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批少年班神童的命运

首批少年班神童的命运

他们是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骄子,其中3位是当年被誉为家喻户晓的“神童”,26年之后他们大部分人聚在了一起,但命运却发生了令人深思的变化……

7月1日上午,中国科技大学1978级少年班成员分别26年之后的首次班级聚会。他们中有一半以上来自国外,却仍对这所学校颇感自豪,渴望着能为它做点儿什么。那些要做的事情包括:为校友基金会捐上几笔款项,开办几场讲座,以及为自己的班级树立一块价值10万元的纪念雕塑。雕塑将刻有每个成员的名字,包括张亚勤,也包括宁铂、谢彦波和干政。

不过,在他们身后的校史馆里,关于这个班级的陈列却没有这么一视同仁。作为微软亚洲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亚勤的名字在陈列柜中非常醒目。与此不同的是,在几张有宁铂、谢彦波和干政出现的图片下面,他们仅仅被写作了“少年班同学”。

这3位当年被家喻户晓的“神童”的命运,发人深思。

“那是宁铂和谢彦波的时代。”中科大校友、盛元国际投资公司董事长张树新回忆说,“那时他们在整个国家都是绝对的明星。”

1978年,整个中国的报纸、杂志、电视都在报道宁铂。

据当时的报道,宁铂2岁半时已经能够背诵30多首***诗词,3岁时能数100个数,4岁学会400多个汉字,5岁上学,6岁开始学习《中医学概论》和使用中草药,8岁能下围棋并熟读《水浒传》。几乎一夜之间,这个戴眼镜的神奇少年为整个国家所熟知。

受宁铂影响最深的是当时的孩子们。这个超乎寻常的“神童”刺激了望子成龙的家长们,促使他们向自己的孩子施加压力。

1977年,宁铂父亲的好友、江西冶金学院教师倪霖,致信当时兼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副总理***,举荐这位江西赣州八中高二级的少年天才。当时,中国百废待兴,举贤正是要务。当年11月3日,***副总理批示当时为中科院下属单位的中国科技大学:“如属实,应破格收入大学学习。”

中国科技大学派人到赣州考察宁铂,准备进行“破格”的教育,接着又为此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大学少年班。

从举荐信发出的那一刻起,这命运就注定无法逆转。1978年3月,宁铂和谢彦波由此来到了中国科技大学。而其后25年中宁铂不断想要离开,却始终没有成功。

1978年春天的一个早上,后来成为微软亚洲研究院首席科学家的张亚勤在《光明日报》上读到一篇报告文学。看完之后他激动了整整一天,然后又整晚没有睡觉。这是他第一次知道“神童”宁铂的事迹。几天之后,张亚勤跳了级。6个月后,他也考入了中科大少年班。

这一年最吸引读者的新闻是13岁的宁铂与***副总理下了两盘围棋并获全胜。报刊上发表了宁铂在中科大校园葡萄架下读书的照片,这个葡萄架很快就成了新生和外来客必须参观的地方。

人们对宁铂的兴趣之浓厚,已使报纸的传播能力不能匹配,他的故事甚至成了手抄本的题材。

在这一年,就读于安徽省庐江中学的干政看到了这些手抄本中的一份。在考入少年班之后,干政告诉老师,他是受宁铂的影响才来到这里的。他记得那份手抄本被太多的人传阅,纸张又破又旧,边卷了起来。

同样,谢彦波也被“选中”了。“宣传宁铂是因为他最有名,”一位当年的少年班校友说,“宣传谢彦波则是因为他年龄最小。”

很快,谢彦波天真的微笑、算术板书的背影,也出现在了媒体刊登的照片上。其后几年中,中国科技大学的招生广告上都有他的身影。尽管他还系着红领巾,又是一个畏惧与人交往的孩子,还是被安排经常参与各种各样的“活动”。

许久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宁铂曾经说,自己是时代需要的产物。如今,谢彦波也持相似的观点。

