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转型与国家现代化问题研究

翻开俄国近现代几百年的历史，可以看到它经历了几度败落与几度崛起。1991年年底苏联解体时，由于长期没有对失去发展动力的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积累了大量的问题，作为苏联继承国的俄罗斯又陷入衰落。普京在2000年5月就任俄罗斯总统时指出，俄罗斯处于数百年来最困难的一个历史时期，大概这是俄罗斯近两三百年来首次真正面临沦为世界第二流国家，抑或三流国家的危险。怎么办？普京提出了富民强国的竞选纲领。他大声疾呼：战胜贫困，改善民众生活，要洗刷掉国家贫穷的耻辱，还国家以经济尊严。普京为了实现富民强国的经济纲领，一方面一直坚持叶利钦时期转型的大方向，即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2002年4月18日，他在联邦会议上发表的总统国情咨文中再次强调，俄罗斯发展的目标不变：“这就是发展俄罗斯的民主，建立文明的市场和法治国家”[1]。另一方面，针对叶利钦时期转轨中存在的问题，在政治、经济转轨的具体政策等方面提出新思路与新方针，把转型的重点由过去主要摧毁旧制度转向主要是建设新制度。十分明显，要振兴俄罗斯，要崛起，要恢复昔日的大国地位，要实现强国梦，必须转型。

原苏东国家转型具有两大特征：一是转型与整个制度变迁是同时进行的，其转型不再是对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修补与完善，而是朝着人类社会创造的共同文明和西方所认同的价值观念方向发展；二是转型与现代化是同一个过程，转型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国家现代化。当今俄罗斯日益认识到必须把现代化视为主要目标。2010年8月31日 《中国改革》 杂志采访俄罗斯第一副总理舒瓦洛夫，他谈到现代化问题时说：对当今的俄罗斯来说“现代化意味着一切”，“以现代化告别过去”。国家现代化有广泛的含义。本文着重从政治与经济体制两个方面研究俄罗斯转型与国家现代化的关系。

　　政治制度转型与国家现代化

苏联时期经历了多次改革，但都只是从具体体制层面进行修补，没有从制度层面推行转型政策。只是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他推行的改革力图使俄罗斯走上建设现代化制度国家的道路。虽然他所设想的目标并未达到，最后以失败告终，但他的改革有利于重启被斯大林体制所阻滞的俄国现代化进程。

由于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与苏联剧变，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民主派上台执政时，俄罗斯所面临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仍是斯大林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建立起来的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的特点与弊端具体表现为：（1）高度的个人集权，在党与国家政治生活中缺乏民主。在斯大林时期，苏共成为个人集权的政党。这样，苏共在领导制度上长期实行家长制，一言堂，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党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从而把列宁创造的各种党内民主制度破坏殆尽。（2）严重破坏法制，滥杀无辜。斯大林往往用残酷的手段，清洗与消灭任何一个政治反对派，实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专政。（3）党包揽一切，苏维埃制度实际上成为有名无实的形式。（4）联盟制国家实际上变成了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5）长期忽视党的建设，苏共在领导人民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没有注意改造自己，从而很难保持苏共思想理论的先进性，而是长期陷入教条主义泥潭，脱离实际，脱离群众。（6）在对外政策与国际共运中推行大国主义与大党主义。

显然，苏联时期的政治制度远远落后于国际社会发展潮流，与文明发达国家相比显得十分落伍，更不是现代化的政治制度，因此，这种制度是不可能具有生命力与维持长久的。俄罗斯民主派上台执政后，首要任务是通过政治转型，从根本上改掉在斯大林时期建立起来的、已失去发展动力和人们不再信任的苏联政治制度，从而使俄罗斯国家政治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992年1月5日俄罗斯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改名为“俄罗斯联邦”，简称“俄罗斯”。同年3月31日，俄罗斯89个联邦主体中的87个联邦主体（除鞑靼斯坦和车臣两个共和国没有参加）签署了 《俄罗斯联邦条约》。条约确立了联邦制的原则和划分了俄联邦中央与各联邦主体之间的职权范围。

1993年12月12日，俄罗斯对宪法草案进行全民投票并获得通过。同年12月25日宪法正式生效。由此确立了俄罗斯的政治制度，也明确了国家权力结构。1993年通过的基本宪法制度根本不同于苏联历史上四部宪法中的任何一部。从立法原则到宪法的内容与形式等各个方面都有根本性的变化：如《俄罗斯联邦宪法》 放弃了“社会主义”及其立法原则，以西方“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作为宪法的基本原则；确定了俄罗斯联邦的基本政治制度，规定“人的基本权利与自由不可被剥夺并且每个人生来就具有”，“任何意识形态不得被规定为国家的或必须遵循的意识形态”，承认“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取消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国家经济制度基础的提法，代之以“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宣称：“私有权受法律保护”，“每个人都有权拥有私有财产，有权单独或与他人共同掌管、使用和支配这些财产”。可以说，1993年《俄罗斯联邦宪法》 的通过与生效，标志着俄罗斯“民主政治”框架初步确立。它在法律形式上具备了西方式“民主政治制度”的一些基本要素：

第一，宪法保证经全民选举产生的代表（议员）对政府政策实施制约。第二，确立了定期的自由选举制度，选民通过选票选举国家最高领导人和各级主要领导人的制度得以遵守，国家最高权力的转移是通过选举机制来完成的。第三，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权竞选公共职位，这种对政府、国家政权的制约作用尽管还十分有限，竞选各级公共职位的还是少数“精英”，但毕竟改变了苏联时期各级干部由苏共培养、选拔、任用的制度。第四，公民有通过各种媒体自由表达意愿的权利，取消了书刊检查制度。第五，公民有获取政府和其他组织所控制的信息的权利。第六，公民有自由结社的权利，有权组织政党和各种政治运动。[2]

从权力体系划分来看，根据 《俄罗斯联邦宪法》，俄罗斯联邦总统是国家元首。俄罗斯联邦总统由公民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任期四年；同一个人只能连续任两届。梅德韦杰夫任俄罗斯总统后，在其2008年的国情咨文中提出了政治改革内容之一是把总统任期由四年延长至六年。 《俄罗斯联邦宪法》 规定，由联邦委员会和国家杜马组成的俄罗斯联邦会议（议会）行使立法和监督职能。

