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娱乐媒体时代，“饭圈”群体如何制造出“媒介奇观”这一景象？

“饭圈”群体之所以能成为一股势如破竹的网络洪流，与社交媒体时代技术的催生密不可分，但是如果没有传播媒介所制造出“媒介奇观”的推波助澜，也是无法达到现象级热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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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格拉斯·凯尔纳在“景观社会”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媒介奇观”的概念，他认为媒体制造出奇观化的图景，实际上充斥着文化特征符号，这些符号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层面的特征。

“当前世界变成了由媒介符号构成的奇观，奇观现象把生活在媒体与消费社会的人们带进了一个由娱乐、信息和消费组成的新的符号世界。”

媒体聚焦并加工过的景观事件成为大众感知社会的中介，而整合各种媒介资源实现热点化效应的目的也是为了吸引大众关注。

因此在这种戏剧化的认知方式下，我们所看到的事实真相，所感知的社会情绪都是大众传媒所营造出来的一个个奇观符号。

正如“拟态环境”，媒介建构的信息环境并非是对现实生活的“镜子式”再现，而是会对信息进行选择、加工与重构，在形成符号现实之后，以“头脑中的身外世界”的方式向我们提示环境。

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强调传媒使我们陷入抽象，我们面对的不再是真实的社会，而是一个影像的社会。

在真实的世界变成纯粹的影像之时，纯粹影像就变成真实的存在，为催眠行为提供直接动机的动态虚构事物。

无论是景观社会还是媒介奇观，他们都在试图说明：大众传媒在文化场景中扮演着制造符号的作用，这些符号并不反映真实现实或与现实直接相连，反而指涉其他的符号并表达其他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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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将我们对社会的感知推向了“超真实的拟像”中，在这种情况下，日常生活的审美、需求、行动乃至情感都能被构建出来。

而“饭圈”群体为之疯狂的偶像明星实际上就是由媒体创造出来的超真实拟像之一。

而无论是大众传媒还是社交媒体都能将偶像塑造成超出日常生活语境的拟像符号，经过荧幕的美化从而使受众产生审美幻觉和想象空间。

毫无疑问，就算是一个没有真正实体存在的二次元虚拟形象，只要被聚光灯所围绕，初音未来的“皇家骑士团”也能为之疯狂尖叫。

狂热的“饭圈”在当下已然成为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作为青年亚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饭圈”生成的原因除了社交媒体时代的大环境以及大众传媒所制造的媒介奇观异托邦之外，也有其内在原因。

青年群体在新的媒介环境下，面对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所尝试提出的新解决方式。麦克卢汉曾经说过，因特网的使用解构了建立在印刷书页前提之上的文明。

放弃了印刷术的视觉程序，与之相关的思想感情结构必然也会随之而变。文化的诞生与社会环境，以及经济、政治的发展息息相关，青年亚文化同样如此。

青年亚文化是社会文化版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经常被视为是一种与主流文化既相互吸引又迥然相异的文化样态，相较于主流文化，它具有边缘性、非主流、风格化的特征。

然而在社交媒体时代它的这些特征早已发生了改变，青年亚文化不仅能在主流文化以及商业资本的融合、“收编”、“抗拒”中来回游走，而且也能随着社交媒介对社会文化生态的渗透，不断的转向、更迭。

关注亚文化群体的早期文本，他们经常被描述为一群身穿奇装异服的青年，喜欢以创新独特的方式表达自己的需求，在外界看来，他们的风格总是流露出颓废萎靡和道德堕落的特征。

阿尔伯特·科恩通过对少年帮派的研究提出“问题解决”理论，他认为处于社会底层的青少年会采取越轨行为解决自己在社会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和麻烦。

而少年帮派产生的根源是青少年面对成功、生活和金钱所产生的地位挫败感以及由此导致的苦恼、不满和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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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们便用抗拒、反抗、越轨以及犯罪等手段来作为应对地位挫败的方法。

因此，这个在社会结构中处于边缘地位的群体一直试图在用自己的方式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并从想象层面提出解决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和矛盾的方式。

在现如今，如果仅仅从这个层面上理解青年亚群体还远远不够，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青年也置身于更加汹涌澎湃的多元社会之中。