他们都曾表示,如果青春可以重来,他们决不会再读少年班。

个中原因,正是多年以来甚少公开过的事实:在那宁铂与谢彦波的时代,两个主人公自己却忍受着苦闷的煎熬。

25年中宁铂不断想要离开,却始终没有成功。

直到毕业之后很久,宁铂还在不断地回忆自己赴中科大报到前一天的那个上午。那天他被倪霖叫到了家里———一切因倪霖的举荐信而起。倪霖说,自己对他有两点担心。这两点是:

1.宁铂被捧得太高,如在天上,希望他自己能够清醒认识;2.跟别的孩子不同,宁铂早熟,早恋倾向严重,尽管他的父母都还没觉察到这一点。倪霖警告说,如果宁铂去招惹女孩子的话,那么最终受害的将是他自己。

宁铂在1994年说:“遗憾的是,那些年我几乎把这些话给忘了。”

在宁铂自己看来,青春期是把双刃剑。比当时大多数孩子早得多,宁铂11岁就进入了青春期。这使得他相对成熟,在学习时拥有比同龄人更强的自控能力。不过发育与年龄之间的落差,似乎又让他备尝苦闷的滋味。

他多才多艺,兴趣广泛,不仅擅长围棋、中医,还是张树新组织的“星期天”诗社的成员。尽管如此,以当时中科大11∶1的男女生比例,以及他的比别人更小的年纪,实现浪漫憧憬的机会还是相当渺茫。另外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是,他身材矮小,在女生面前的魅力值并不高。

真正的苦恼大约出现在16岁左右。“当时明显地看得出来,他对女孩子感兴趣,”张树新回忆说,“但是他就那样———我是宁铂啊———不说,绷着。”

入学一年后,少年班学生开始选系。宁铂告诉汪惠迪老师,“科大的系没有我喜欢的。”汪惠迪帮宁铂打了一份报告,请求调到南京大学去学天文。这是他第一次试图离开科大,也是失败得最干脆的一次。“因为科大不愿意放走这个名人。”如今汪惠迪说。

她把报告交给了教务处长,报告立刻就被驳回了,原话是“既来之,则安之。”

对天文学的爱好受阻之后,宁铂把它转向了对神秘主义“星象学”的研究。在中科大内部,宁铂的“怪异”名声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此。彭兴觉得,宁铂后来对宗教和气功的执著似乎与这一时期的爱好也有关系,“当时他就神神道道的。”

离开少年班16年后,宁铂曾私下回忆说,自己当时的痛苦主要还是来自于舆论的过分渲染。

“在很多场合,人们要求我七步成诗。”他说,“那时我只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孩,长期接受的教育又是顺从、克己复礼,因此痛苦充溢着我的内心。那些年我就是在压抑自己的个性中度过的。‘神童’剥夺了我许多应该享有的生活和娱乐的权利。”

本科毕业之后,他留校任教,并在19岁成为全国最年轻的讲师。不过,这已经是他能创造的最后一个记录了。

1982年他第一次报考研究生,但报名之后就放弃了***。第二次,他前进了一步,完成了体检,然后放弃了。第3次,他又进一步,已经领取了准考证,但是在走进考场的前一刻又退缩了。后来他对别人解释说,他是想证明自己不考研究生也能成功,那样才是真正的神童。不过汪惠迪以及身边的很多人却认为,他只是过分地恐惧失败。

在第3次退缩时,学校的一位老师抓住了他,逼他去考,他声称,再逼的话他就逃跑。

宁铂一直想逃跑。他很少做物理学科的研究,却把大量时间用于围棋、哲学和宗教。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在科大天体物理系的课堂上,他开始向学生询问托福***的情况。1989年、1990年、1991年,他连考3次托福,均未过关。

1988年结婚之后,他练习气功,吃素,与常见的生活习惯渐行渐远。1993年,因为与妻子的一次小口角,他跑出家门,四处游荡了半个多月。这之后两年间,他一度下海,最远跑到了海南,最终却不得不回到中科大。

1998年,宁铂参与了一次央视《实话实说》节目,探讨“神童教育”。当年的一则报道说:“节目录制期间,宁铂频繁抢过话筒发言,语速很快,情绪激烈,猛烈抨击‘神童教育’。周围观众不时发出笑声,很多年轻人已经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神童宁铂。”“第一神童”的倾诉已经无人倾听,属于他的时代彻底烟消云散了。