俄罗斯联邦的司法系统包括联邦宪法法院、最高法院、最高仲裁法院与联邦总检察院。按宪法规定，审判权只由法院行使，法官是独立的，只服从俄罗斯联邦宪法和联邦法律。按照俄罗斯宪法和 《俄罗斯联邦检察机关法》，检察机关既不属于国家立法和执行机关，也不属于司法机关，而是一种特殊的国家机关。作为联邦集中统一的机关体系，俄罗斯各级检察机关是代表联邦对国家各部门的法律执行情况实施监督的法律监督机关。[3]

叶利钦执政8年，通过政治制度的转型，使一党垄断、党政融合、议行合一、高度集权、缺乏民主等为特征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不复存在，过渡到以总统设置、多党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自由选举等为特征的西方式宪政制度模式。应该说，这对作为苏联继承国的俄罗斯来讲，是政治体制的一个质的变化，它有利于克服那种高度集权、缺乏民主的政治体制所存在的种种严重弊端，使广大俄罗斯人民得到在苏联时期不可能得到的民主与自由，是政治制度迈向现代化的重大步骤。正是这个原因，在俄罗斯所形成的政治制度框架为多数政党与多数民众接受，从而使这种转型方向变得不可逆转，再恢复苏联时期那种政治体制已不再可能。在1999年的最后一天，叶利钦在辞职讲话中说：“我已经完成了我一生的主要任务。俄罗斯将永远不会再回到过去，俄罗斯将永远向前迈进。”这里讲的主要任务，就是指8年来的制度性转型，冲垮了苏联时期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与经济体制模式，形成了新的政治与经济体制模式的框架。

当然，我们讲俄罗斯政治制度转型取得重大进展，并不否认在俄罗斯形成的新的政治制度有着严重的局限性与不完善之处。在叶利钦执政时期，俄罗斯尚未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民主社会与民主国家，这主要表现在：一是俄总统权力过大，在很多方面实行的是“总统集权制”，不少重大政策的决定是由叶利钦个人作出，因此，往往带有叶利钦独裁的性质。①虽然在转型初期的特定条件下，“总统集权制”有其积极作用，如能较快结束俄罗斯“双重政权”局面，总统在稳定政局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但“总统集权制”也有明显的负面效应，难以使政府和议会充分发挥作用，严重影响三权分立体制的实施，容易出现决策失误，这也是导致俄罗斯政局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②二是政党政治很不成熟，政党过多，1999年12月俄议会选举获准登记的党派就有26个。在议会占多数的党派无权组阁，政党的作用受到制约。这样，使政党在决定国家重大方针政策方面难以发挥作用。三是俄公民在实现自己民主权利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很多民主权尚难享用。四是在私有化过程中形成的寡头，对政治的干预影响俄罗斯政府机构决策的民主进程，使宪法的执行受到制约，最终损害国家向民主政治制度转型目标的实现。关于这一问题，普京在2012年1月俄罗斯总统大选前发表的《民主与国家素质》 一文中指出，在叶利钦时期民主被寡头精英们侵占了，“在民主的大旗下，我们得到的不是一个现代国家”。

普京在两任总统期间，为了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强化国家权威，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化是不断加强的趋势。主要是因为在叶利钦时期存在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腐败盛行，贪污腐败和团伙犯罪已经达到创纪录的地步。普京认为，产生这些弊病的根源是国家的软弱无力。因此，普京在政治领域的整治政策是，加强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威，增强中央的集权。这也是普京每次讲话反复强调国家作用的基本原因。他在2001年发表的国情咨文中讲：巩固国家是战略任务。通过加强所有机构和各级权力机构来巩固国家。不解决这个关键问题，俄罗斯就无法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取得成就。[4]

普京为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提出的方针是，坚持整顿权力机构的秩序，并逐步实现国家现代化。这方面的主要任务是：完善政治制度；实际改善联邦主体的条件和建立发展俄罗斯的法律保障。

从普京执政8年的情况来看，在国家权力的整顿与建设方面取得了不少进展：调整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强化了联邦中央的权威，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加强了对新闻媒体的控制与引导，2001年4月26日俄国家杜马通过了《新闻媒体法修正案》；推进政党制度建设，2001年通过《政党法》；采取措施排除寡头对政治的干扰；加快司法改革，加强对腐败的打击力度；下决心加快行政机构的改革，目的是消除官僚主义、官员腐败和管理低效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普京在2002年4月18日发表的总统国情咨文中特别强调：执行权力机关的分支机构，仍然是集中的国民经济部门的指挥部，各部还在继续作出努力，使企业和组织在财政和行政方面服从于自己。由于限制经济自由发展，“人们都在用贿赂来克服种种行政障碍。障碍越大，贿赂数额就越大，收受贿赂的人的级别就越高”[5]。普京还透露，在俄电视征询的近50万居民的意见中，有3/4的人控告的是行政管理部门的肆意妄为。

普京在2004年3月15日凌晨当选连任后，同媒体见面时就强调：“我们要建立这样一种制度，以使任何官员也不能以国家利益为掩饰中饱私囊”。“对俄罗斯这样一个复杂、处于发展转折关头的国家，没有最高国家权力和管理机关是不可想象的。这将导致混乱。所有的人都将受害。这是不能允许的。”普京连任后，在谈到改革时，一再强调最首要的任务是进行强有力的行政改革，并且很快着手进行，对政府进行大改组，政府内阁成员由30个精简为17个，政府副总理由原来的4人减为1人。行政改革的目标不仅仅是为了从制度上来强化打击官僚腐败与提高管理效益，而且也是为了保证经济稳定发展与经济转型的顺利推进。十分清楚，任何一项经济转轨政策（哪怕是非常完善的政策）要取得效益，如果遇到行政体制的严重阻碍，那亦是不可能的。另外，在别斯兰人质事件后所进行的联邦主体领导人选举制度的改革，也是加强俄罗斯国家政权垂直领导的又一项重要举措，它将进一步加强中央政府的控制能力。

