择了这样的道路。然而具有卓越批判才能的芥川，无法满足于平庸地将现实单纯地表象化。以他敏锐的才识，不接受将语言视为透明之物，去暴露现实、沉溺于构筑物语。因此，芥川在旅行——如中国旅行——之前，首先必须阅读既存的“语言”。

也许有人会说，观看之前不应受成见影响。然而，天真地相信不带成见的观察，与芥川无缘。关于中国的“语言”，积淀十分深厚。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正是芥川的风格。

编辑听说您要去中国旅行。去南方还是北方？小说家先是南方，然后周游去北方。编辑都准备好了吗？小说家基本准备好了。不过应该阅读的游记、地理志还没读完，让人发愁。编辑（似乎没有兴趣）这类书很多吗？小说家出乎意料地多啊。日本人写的就有《七十八日游记》《中国文明记》《中国漫游记》《中国佛教遗物》《中国风俗》《中国人的气质》《燕山楚水》《苏浙小观》《北清见闻录》《长江十年》《观光游记》《征尘录》《满洲》《巴蜀》《湖南》《汉口》《中国风韵记》……编辑这些都要读吗？小说家哪里，一册都还没读呢。中国人写的有《大清一统志》《燕都游览志》《长安客话》《帝京》……

这样的芥川让人联想起福柯的《图书馆幻想》。他分析福楼拜的《圣安东尼的诱惑》，认为《圣安东尼的诱惑》中充盈的“幻想”并非来自福楼拜的想象力，而“无非是对文献资料的抄录”。通过抄录所涉猎的众多“文献资料”而创作的《圣安东尼的诱惑》，正是在“文本与文本之间诞生、成长”的“幻想”。福楼拜的语言，绝非将想象力“表象化”的透明的媒介，而是“从书籍到书籍”的过程中“传写”之物。因此，福柯赋予《圣安东尼的诱惑》“图书馆现象”的称谓。福楼拜所在的谱系中还可列举出马拉美，“随后是乔伊斯、鲁塞尔、卡夫卡、庞德、博尔赫斯。”出生于1892年的芥川，处在1882年出生的詹姆斯·乔伊斯、1899年出生的博尔赫斯之间。如果说乔伊斯和博尔赫斯预见了近代之后的文学方向，芥川也同样如此。正是芥川，在日语这一空间中执着于“语言”，开拓了近代之后的文学天地。与乔伊斯、博尔赫斯一样，芥川有待重新阅读。如果认识到芥川文学的“图书馆现象”并深入了解，想必能获得更为丰富的阅读趣味。

如何“阅读”芥川龙之介？

村上春树评价芥川文学出色之处“首先在于文章精妙、高质”。的确如村上春树所说，对于日语母语的读者，芥川的文章“文章没有任何凝滞，如同活物般流畅地推进。”芥川的作品一直被日本国语教科书采用，其原因之一便是“文章精妙”，是以近代日语创作的文章范本吧。然而阅读芥川，并不意味着仅仅舒适地沉浸在故事之中，随着“流畅”的文章“流畅”地阅读。如果适当地停下来进行思考，“流畅”的文章会呈现出一个新的世界。阻断流动的语言，垂直般深入地阅读，对于揭示芥川文学的魅力十分必要。

例如，村上春树评价芥川最早期的作品《罗生门》《鼻子》：“已经形成了成熟、流利、阔达的文体……很难相信出自无名的大学生之手。”《罗生门》中出现的，在城楼上拔死人头发的“猴子一样的老太婆”、《鼻子》中“长约五六寸，从上嘴唇一直垂到颏部下方”的长鼻子和尚禅智内供，都不是想象的产物。众所周知，两部作品都改写自《今昔物语》《宇治拾遗物语》——编撰于平安时代末期的故事集。芥川从“无名的大学生”时代开始，已经将“从书籍到书籍”的语言的迁移，作为自己创作的核心。

因此，关注芥川所传承的语言的厚度，对于了解芥川文学的魅力十分必要。只有垂直地深入芥川的语言，沉浸于深厚的语言之中，才有资格说阅读过芥川。仅仅在清澈的小河中享受水波的惬意，不能充分了解芥川文学。有必要不时在水流中驻足，使水流停顿、变得浑浊，吸足空气后，潜入水流的深处。

如何翻译流畅、深厚的芥川文学，是翻译者面临的挑战。将流利的文章流利地呈现，对于精通双语的译者，虽非易事，也不是不可能的工作。日语母语读者能够体会的芥川文学的“流畅性”，如何以译者的母语进行再现，已经有过很多相关讨论，例如“神似”（傅雷）、“化境”（钱钟书）等等。可是，流畅的翻译仅仅把握住了芥川的语言的表面。

因此，《芥川文集》的翻译着眼于“研究型翻译”具有其合理性。经历了“从书籍到书籍”，成为印刷品的芥川的语言，通过“研究”行为将其垂直穿透，才能清晰地展现语言中的秘密。《芥川文集》的翻译，如果跳过注释，能充分体会芥川文章的“流畅”。也可以在注释处稍作停留，关注“研究（考证）”的成果，潜入语言的深处。这样的阅读体验，与在书籍与书籍构成的网络中进行创作的芥川十分相似。