2002年,宁铂前往五台山出家,很快就被中科大校方找了回去。他又一次失败。

在朋友们面前,谢彦波健谈而放松,但他似乎不懂得如何与决定其命运的人相处。

彭兴生于1963年1月,入学时16岁,是少数的几个超过15岁年龄限制的学生之一。入学之后他接受的任务之一就是“看着”谢彦波。

谢彦波年龄小,自理能力差,自视甚高,尤其不懂如何与人交往。入学时他刚刚11岁,此前只有小学5年级的人生经验。在中国科技大学流传甚广的一个传说是谢第一次走进校门时,还在滚动一只铁环。

“人际关系这一课,心理健康这一课,整个班级的孩子都落下了,谢彦波的问题尤其严重。”汪惠迪老师说,“他们在上学时没能养成好的心态,没有平常心。这种缺陷不是一时的,而是终生的。”

在朋友们面前,谢彦波健谈而放松,但他似乎不懂得如何与决定其命运的人相处。1982年,谢彦波提前一年大学毕业,15岁在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跟随于渌院士读硕士,18岁又跟随中科院副院长周光召院士读博士,被看好在20岁前获得博士学位。不过,这段最为春风得意的时光,却成为他人生转折的开始。

“他没能处理好和导师的关系,博士拿不下来,”汪惠迪说,“于是转而去美国读博士。”

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谢彦波可谓因祸得福,得以跟随大名鼎鼎的菲利普安德森教授学习,后者在1976年因为在凝聚态物理研究方面取得突破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在沃德罗普的著作《复杂》中,这位教授被描述为一个深邃而傲气的人。

对安德森来说,谢彦波的性格中有着令人无法容忍之处,那就是比他本人还要傲气。

“我的论文不讨他的喜欢,”谢彦波说,“写的是他的理论的不对。”

在普林斯顿的中国同学圈子里,谢彦波与导师不睦,渐渐成为公开的秘密。

本来,事情并非毫无转机,可是恰在这时,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北大留学生杀死美国教授事件。当人们意识到应该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时,谢彦波被怀疑为有潜在的危险。中国科技大学的一位副校长决定让谢彦波回国。

同样铩羽而归的还有干政。他与谢彦波的轨迹惊人的相似:都是在普林斯顿,都是学理论物理,都是与导师关系紧张。

回国后,物理系的一位主管老师找到了干政,表示他可以回科大读博士。令大家惊讶的是,干政拒绝了。几年之后,在家赋闲已久的干政又表示想到科大工作。这一次科大没有同意,当时科大聘用教师已有新规定,博士文凭是必要条件。

就在4年前,汪惠迪老师还劝干政再去读博士,干政表示不想读了,他不信再花一年时间还找不到一份工作。

这一年的努力最后也化为了泡影。在此期间,他的精神疾病时好时坏。最终,干政被自己禁锢在了与母亲共同居住的房间里。

相比之下,谢彦波的“运气”要好一些。他以硕士的身份接受了近代物理系教师的工作。很快他结了婚,没有什么积蓄,分到了一套楼下总是有人打牌的小房子。在持续不断的烦恼中,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才结束了往日的梦想。

宁铂的梦想之一就是做个“普通人”。如今看上去,这一梦想已经难以实现。

多年以后,每当谈及少年班,中科大校方必定提起张亚勤,以证明少年班教育的成功。少年班同学彭兴认为,后者的成就恰恰得益于当年的默默无闻。

“其实他和谢彦波的情况差不多,刚来的时候年纪都小,基础都不行,跟着课程都很吃力,但是天分比较好。”他说,“他们俩的差别,就在于谢彦波被宣传得太多,心理压力大,人也容易张狂。张亚勤受到的宣传就很少。”

对于3位“神童”的人生路,当年的班主任汪惠迪感到难过,但是并不觉得意外。“当时各个方面的因素,宣传、压力、体制、教育方式,都对这几个特殊的孩子不利。”她说,“可是,我们眼看着一切发生却无能为力。”当时她不希望这几个最有名的孩子受到太多的报道,也一再告诫他们一定要把自己当做普通人,但均收效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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