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挖宝】“狗仔队长”卓伟成长记【2】

二、初试狗仔

2003年5月，卓伟第一次用狗仔队跟踪偷拍的方式做独家新闻，从此，中国狗仔队正式诞生了。可是卓伟并不知道他要跟踪的明星住在哪里，开什么车，车牌号是多少。尤其是，北京很大，这让卓伟很难获悉明星们的动态。

卓伟第一次跟拍的是刘晓庆。当时刘晓庆出狱的消息是他在采访一个跟刘晓庆合作过的演员时知道的，“人们一年多没见到刘晓庆了，这一年多她变成什么样子了?是胖了瘦了，老了还是憔悴了，这个东西是有卖点的。”在刘晓庆出狱的头天晚上，卓伟和《明星周刊》的摄影记者冯科去了秦城监狱。

提起冯科，也许人们不知道，很多明星的八卦照片都是他拍的，卓伟负责写文字。为此，冯科还被剧组的人打过，相机被扔进河里。在《娱乐周刊》工作的时候，卓伟也没有想到会和冯科成为搭档，而且这一搭档就是十年。

卓伟说：“我们俩最初也没有结成一个搭档，他那时候是个摄影记者，摄影记者就是发布会你也可以拍，探班、专访都可以拍，并没有说让他去当狗仔队去偷拍。而且领导也没有让我去干狗仔队，报社也没有任何支持。只是我自己觉得要做独家新闻，不能用常规的途径和方式，我得用非常规的，非常规方式无非就是偷拍和跟踪，是我自己有这个意识。但我不是摄影，我就跟冯科聊，他还是对新闻职业有点追求的，希望能做点好新闻、大新闻。因为他觉得之前在《新电影》拍那些发布会没有什么意思，我也是用我粗浅的想法来启发他，后来他也觉得有道理，慢慢我们两个人就一拍即合。”

卓伟和冯科在秦城监狱外面等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别的媒体也陆续来了，他们当天没有拍到刘晓庆，也不知道她是怎么出去的。“后来听说她一见门口有这么多记者，就推迟了一天，也有的人说她坐别的车蒙着面出去了，反正我们是没有拍到。后来我们又去了刘晓庆住的别墅，进了别墅去找去问，也没有见着。最后冯科装成一个民工混进了别墅，他也不知道刘晓庆住的别墅门牌号，听人说刘晓庆的别墅中间有一个喷泉，就在周围，他就躲在正装修的别墅里面。冯科进去的时候也没带吃的喝的，从早晨一直等到晚上，最后也还没有看见。但第二次还是拍到了，有人告诉他刘晓庆爱打羽毛球，经常去一个地方练羽毛球，然后他去那儿就拍到了。应该说用这种偷拍的方式第一个拍到的反响比较大的新闻就是刘晓庆出狱的首度曝光。”

卓伟第一次以狗仔队的方式面对的是王菲和李亚鹏。当时他听说王菲和李亚鹏谈恋爱，因为不知道他们都住在哪里，就四处打听，得知他们经常去女人街星吧路的一个酒吧，“酒吧的服务员说他们是经常来这里，我告诉他说下次他们再来马上给我打电话。结果当天晚上12点，服务员就给我打电话说，说王菲、李亚鹏还有赵薇、韩红都来了，我们一听马上就奔过去。但是当天他们警惕性特别高，好像怀疑有人盯着，最后王菲跟李亚鹏出门的时候没有拍好，两个人分别坐两辆车走的。后来我就跟着李亚鹏，到了他住的别墅。那个时候北京也没有狗仔队，明星也不像现在家里有好几辆车，那个时候家里只有一辆车，警惕性也没有现在高。结果跟到李亚鹏家了，接下来才展开跟踪，然后跟了他有半个月，发现有一天李亚鹏去机场接的王菲，然后就拍到了。后来又拍到李亚鹏跟王菲从别墅出来，去丽都饭店喝下午茶。”卓伟回忆说。