此次有机会重读芥川，深感其文学具有多面性。首先，是文体的多样性。对《今昔物语》《宇治拾遗物语》进行改写的作品，与以中国古代志怪小说为题材的作品，文体并不相同。根据民间传说创作的《桃太郎》，与描写近世文学家松尾芭蕉、泷泽马琴的作品，文体也不尽相同。《奉教人之死》等基督教题材的作品有呈现出迥异的文体。芥川针对作品的主题、刊载媒介和预设读者，采用了多种文体。作品或具有“汉文体”的厚重，或具有“和文体”的绵长，汉字与假名的比重随文章而变化。以外语再现如此多样的文体，无疑是困难的。而《芥川文集》将文体的再现作为任务之一，在浅近的文言文、近代白话文以及口传文学风格之间切换。想必读者也能因此感受到中文的多样性。

在呈现出多样性文体的同时，芥川也是多面作家，仅仅冠之以小说家有片面之嫌。即便最初的两部作品《罗生门》《鼻子》，也不仅是小说家的产物。例如，两部作品所依据的《今昔物语》《宇治拾遗物语》的日语和现在使用的日语相去甚远，不仅单词，语法上也存在巨大差异。因此在近代日语确立之后，日本对这些古典进行了“现代文翻译”。换言之，运用近代之后的日语翻译古典，供无法阅读近代之前语言的现代日本人阅读。《源氏物语》《枕草子》都被翻译成了“现代文”。在芥川的《罗生门》《鼻子》中，也能看出一些部分是《今昔物语》《宇治拾遗物语》的“现代文翻译”。如此看来，创作《罗生门》《鼻子》的芥川，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将古典进行“现代文翻译”的译者。而芥川又超越故事的层面，增添了警句。换言之，《罗生门》《鼻子》的作者芥川既是译者，又是将古典进行批判性解读的批评家。

《芥川文集》通过富有创意的编排，向读者呈现出芥川的多面性。《罗生门：芥川龙之介历史题材小说集》收录了芥川改写古典的小说、小品。读者所阅读的，是无法用“改写”简单定义的芥川文学。芥川对日本、中国、基督教素材进行自由的改写，体现出丰富的多面性。他有时翻译，有时改写，有时诠释，有时批评。简言之，芥川已经不仅仅是小说家，而更像是一个编(arr)曲(ang)者(er)。而且，如果综合芥川的这种种侧面，不妨说他是一个优秀的编(edi)辑(tor)。而通过《历史题材小说集》所呈现的芥川，也是使“历史题材”获得新生的、将古典进行再生产的制(pro)作(duc)人(er)。

《罗生门：故事新编》,

[日]芥川龙之介 著

,邹波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侏儒的话：芥川龙之介短章式作品集》聚焦于身为格(aph)言(ori)家(st)、随笔家的芥川。格言体语言精炼、意蕴丰饶，而且机智锐利。非常适合了解“语言的魔术师”芥川的魅力。格言要求作者具备哲学与思想的积累，而且需要批判性的意识，以及讽(cy)刺(ni)家(c)的天分。作品集中收录的警句，具有“寸铁杀人”的锐利。芥川也是优秀的批评家、散文家。他的随笔既从容闲淡，又机智敏锐，风格与古典随笔《方丈记》《徒然草》一脉相承。

《侏儒的话：士说新语》,

[日]芥川龙之介 著

,邹波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白兰花：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收录芥川的中国游记，以及一些中国题材的小说、随笔等。1921年，芥川作为大阪每日新闻社的特派记者，在中国游历了约四个月，归国后发表了《上海游记》《江南游记》《长江游记》等一系列作品，对近代中国进行了时而犀利、时而欣赏的描摹。由于作品问世于日本帝国主义向外扩张的历史时期，同时代的读者不免戴着有色眼镜观看游记里的中国，21世纪的中日研究者也多以后殖民主义理论进行批判。然而，相比批判而言，如何准确把握作品中错综纷繁的言说并非易事。

《白兰花：中国奇遇记》,

[日]芥川龙之介 著,

邹波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优秀的记者必须亲眼观察，同时警惕相信所见即真实的幼稚的经验主义。关键在于通过“其他眼睛”来验证主观视线所把握的现实是否属实。因此，记者在用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进行认知的同时，还需要经过知性的验证，如搜集资料，对自己的认知进行反思等。记者面对的是覆盖所有阶层的、庞大的读者群。与面向文学爱好者的文艺杂志写稿有着本质的不同。为了适应不同趣味、学历的读者，芥川发挥其记者才能，采取了丰富的写作策略。因此，在芥川的游记中，可以读到小说体（《南国美人》）、戏剧体（《徐家汇》）、随笔体（《西湖》）、日记体（《北京日记抄》）、书信体（《灵隐寺》）、格言体（《杂信一束》）等多种体裁的短文。通过芥川的中国游记，读者能够了解芥川作为记者的过人才华。

（本文作者系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博士、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副教授，本文节选自芥川龙之介作品集所附文章《为了经典的来世生命》）

作者：山本幸正

文：山本幸正 编辑：周怡倩 责任编辑：朱自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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