普京这八年在政治制度方面强化了以总统制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架构，根据本国国情形成了大大突出他个人作用的新权威主义下的宪政体制。由于普京强调集权与稳定，这一时期俄罗斯政治制度转型停滞不前。对此，2009年6月9日，曾是忠于普京的俄罗斯公正党领袖、联邦委员会主席米罗诺夫就公开声称，俄罗斯包括政党体制在内的许多民主机制已经不符合时代的要求。在政权党一党独大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治系统越来越停滞不前。[6]梅德韦杰夫在2008年当选总统后的第一个国情咨文中也指出：“我们的国家机关成为最大的雇主、最活跃的出版者和最佳制片人，它自己就是法院、政党和人民。这样的系统绝对是没有效率的，并且只会催生出腐败。它助长大众的法律虚无主义，违背宪法，妨碍创新型经济和民主制度的发展。”[7]这亦说明俄罗斯政治体系是没有效率的。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2009年9月梅德韦杰夫在题为《前进，俄罗斯！》 的纲领性文章中公布了国家新政方略。之后，梅德韦杰夫在不同场合公开阐述了政治现代化问题对俄罗斯的重要性。2009年11月，梅德韦杰夫在总统国情咨文中具体阐述了新政治战略付诸实施的计划，并在新政治战略概念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全面现代化”的理念。他还明确提出俄罗斯将以实现现代化作为国家未来十年的任务与目标。梅德韦杰夫指出：“我们将建立智慧型经济以替代原始的原料经济，这种经济将制造独一无二的知识、新的产品和技术，以及有用的人才。我们将创造一个有智慧的、自由的和负责的人们组成的社会，以取代领袖思考决定一切的宗法式社会。”就是说，21世纪俄罗斯现代化将以民主与自由的价值观和体制为基础。

接着，2010年9月9~10日，召开了俄罗斯雅罗斯拉夫尔国际政治论坛。该论坛由梅德韦杰夫倡导于2009年创立。俄罗斯现代化与民主标准问题是会议主题。梅德韦杰夫在会上发表了题为 《现代国家：民主标准和效率准则》 的讲话（以下简称为 《讲话》），在会议期间梅德韦杰夫与国际著名政治学者进行了对话（以下简称 《对话》）。在此论坛上他较集中地论述了有关现代化与民主及自由问题。他在 《讲话》 中说：“我不仅坚信作为管理形式的民主，不仅坚信作为政治制度形式的民主，而且坚信民主在实际应用中能够使俄罗斯数以百万计的人和世界上数以亿万计的人摆脱屈辱和贫困。”他还强调：“与人权一样，民主标准（实际上民主标准包括人权在内）也应该是国际公认的。只有这样，它才能成为有效的。”接着，梅德韦杰夫提出以下五条民主的普遍标准：

一是从法律上体现人道主义价值和理想。要使这些价值具有法律的实际力量，从而引导所有社会关系的发展，并以此来确定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向。

二是国家拥有保障和继续保持科技高水平发展的能力，促进科学活动，促进创新，最终生产充足的社会财富，使公民能够获得体面的生活水平。贫困是民主的主要威胁之一。不久之前，在改革第一阶段所导致的大规模贫困期间，“民主”这个词本身在俄罗斯获得了消极的意义。

三是民主国家有能力保卫本国公民不受犯罪集团侵犯。

四是高水平文化、教育、交流手段和信息沟通工具。自由民主社会，毕竟总是受过良好教育、有教养、有文化人的社会。俄罗斯从前在很多世纪中，在千百年间，走的是非民主的发展道路。正是在20世纪，在帮助所谓“普通老百姓”的旗号下建立了最恶劣的专政。21世纪是有教养的、聪明的，也可以说“复杂的”人的时代，他们自己掌握自己的才能，他们不需要那些代替他们作出决定的领袖、保护人。由“领袖们”指示“普通老百姓”应当如何生活和为什么生活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五是公民确信自己生活在民主社会。这也许是主观的，但却是极端重要的事情。每个人应该独立地对民主作出自己的判断。但是假如人们自己感觉不自由、不公正，那就是没有民主，或者是民主出了问题。政府可以不断地对自己的公民说，你们是自由的。但是，只有当公民本身认为自己是自由的，那时才开始有民主。

梅德韦杰夫在强调民主的普世性的同时，反对普京认同的“主权民主”的概念，他上台后，没有公开使用过“主权民主”的说法。梅德韦杰夫在 《对话》 中强调，民主是发展俄罗斯这个国家、这个庞大经济和政治系统的必要条件。他与学者谈到在俄罗斯推行民主进程中遇到的困难有：一是在俄罗斯转型初期，由于复杂与困难的政治及经济形势，当时大多数公民又不具有在市场条件下生活的素养，不得不集中精力于谋求个人生存之术，因此，当时的民主仅仅限于参加选举时投票。二是正是在那种形势下，新的统治精英很快学会了操纵选举程序，建立保障他们一直掌握政权的机制。而西方国家当时所关心的是制止在俄罗斯复辟共产主义制度，因此，并没有对俄罗斯推行民主化施加更多的压力。这样，就使得俄罗斯国家转型初期在民主化进程中出现很多缺陷，并且使威权主义抬头。三是广大民众还未作好准备。正如梅德韦杰夫在 《对话》中讲的，推行民主最大的困难是，广大民众总体上还没有准备好接受完整意义上的民主，没有准备好去亲身经历民主、去共同参与政治进程，并感觉到自己的责任。四是受历史传统的影响。梅德韦杰夫在 《对话》 中指出，俄罗斯千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民主。当我们国家是沙皇和皇帝执政的时候，没有任何民主。苏联时期也没有任何民主。也就是说，我们是有千年威权史的国家。人们习惯寄望于沙皇老爷，寄望于高层力量。

俄罗斯经历了20多年的转型，民主政治有了进展。在梅德韦杰夫看来，俄罗斯虽已是民主国家，存在着民主，但这种民主是年轻的、不成熟的、不完善的，还处于民主发展道路上的起点，因此，俄罗斯在这方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2009年9月10日，梅德韦杰夫在俄罗斯报纸网发表长篇文章，概述了他对俄罗斯未来十年的看法。他在文章中说：“效率低下的经济、半苏联式的社会领域、脆弱的民主、人口负增长的趋势以及动荡的高加索，这些即使对俄罗斯这样的大国来说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梅德韦杰夫的文章，对俄罗斯的现状做出了精确的“诊断”，并明确了未来的转型与发展方向。

梅德韦杰夫、普京都主张国家现代化，但由于持不同的价值观，因此在理解上有所差异。第一，有关国家现代化的含义与目标不同。梅德韦杰夫的现代化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的国家全面现代化，特别强调政治现代化，加速推进民主化的进程，而普京主要强调经济现代化。