王菲和李亚鹏的恋情第一次通过媒体曝光，引来不少争议。卓伟说：“与现在相比，那时我们的经验特别少，资源特别少，所以干得也特别艰难。然后出了一篇新闻，人家还骂你，说你真无聊，为什么不去盯盯贪官，天天跟在明星后面转之类的话。但现在我发现有一个可喜的变化，我也经常看网上的留言跟贴，发现骂我们的人少了，不像以前，我们做一个跟拍八卦出来，很多人骂你。现在也有人会说你无聊、可耻，但是明显地减少了。人们对这种新闻也开始一点点接受了。”

开始，卓伟并不是每次都像拍到王菲和李亚鹏那样幸运，有很长时间他出门后不知道该到哪里找明星，所以，最初他只能去偷拍一些电影大片的剧照。

由于当时的电影大片在宣传推广之前，演员的造型设计都保密，这就给卓伟提供了机会，你不是保密吗，那我给你解密。卓伟和冯科俩人联手去偷拍剧照。

电影《十面埋伏》在北影厂拍摄内景时，卓伟有了机会去“探班”，头一天，他和冯科去摄影棚里把地形勘察了一遍，“他们在摄影棚里搭了一个妓院，摄影棚有几层楼高，但有铁的扶梯，上面有各种管道。如果要在摄影棚里面拍，只能在上面的管道中埋伏下来，居高临下地拍。冯科跟香港地狗仔约好第二天一起过来。但第二天早晨，他给香港记打电话怎么打也打不通，就自己去了。他换了一身衣服，像个剧组人员，晃晃悠悠，当时现场正忙弄灯光搬道具，也没有人注意他，他就混进去爬上管道，在上面他看到了那个香港的狗仔队。章子怡和刘德华的造型都给拍到了。”

接着，卓伟和冯科如法炮制去横店拍《无极》现场。在拍摄王在城楼上被射死的那场戏，剧组搭了一个王城，并且把王城封了起来。如果想拍到现场演员，必须翻过城墙，从高处拍摄。“因为皇宫的城墙非常高，我们弄个梯子，每天凌晨四五点钟爬上城墙，上面有个角楼，爬到角楼上能看到他们搭的王城，然后拍下来。后来《无极》上映宣传的时候，陈凯歌说他们看到偷拍的照片了，出来以后就想这个是怎么拍的呢?看角度应该就是在那个角楼上。结果工作人员上去发现有易拉罐、丢弃的军大衣。陈凯歌说不知道是可气还是可敬，他说了这么一句话，说的冯科还挺感动。”

最初，卓伟只是想做一个记者，却误打误撞做上了狗仔队。当他成了狗仔队，别人这样称呼他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和别的记者有些不同了。他写的新闻通过媒体发表后，让他很有成就感，他说：“不管别人怎么看，我自己很有成就感。我就是觉得，那么多报纸千方百计想做做不到，但我们能拍到、做到。”

三、在绝望时自己安慰自己

《娱乐周刊》并没有存在多久，很快停刊了。冯科去了新浪，卓伟去了《新京报》。在《新京报》工作，第一次让卓伟感觉到疲惫。在报社他也没有固定要跑的口，领导就是告诉他去做调查新闻，做独家新闻。用狗仔队的手段做日报新闻，而且还没有专门跟他的摄影记者，这让卓伟有些吃不消。

那时，卓伟在跟踪的时候有些绝望。他说：“记得有一次，有人传言陈建斌对蒋勤勤家暴，后来又说蒋勤勤怀孕了。我打听到蒋勤勤家住址，就来到蒋勤勤家小区门口。我也进不去，就在门口等着，觉得非常不靠谱。但是我心理有那么一线希望，出来进去的车我就看，看车里的人是不是蒋勤勤和陈建斌。我当时那种心理是特别无助，只知道人家可能在里面住，但你也不知道人家开什么车，不知道人家的住哪一栋楼，别墅你又进不去，你只能靠进出的车在那里看。后来我给冯科打电话，让他过来接着盯，我当时觉得特别无助。实际上，我这个人有点拗脾气，越是有人骂我，我就越要去干。很多人觉得我这个事情无聊，没意思，那我也要去干。别的记者舒舒服服去跑会拿红包，我就做这个新闻。我觉得我的新闻比他们的有价值，我培养出来的能力经验是我自己的，我就不相信跑会他们会跑一辈子。而且我总说，当以后回顾自己职业经历的时候，我肯定会说哪条新闻是我做的，他们总不能跟别人说我参加了100个发布会，拿了100个红包吧?所以我这么多年能坚持下来，就是源于对这一份职业的热爱和追求。”