对他们而言， 社交媒体时代的机遇和挑战并存，旧的矛盾尚未找到解决方法，新的问题已经随着社会转型接连滋生。

“饭圈”看似是一群乌合之众的无脑自嗨，其实也只是青年群体在社交媒体时代面对长期以来存在的矛盾与压力所提出的一种新的问题解决方式。

日益激烈的社 会竞争，直线飙升的城市房价，无处安放的年龄焦虑，不断疏离的人际关系，背 井离乡的艰辛与孤独，观念变革下的代际冲突等等。

这些社会问题不断的压向青年群体，“饭圈”不过是游荡在繁华都市里的青年逃避现实和摆脱重压的出口，而他们也会在短暂逃离之后，继续为明天的面包奋斗。

社交媒体时代的“饭圈”需要我们重新思考青年群体与网络技术的关系，更需要我们关注处在不断发展演变中的新型亚文化形态和其“前生今生”。

社交媒体时代“饭圈”文化的嬗变

电视媒介的出现让人们进入全民娱乐的时代，而网络媒介的兴盛让人们踏入全民狂欢的时代。

纵观“饭圈”的四十年流变，昨日的热闹沸腾早已成为无足轻重的互联网记忆，“饭圈”的圈里圈外也在社交媒体的时代浪潮下逐渐演变成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

2018年，《偶像练习生》《创造101》成为当年爆款综艺，其热度和话题度不断成为全网焦点，“偶像元年”由此开启，粉丝直接参与造星过程的追星新样态也随之而来。

那么社交媒体时代之前的追星与社交媒体时代来临之后的追星又有何变化？

从粉丝与明星之间关系来看，二三十年前，车马邮件都很慢，信息以单向传播为主，粉丝虽然热情，但是更多的是个体的自娱自乐，明星与粉丝们之间的距离犹如隔着鹊桥的牛郎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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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前数字时代粉丝与明星之间的关系就像作者和读者的关系，作者或明星呈现出来的就是“权威、固定的意义”，而读者或粉丝则默认处于被动接受的位置，甚至粉丝个人的感受或联想都会被视作无关紧要。

除此之外，粉丝和明星双方缺少直接沟通的渠道和平台，并且粉丝的实践活动也一直处于社会和文化的边缘地位。

因此粉丝无法直接参与到商业文化的生产过程中，他们只能通过“盗猎”的方式对相关素材和符号进行拼贴和挪用，以此来表达对明星的喜爱和追捧。

并用“游牧”的姿态在不同文本之间形成互文性的联系。在此基础上，粉丝们只能间接影响文化工业的生产和流通，并在小范围的互动和交流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自己的粉丝文化。

其次，从粉丝与商业资本的角度来看，前数字时代的粉丝文化更多关注的是明星的知名度、影响力与个人形象。

比如霸王洗发水选择成龙为其产品代言，看中的便是成龙的个人形象与潜在用户心中理想自我的契合，以及成龙的高知名度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也就是说，在社交媒体时代来临之前，粉丝不具有直接影响商业资本与文化生产的资源和渠道。

尽管他们的“盗猎”或“游牧”行为会对文化挪用以及娱乐工业的决策产生影响，但是其影响力始终有限。

正如迈克尔·巴德、罗伯特·恩特曼和克雷·斯坦曼所言：“游牧性的观众和文化工业的关系很可能是无力地寄人篱下而非不可抑制的狂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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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前数字时代，粉丝对明星的认知往往来源于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传统媒介的滞后性导致粉丝与明星之间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明星对于粉丝来说就如“天上的星星”，遥远且耀眼，而粉丝的追星活动也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呈现出个体化、原子化的特点。

随着人们逐步进入到社交媒体时代，社交媒体以及智能手机的出现将追星活动从小众狂欢带入到公共视野，群体化的追星活动开始登上舞台，并由此开启了魔幻般的追星2.0时期。

社交媒体之所以能将追星活动从个体行为扩展到群体行动，其背后依托的不仅是快速发展的媒介技术。媒介形态的改变也会对人们的认知、交往等一系列行为产生影响。

也就是说，移动端带来的优势不仅体现为加速偶像明星相关信息的传播，同时带来了低门槛的准入规则以及线上线下身份的撕裂。

于是，这就导致话语权的下放，人人都可以在虚拟空间中摆脱现实身份的约束，自由发表自己的观点态度，并且信息的流通和共享变得更加快捷，个体也能更轻松的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

于是追星活动乃至追星行为逐渐从私域空间走向公共空间，个体化的粉丝也开始呈现出群体化的趋势。

粉丝活动也由“盗猎、游牧”逐渐发展成主动解构、重构与创造的参与性活动，并由此开创了“饭圈”体系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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