第二，虽然梅、普都认为现代化的目标是富民强国，但含义不同。在梅德韦杰夫看来，“富民”应包括富裕的俄罗斯公民感觉到自己生活在民主国家里并享受充分的自由；“强国”的含义应包括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它的民主与自由应得到国际社会的公认。而普京的富民强国纲领主要着眼于经济。

第三，梅德韦杰夫在 《对话》 中强调，不论经济层面还是政治层面，要实现国家现代化，只有靠自由的人，那些感觉自己是自由的人，才能从事现代化建设。如果一个人畏首畏尾，束手束脚，怕国家，怕司法机关，怕竞争对手，怕生活，就不可能去搞现代化。只有自由的人才能做这件事。普京则更多从国家政策与技术层面来谈现代化如何实现的问题。

第四，梅德韦杰夫虽然也认为现代化的进程要视客观条件而定，但他总的来说主张加快推进现代化进程。他在《对话》 中说，政府以及我本人的任务，就是要加强现代化运动，我们确实不能原地踏步了。而普京则强调渐进地逐步推行，他在一次讲话中说：俄罗斯的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特别谨慎”。

第五，梅、普都认为稳定对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性，但普京往往更多顾忌因改革而影响稳定，而梅德韦杰夫则认为，虽然稳定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但必须通过改革才能有坚固的稳定。因为不进行改革就不可能消除阻碍俄罗斯现代化进程的腐败、官僚主义与效率低下等问题。

普京于2012年3月总统大选获胜后，如何认识其政治制度转型趋势，是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这次总统大选普京胜选并无悬念，但各政党竞争激烈，在俄罗斯很多城市出现了集会游行的街头政治。这次反对派发动了集会，实际上是多年来“去普京化”不断发酵的表现。“反普”有其深层次原因。

第一，很多人反对政治垄断，厌恶“普梅”两人的政治二人转，认为这种“王车易位”在看似不违宪的名义下践踏民主，是民主的倒退，不利于俄罗斯民主改革，也反映了俄民主制度的缺失，并体现了加强政治竞争性的政治诉求。俄不少人士还认为，普京团队的稳定结构，导致精英的流动性不强，削弱了政治参与的广泛度。可以说，这些看法与诉求在苏联解体20年来前所未有，也是政治民主化要求不断发酵的结果。

第二，与上述问题相关，俄罗斯不少民众对普京时期存在的威权主义政治模式，对一个国家依赖于某一个强权人物来主导，表达不满，认为这显然与民主政治是相违背的。

第三，严重的腐败问题得不到解决。这主要是由于官僚集权政治体制没有从根本上得以改变，反映在办什么事都要靠行贿，连妇女生孩子找产科医生亦得行贿。

第四，贫困差距拉大，俄罗斯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人处于贫困状态。

第五，国家现代化没有取得重要进展，长期以来俄罗斯经济发展过多地依赖于世界市场上能源价格的上涨。2009年，石油价格大幅度下跌，一下子使俄 GDP 下降7.8%。

总的来说，“反普”反映了相当一部分民众对民主政治改革的强烈诉求。同时也说明以普京为代表的政治精英们，尚未充分认识到公民的自我意识已经崛起，因而也没有主动与积极地去完善俄罗斯的政治民主制度。

从政治转型实现俄罗斯政治制度现代化的视角来看，普京面临的主要难题是民主政治改革。正如前面指出的，“反普”的根由是反对政治垄断，认为普京在践踏民主，因此，“反普”反映了部分民众对俄民主制度缺失的强烈不满与加强政治竞争性的政治诉求。总的来说，“反普”发酵告诉我们，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本世纪初期，人们关心的是生存问题，但物质生活条件明显改善后，就转而要求改革，特别是要求政治体制改革，开始关心政治问题，特别是关注民主、自由问题。这在高知群体和青年人中反映得尤为明显。参加“反普”的人员构成也可说明这一点，60％的参加者不到40岁，70％的人受过高等教育。从选举投票的地区来看，边远落后地区挺普力量大，远东等边远地区支持普京的一般为60％~70％，车臣高达99.7％，而莫斯科仅为49.2％。大富豪普罗霍罗夫（拥有180亿美元财产）在莫斯科的得票率为20.45％，超过久加诺夫居第二。在莫斯科大学投票的排行榜中，普京竟排在末位，只得87票，而名列第一名的是普罗霍罗夫。青年人选择了普罗霍罗夫，因为他本人就很年轻（46岁），选民愿意看到新面孔，防止国家再度集权化。

应该说，普京通过这次大选清楚地认识到，民众对政治垄断、威权政治的强烈不满，因此必须推进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的方向是进一步推进民主政治。普京应该考虑到，如果过去俄罗斯存在威权政治的空间，但现在人们越来越对威权政治、强人政治产生厌倦，威权政治的空间日益狭窄。据凤凰卫视2012年4月5日的采访，莫斯科市民谈不满普京原因时说：俄罗斯到该换人的时候了。所以，普京当选后，推进政治民主已成为必然，或者说，普京面对着不得不改的巨大压力。据俄罗斯时事评论网2012年2月6日报道，普京在会见政治家们时坦承，自己当选后最大的任务是在俄罗斯创建一种体制，使国家命运不会被1~3人左右。但普京在推进民主政治改革时强调，不可能一蹴而就，“要特别谨慎”。普京在竞选过程中发表的 《俄罗斯的民主制度》 一文中说：俄罗斯政治制度需要重塑，但不要指望外部模式。他坚持说，俄罗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在普京看来，如大步推行民主政治改革，会削弱强大的联邦中心与他个人的威权，并会影响普京依赖的已安插到70％的要害强力部门的要职人员的利益，而且稍有不慎会影响政局稳定。普京在上述文章中还说：“真正的民主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能仅在表面上复制。”但是，如果民主政治改革缓慢又将引起反对派的强烈不满，难以推动经济发展。所以，如何推进民主政治的改革，对普京来说，不能不说既是难题又是重大挑战。