在《新京报》，卓伟做的最轰动的一件事就是他的一篇报道惹怒了窦唯，窦唯跑到报社楼下把编辑的车给烧了，为此窦唯受到了行政拘留处罚。谈到这篇报道，卓伟说：“当时我看到窦唯接受采访时说‘唐朝’乐队主唱丁武玩处女，我就采访了丁武的太太。她说让窦唯去精神病院看看病。那时窦唯跟高原离婚了，窦唯说高原找他要百万赡养费。实际上，高原根本没有找他要钱，他也没钱，一个月就给高原500块钱生活费，而且他们结了婚以后住的还是高原的房子。所以高原看到他的表态就特别生气，有一个朋友找我说，高原愿意接受我采访。后来可能她还有顾虑就没有接受采访。我说我写点问题通过电子邮件采访，后来是通过电子邮件回答了几个问题，我登在了报纸上。我觉得把采访对象逼急了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你是假报道把人给逼急了;另一种可能是你是真报道，但你触动了他的痛处，把他给逼急了。到现在为止我也没觉得那个报道失实，如果失实那也只能说明高原提供的信息不准确。”

大概是以前有过失实报道的教训，所以卓伟在写每一篇报道时都很慎重，要做到有图有真相。但是关于他的非议一直没有停止过。他说：“我发现那些名人都有一点毛病，总觉得别人好像要害他们，他们有两种最典型的心态：一种是受迫害妄想症;还有一种是认为别人总是要借他炒作。很多照片都是我们自己现场拍的，被拍的两个人有一方是名气比较大的大腕，另一方可能就不太有名。实际上我们跟谁都不认识。总有人认为是一方安排我们去拍的，像借他炒作。这种事我不干。”

辛苦，奔波，有时甚至还要冒着危险，还不被人理解，这是狗仔队要面对的。卓伟也不例外，再热爱这份工作，也会有疲惫的时候。“绝望、虚无、疲惫，甚至有些的时候觉得自己做得没有价值，这些肯定都有过，关键就是得靠自己去调节。我从书上来找一些启示，找一些可以让自己坚持下去的理由。我看过一篇文章叫《为时迁鸣不平》，那篇文章说梁山一百零八条好汉，时迁排在倒数第二位，但是他说时迁的功劳比那些排在前面的人都大。三打祝家庄，时迁进入了祝家庄，把那些坑都标上了记号，才打下来。打大名府，时迁进了大名府，火烧翠云楼，里应外合才打下来。时迁盗甲骗徐宁上山，才破了连环马。有些人，比如关胜之类都排在前面，但是他们有什么战绩呢?没有写。要是按照战功和战绩，时迁不应该排在最后几名，他应该还得排在三十六天罡，而且还得是靠前的。为什么要把他排在倒数那几名呢?就是因为时迁是一个鸡鸣狗盗之徒，他采取的手段都是非常规手段，这对于时迁来讲是不公正的。战争不在乎你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因为兵不厌诈，它在乎的是结果。在中国人传统道德观念里面，肯定是带有某些偏见的。但对于记者来讲，不管是采取什么手段，只要你的手段不违法，我做到新闻才是第一位，才是最重要的。梁启超说李鸿章：‘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你要是天天去跑会，天天去发会稿，没有人会骂你。”

一转眼，卓伟的狗仔队生涯已有十余年，“我们也是一步一步，一路坎坷艰辛走过来的。”卓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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