至于俄罗斯政治制度转型的趋势，笔者认为，在今后一个时期普京仍将继续坚持以国家为中心的民主政治转型的路径，突出普京个人作用的威权主义仍是俄罗斯的主要政治形态。但同时要指出的是，随着改革的发展和各种关系的磨合，威权主义将逐步弱化，具有弹性与柔性。今后俄罗斯更可能朝符合现代化的政治制度方向发展，政治制度走向成熟化和法制化，从而走向现代化。在今后的转型过程中，政治进一步集权化，威权主义发展为普京独裁的可能性并不存在。因为经过20多年的转型，俄罗斯已经大致形成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框架。从国际背景来看，当前的俄罗斯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苏联根本不同。俄罗斯走向极权必然会遭到西方的反对。再说，俄罗斯如果把自己重新孤立起来，不融入世界，那么也难以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目标。

　　经济制度转型与国家现代化

苏联经济制度是构成斯大林—苏联模式的一个重要部分。构成这一模式的经济制度，其主要内容是：

从生产资料占有方式来看，苏联建立的公有制有两种形式：一是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全民所有制，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高形式；二是以集体农庄为代表的集体所有制，它是公有制的低级形式，应该尽快向全民所有制这一最高形式过渡。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高形式的理论，实际上并不来源于马克思主义，而是来源于斯大林主义。在国家所有制是全民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高级形式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在超高速工业化与全盘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加速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在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时，苏联从多种经济成分变成了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

从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可以看到，在国有制条件下，支配生产资料的不是社会的人，劳动者并没有取得他们用于集体劳动的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支配生产资料的是党、国家和斯大林。

从经济运行机制来看，是以公有经济为基础和以产品经济观为理论，建立起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模式相适应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

从在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实行的政策来看，是在强大的阶级斗争压力下，用强制乃至暴力的手段，实行称之为斯大林的超高速工业化与农业全盘集体化的道路。

从对外经济关系来看，苏联长期以来是半封闭的国家，60%左右的对外经贸合作是与经互会成员国进行的。苏联与经互会成员国的经贸关系实际上是其国内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的延伸，市场经济机制并不起作用，经济不是走开放式发展道路。这样，竞争机制基本上不起作用。因此，苏联对外经济关系发展水平大大低于西方一些国家。1988年，苏联对外贸易出口额占其 GNP 的7.7%，而这一年，世界贸易出口额就已占世界 GNP的21%以上。[8]

这种经济制度的主要弊端是：第一，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问题。第二，实行单一的所有制结构，排斥了经济多元化，国企成为政府的附属品，经济效益低下。第三，实行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使国家、企业与劳动者三者利益难以结合，从而制约了企业与生产者的主动性与创造性。第四，管理权限的高度集中化与管理方式的高度行政化，不可能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发展经济，必然排斥市场的作用，缺乏竞争，从而长期使产品质量不能提高，改变不了严重不合理的经济结构，造成严重的资源、人才与时间浪费，伴随浪费而来的则是低效率的经济，无法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由高速、低速、停滞到危机。2012年12月26日，普京与参加瓦尔代俱乐部会议成员对话时指出，苏联时期的主要问题是“经济的非市场化，缺乏竞争等等”。

斯大林时期确立的经济制度，不论从制度本身讲，还是从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来看，都是十分落后的，更谈不上是现代化的，亦不可能依赖这种经济制度实现现代化。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在这种经济制度下苏联长期无法改变落后的经济增长方式。这是苏联最后出现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长期以来，苏联经济的增长是靠大量投入新的人力、物力与财力达到的，是一种拼消耗、浪费型的经济，经济的发展主要不是依赖技术创新，因此远不是现代化经济。

苏联自20世纪30年代消灭失业后到80年代末，每年平均增加劳动力为200万人。基建投资不仅增长幅度大，而且增长速度快，它一般占国民收入的30%左右，约占国家预算支出的50%。基建投资增长速度快于国民收入增长速度，如1961~1987年，国民收入平均增长率为5.4%，而基建投资为5.6%。苏联生产每单位产品的物资消耗很大，如在70年代末，生产每单位国民收入用钢量比美国多90%，耗电量多20%，耗石油量多100%，水泥用量多80%，投资多50%。

20世纪70年代初，苏联经济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扭转已开始出现的速度下降趋势与提高经济效益。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使经济发展由粗放转向集约化。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正式提出经济向集约化为主的发展道路过渡。由于整个70年代至80年代初，苏联在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方面未取得进展，80年代又重新强调经济转向集约化的方针，1986年苏共二十七大又进一步确定“生产的全面集约化”、“整个国民经济转向集约化轨道”的经济发展方针。

苏联一直到1991年底解体，基本上仍是粗放经济，经济效益没有提高，如基金产值率继续下降，每卢布生产性固定基金生产的国民收入从1970年的55戈比下降到1990年的28戈比。80年代中期生产的切削机床的金属耗用量比美、日、德和法国同类新产品高1~1.5倍。经济增长方式反映了一个国家经济的综合素质。落后的苏联经济增长方式决定了它不可能实现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当发展经济的粗放因素（大量投入人力、物力与财力）日益受制约的时候，就不可避免会出现经济增长速度逐步下降乃至发展到危机。

实行高度集中的指令计划经济，加上片面大力发展军事工业，造成经济结构严重畸形，从而严重影响了苏联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长期以来，苏联市场紧张，一直被称为“短缺经济”。1950年苏联居民年均肉消费量比1913年少3公斤，粮食少28公斤。[9]1952年，英国工人每小时的收入所购买的食品数高于苏联3.6倍，美国则高5.5倍。[10]到苏联解体前夕，市场供应越来越紧张，市场上真是“空空如也”。

在上述背景下，俄罗斯民主派执政后加速经济制度转型是一项十分急迫的任务。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后期，经过激烈争论，“大多数政治力量和居民在必须进行自由化和向市场经济过渡方面实际上已达成共识”[11]。人们普遍认识到，只有向市场经济过渡，才是唯一的选择。俄民主派在确定以建立市场经济模式为改革方向之后，总结过去改革的教训，决定改变过去把改革停留在口头上、纸上的做法，而是采取实际行动，快速向市场经济过渡，以此来解决当时俄罗斯面临的依靠传统体制根本无法解决的严重社会经济问题。这说明，当时俄罗斯“转轨进程启动缘于人们越来越确信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已经走到了尽头”[12]。

1992年1月2日，俄罗斯实行“休克疗法”式激进转型。通过激进式经济转型，俄罗斯很快就冲垮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笔者认为，俄罗斯1996年形成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要表现在：

1.1996年俄罗斯以转让国有资产为主要内容的大规模的产权私有化，已基本结束。私有化企业在俄罗斯企业总数中的比重与其生产的产值占全俄 GDP 的比重，分别约为60％与70%。就是说，通过私有化，打破了国家对经济的垄断，形成了私营、个体、集体、合资、股份制与国有经济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多元化格局。俄罗斯的一些政要还认为，通过私有化较顺利地实现了其政治目标：一是铲除了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经济基础，使经济体制转型朝向市场经济体制模式变得不可逆转；二是培育与形成了一个广泛的私有者与企业家阶层，成为新社会制度的社会基础。

2.按西方国家模式，构建了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宏观调控体制：在银行体制方面，俄罗斯建立了以中央银行为主体、商业银行与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二级银行体制。通过立法，明确了中央银行的独立地位，实行利率市场化。

在财税体制方面，俄罗斯通过改革使国家财政向社会共同财政转化，缩小财政范围。财政职能转变的重点是两个：一是财政作为政府行为不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主要是解决市场不能满足的一些社会公共需要；二是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方式由以直接行政方法为主转向间接经济方法为主，因此，要强化财政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通过实行分税制，在联邦预算中建立转移支付项目。联邦、联邦主体和地方三级税收体制基本上已建立。

在外汇管理方面，由刚开始实行的自由化转向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3.确立了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方向。俄罗斯在这一领域的改革是朝以下方向进行的：一是逐步放弃国家包揽一切的做法，实现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多元化；二是在处理社会公平与效率的相互关系问题上，重点由过去的公平而忽视效率转向效率兼顾公平。

4.在经济建设法规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制定了大量的法规。

但应看到，叶利钦时期形成的市场经济框架，是极其不成熟的。由于俄罗斯市场是在苏联经济的行政命令体制崩溃过程中产生的，产生于强大的国家体制削弱与瓦解过程中，这样，国家调节市场的能力很差，加上在市场形成过程中，充满着政治斗争，这使得市场经济运作中出现无序、混乱、经济犯罪和影子经济。

叶利钦时期的经济制度转型，并没有使俄罗斯摆脱经济困境，而是给人民生活带来了很大困难，为此，叶利钦在辞职讲话中，“恳请大家原谅”。他说：“我苦思该采取何种举措来确保国人生活得安逸，哪怕是改善一些。在总统任期内，我再没有比这更重要的施政目标了。”

1992~1999年的8年中，俄罗斯经济除了1997年和1999年分别增长0.9％和5.4%外，其他6年都是负增长，1992年 GDP 下降14.5％，1993年-8.7％，1994年-12.7％，1995年 -4.1％，1998年-4.6％。经济转型以来，俄罗斯GDP 累计下降40％。

很明显，俄罗斯经济转型，从制度建设来看，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从经济发展来看，改革是不成功的。叶利钦时期的经济转型，不仅没有达到振兴经济的目标，反而使经济出现了严重的转轨危机。对此，博戈莫洛夫说，“在政治方面，这个时代推动了我们前进，但是，在经济方面，我们走的是一条通向灾难的道路”[13]。

2000年普京上台后，继续实行“自由经济”政策与发展方针。他强调的战略是，通过政治上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与加强中央权力，保证俄罗斯实现市场经济的改革。1999年11月普京就明确地说：“我相信，只有市场经济能让我们实现目标。政府必须把市场经济改革一直进行下去，直至市场经济能够全面运作时为止。”2000年1月18日，普京在新一届杜马的讲话也表示了俄罗斯将广泛实施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他敦促国家杜马批准久拖未决的土地私有化。同时，普京强调，这种市场经济不是像叶利钦时期那样的野蛮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是文明的、建立在法律与平等竞争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这也是一种符合市场经济一般原则要求的“自由经济”。普京认为，在保持强有力的中央政治控制下推行“自由经济”，可使市场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取得最佳效果。

这里要指出的是，有关实行“自由经济”的改革与发展方针，是普京反复强调的一个基本观点。他在2000年的总统国情咨文中说：“我们极为重要的任务是学会利用国家工具保证各种自由：个人自由、经营自由、发展公民社会机构的自由。”[14]“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减少行政干预，增加经营自由——生产、买卖和投资的自由。”[15]2001年7月，普京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讲：“我们明白俄罗斯努力方向是什么，即追求经济的自由化，杜绝国家对经济的没有根据的干预。我要说明一点：只是杜绝没有根据的干预，不是完全取消国家的调节职能。”[16]经济自由化或自由经济，是普京的一贯思想，至今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

普京为了实现其“自由经济”的改革方针，针对叶利钦时期存在的问题，特别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加强国家对经济的调控。这一点，普京在其《千年之交的俄罗斯》 一文中指出：“俄罗斯必须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建立完整的国家调控体系。这并不是说要重新实行指令性计划和管理体系，让无所不包的国家从上至下为每个企业制定出工作细则，而是让俄罗斯国家成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力量的有效协调员，使它们的利益保持平衡，确立社会发展最佳目标和合理参数，为达到这一目的创造条件和建立各种机制。”他还强调：“在确定国家调控体系的规模和机制时，我们应遵循这一个原则：‘需要国家调控的地方，就要有国家调控；需要自由的地方，就要有自由。’”[17]

第二，在经济转轨的方法上，今后“只能采用渐进的、逐步的和审慎的方法实施”，切忌90年代机械搬用西方经验的错误做法，强调俄罗斯必须寻觅符合本国国情的改革之路。

第三，重视社会政策。普京强调：“对俄罗斯来说，任何会造成人民生活条件恶化的改革与措施基本上已无立足之地。”因为，俄罗斯国内出现了十分普遍的贫困现象。1998年初世界人均年收入大约为5000美元，而俄罗斯只有2200美元，1998年金融危机之后，这一指标更低了。普京还指出：俄罗斯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是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政府应制定新的收入政策，新政策的目的是在增加居民实际收入的基础上确保居民的富裕程度稳步提高。这几年来，普京十分重视职工工资与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提高。

第四，反对重新国有化。

第五，要有经济发展战略。过去没有切实可行的长期的经济发展战略，对此，普京强调，为了使俄罗斯有信心走出危机，走向振兴之路，增强国内凝聚力，需要制定经济发展战略。

普京执政8年，俄罗斯各领域中的消极因素日益得到抑制，政治秩序混乱、无序状态有了根本性的好转，加上多年来经济发展保持了良好的态势，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改善，8年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70％，年均增长率为6.9％。

在总结普京执政期间经济转型特点时，笔者不赞成简单地归结为“可控的市场”。有人甚至把“可控的市场”称为普京构建的可调控的市场经济模式。如果说得简单一点，所谓“可控的市场”，它是针对叶利钦时期失去国家调控的无序的市场经济而言的。可调控的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苏联围绕如何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早就争论过，当时就有人不赞成用这个概念，因为任何市场经济都是可以也应该得到调控的。笔者认为，“可控的市场”是普京根据俄罗斯的具体情况在特殊历史时期所推行的一种特殊政策。所以，把“可控的市场”视为一种经济体制模式，或视为俄罗斯经济发展道路，这些提法需要斟酌。

2008年5月7日梅德韦杰夫正式成为俄罗斯第三任总统，8日普京被俄国家杜马批准为政府总理。这样，“梅普政权”正式形成。为了使普京执政时期的经济转型政策继续下去，加快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普京在其离任前的2008年2月8日，在俄罗斯国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 《关于俄罗斯到2020年的发展战略》 的讲话（以下简称 《发展战略》）。可以说，这为俄罗斯今后12年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定了大的框架。如果从经济转型视角来看，该《发展战略》 与普京执政8年期间相比，更加突出以下几个相关联的问题：

（1）经济实行创新型发展。普京强调，这是俄罗斯“唯一的选择”，“创新发展的速度必须从根本上超过我们今天所有的速度”[18]。

（2）增加人力资本投入。普京讲：“要过渡到创新发展道路上去，首先就要大规模地对人的资本进行投资。”[19]“俄罗斯的未来，我们的成就都取决于人的教育和身体素质，取决于人对自我完善的追求，取决于人发挥自己的素养和才能。”“因此，发展国家教育体系就成了进行全球竞争的一个要素，也是最重要的生活价值之一。”[20]为此,俄罗斯计划用于教育与医疗卫生的预算支出占 GDP 的比重，分别由2006年的4.6%、3%增加到2020年的5.5%~6%、6.5%~7%。同时，普京强调科研的重要性，要为科研活动创造良好的环境。另外要着力解决住房问题，提高医疗卫生水平。

（3）积极发展高新技术，因为这是“知识经济”的领航员。普京认为，俄罗斯今后重点发展的高新技术主要是：航空航天领域，造船业和能源动力领域，还有信息、医疗和其他高新技术领域。

（4）调整经济结构。普京说，尽管最近几年俄罗斯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经济并未摆脱惯性地依赖于能源原料的发展版本。俄罗斯也只是局部地在抓住经济的现代化。这种状况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俄罗斯不断依赖于商品和技术的进口，导致俄罗斯担当世界经济原料附庸国的角色，从而在将来使俄罗斯落后于世界主导经济体，把俄罗斯从世界领头人的行列中挤出去。[21]

（5）普京的战略是重点发展有竞争的市场经济。为此，在 《发展战略》 中规定：最大程度地减免公司和居民的税收；创造条件发展中小型私营企业；减少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必须消除对经济的过分挤压，这种挤压成了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阻力；推行行政体制改革，提高政府绩效。

从经济转型视角来看，《发展战略》 已提出俄罗斯通过创新实现经济现代化的构想。但作为俄罗斯新政治战略重要内容的经济现代化，也是在2009年11月梅德韦杰夫发表的总统国情咨文中提出的。

在俄罗斯转型20多年期间，它的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梅德韦杰夫总统在 《前进，俄罗斯！》 一文中指出：“我们大部分企业的能源有效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低得可耻。这还不是很糟糕。最糟糕的是，企业经理、工程师和官员们对这些问题漠不关心。”2010年1月13日，俄罗斯联邦工商会会长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在一次会上讲：“俄罗斯每生产一吨钢，要比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多消耗两倍的电力，每生产1吨化肥要比阿拉伯国家多耗费5倍的电力。”俄罗斯自前苏联时期起就在各项社会经济指标上与世界先进国家有较大差距，如今这一差距正越来越大。俄罗斯的能源效率是日本的1/18，各经济领域的劳动生产率是先进国家的1/4到1/20。农业产出率则比遍地石头且缺少阳光的芬兰还要低一半。效率是如此之低，这导致俄罗斯一方面濒临由外而来的脆弱边缘，另一方面又濒临国内社会不满爆发的边缘。[22]普京于2012年1月30日在俄 《新闻报》 发表的题为 《我们的经济任务》 一文中指出：“俄罗斯的劳动生产率为发达国家的1/3或1/4。”

至于经济发展模式，俄罗斯独立以来一直在努力从资源出口型，向以高新技术、人力资本为基础的创新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但并未取得多大进展。梅德韦杰夫总统在上面提到的那篇 《前进，俄罗斯！》 一文中指出：“20年激烈的改革也没有让我们的国家从熟悉的原料依赖中摆脱出来。”“简单的依靠原料出口来换取成品的习惯导致了经济长期的落后。”他还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应不应该把初级的原材料经济……带到我们的未来？”目前，俄罗斯能源等原材料出口占出口总额的80%左右，高科技产品出口不仅数量少，而且逐年下降。2004年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世界的比重为0.13%，这一比例比菲律宾少67%，比泰国少78%，比墨西哥少90%，比马来西亚和中国少92%，比韩国少94%。目前，俄高新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1％，而美、日、德分别为36％、30％与17％。普京也指出，至今，俄罗斯与苏联一样仍是原料型经济，在国际劳动分工中处于能源与原料供应国地位。[23]鉴于上述原因，俄罗斯经济现代化的主要问题是要着力解决由资源型向创新型转变。

梅德韦杰夫在 《前进，俄罗斯！》 一文中说：“除了少数例外，我们的民族企业没有创新，不能为人们提供必需的物质产品和技术。他们进行买卖的，不是自己生产的，而是天然原料或者进口商品。俄罗斯生产的产品，目前大部分都属于竞争力非常低的产品。”俄罗斯“依靠石油天然气是不可能占据领先地位的”。“再经过数十年，俄罗斯应该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她的富强靠的不是原料，而是智力资源，靠的是用独特的知识创造的‘聪明的’经济，靠的是最新技术和创新产品的出口。”为此，梅德韦杰夫提出，今后一个时期要在高效节能技术、核子技术、航天技术、医学技术与战略信息技术五个战略方向展开工作，并在莫斯科近郊科尔科沃建立类似“美国硅谷”那样的高科技园区。

实现上述转变的必要性十分明显，但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俄罗斯现代发展研究所所长伊戈尔·尤尔根斯指出：俄罗斯“现代化、摒弃原料经济向创新型经济发展的过程过于缓慢”[24]。之所以缓慢，有多种原因。

俄罗斯企业缺乏创新的积极性。目前只有10%的企业有创新积极性，只有5%的企业属于创新型企业，为此，普京提出到2020年这一指标应提高到25％，即达到欧洲平均水平。俄罗斯面临着难以解决的矛盾：一方面反复强调要从出口原料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过渡到创新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另一方面，发展能源等原材料部门对俄罗斯有着极大的诱惑力与现实需要。设备陈旧，经济粗放型发展，竞争力差，这些是老问题又是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解决的问题。为了优化经济结构，就需要大量增加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能力的经济部门和高新技术部门的投资。据“俄罗斯现代化改造和创新道路上的障碍”一项调查报告得出的结论，俄罗斯创新道路上面临的主要制约因素是官僚主义、不完善的法律环境和缺乏对投资商的保护，以及项目融资的困难。因此，有人提出俄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在社会领域，即确保法律公平，严厉打击腐败与维护社会正义。在一个腐败丛生的国家要实现经济现代化是很难的。

简要结语

我们根据以上从政治经济制度转型与俄罗斯国家现代化关系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看法：

第一，在这20多年里，俄罗斯政治与经济制度的转型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但是并不能认为已结束了制度转型。2008年普京谈到俄政治制度时曾尖锐地指出：“国家机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官僚化的、腐败的制度，它没有谋求积极的动力，更谈不上有谋求急速发展的动力。” “国家管理的一个主要问题依然是权力过分集中。”普京提出，“政府应该成为提出思想、制定战略规划的智囊中心。” “而不是一个劲儿找无关紧要的细节，在鸡毛蒜皮上下功夫。”[25]在行政体制方面最为突出的一个问题是腐败严重。普京对此作了以下描述：“要是看一下，联邦中央在地方上的机构，它们在地区和地方机构的支持下都在干些什么，简直要吓一跳。直到现在，要开创个自己的什么事儿，一连几个月都办不到。无论到哪个机构：到消防站、到医疗点、到妇科大夫那里，无论是你要找个什么人，到处都要带着贿赂去，简直是太可怕了！”[26]普京第三次当选总统后不久，俄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米·戈尔什科夫院士在访华所作的报告中指出，在对俄罗斯今天是否已成为民主国家所做的社会调查显示，只有25％的受访者认为是，52％的受访者否定。俄罗斯经济制度同样是极不完善的，离文明的符合现代化要求的市场经济还有很大差距，经济垄断性强，缺乏平等竞争，国家对经济干预过多，对经济的过分行政挤压，在国家公司起作用的往往不是市场机制，而是人为的管理原则，造成俄罗斯经济的效率低下。2004年俄著名学者阿甘别基扬院士指出，如果要达到文明、有效的市场经济需走60步的话，现在俄罗斯只走了15步。至今又过了8年多，算又走了15步，那还有30步要走。当然这是形象的比喻，但说明俄罗斯远未形成现代化的市场经济。[27]

第二，俄罗斯国家现代化的进程取决于制度转型进程。我们在本文一开始就强调指出，这两者是同一个过程，并行不悖。所以笔者曾指出，像原苏东、中国等转型国家，在转型的过程中，都要集中解决以下7个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问题：（1）经济运营机制从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2）转变经济增长方式；（3）改变经济发展模式；（4）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5）实现政治民主化，建立法治国家；（6）转变文化、观念与意识形态，即实现人的现代化；（7）处理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成为开放性的国家，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以上问题的解决，只能通过制度转型才能实现，而随着这些问题的解决，也就达到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最终目标。

第三，阻碍俄罗斯实现国家现代化目标的远不只是传统政治与经济制度，还有诸如社会、文化与意识形态等因素。正如俄学者指出的：“构成现代化政策的阻碍因素包括：政府威信太低，主张现代化的国家领导人支持率下降，对整个国家机构不信任；民众和政府缺乏共同利益，没有能够把所有人团结在一起的共同社会理想；公民和政府机关之间的客户—保护人关系；缺乏现代化精英。只有改变这些要素才能形成现代化必需的潜力。建立有效的社会经济秩序，使创新成为需要，是顺利实施现代化的主要条件之一。”[28]

注释:

①叶利钦的独裁与斯大林时期的独裁有着很大区别，前者更多的是为了控制各种权力机关，不是针对广大民众，尽量给予民众民主自由；后者是对所有不同政见者加以镇压，直至在肉体上加以消灭。

②叶利钦在8年里，撤换了7个总理、9个财政部长、6个内务部长和3个外交部长。

参考文献：

[1][4][5][14][15][16][17][18][19][20][21][25][26]普京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602、271、607、81、86、373、13、677、677、678、676-677、682、683.

[2] 陆南泉等.苏东剧变之后——对119个问题的思考.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25.

[3] 潘德礼.列国志——俄罗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159.

[6] Серг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Миронов.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монополизм противопоказан России//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9июня2009г.

[7] Послание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РоссийскойФедерации,5ноября2008г, http://www.kremlin.ru/transcripts/1968.

[8] 陆南泉.苏联经济简明教程.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12.

[9]1970年苏联国民经济.莫斯科，1971：561.

[10] 转引自左风荣.致命的错误——苏联对外战略的演变与影响.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155.

[11] 科萨尔斯等.俄罗斯：转型时期的经济与社会.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59.

[12] 格泽戈尔兹·W.科勒德克.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3.

[13] O.T.博戈莫洛夫.俄罗斯的过渡年代.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2：113-114.

[22][28]伊·弗·拉季科夫.俄罗斯社会怀疑心态对现代化进程的阻碍.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2）.

[23] 新闻报，2012.1.30.

[24] 俄罗斯报，2010.4.14.

[27] A.阿甘别基扬.俄罗斯社会经济发展.莫斯科，2004：231.

（作者简介：陆南泉，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网址：俄罗斯转型与国家现代化问题研究 http://c.mxgxt.com/news/view/243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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