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季冰：娱乐、明星与政治

天性乐观的美国人总是能够把庄严变成娱乐，把仪式变成派对；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将言论自由奉为圣经的美国，完全市场化的娱乐工业却反而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有意为之的宣传机器更有效地向民众传达着“主旋律”价值观。这绝非像我国一些阴谋论者相像和羡慕不已的那样，仿佛美国统治阶级及其把持的政府在民意操控方面多么高明。其实，它的逻辑是如此简单：这反映了美国价值观是多么坚实稳固，多么深入人心，多么为美国人民所深信不疑。

虽然1月21日的总统就职典礼难以再现奥巴马2009年首次就任美国总统时的盛况——当时涌入华盛顿的参观者达到创纪录的180万人，争相一睹美国历史上首位黑人总统的风采，但今年仍然有70至80万人从全国乃至全球各地来到华盛顿特区，观礼周一的总统就职典礼和巡游。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为了亲身体验这场“民主盛典”，不得不在严寒中排很长时间的队，并且还得忍受摩肩接踵的拥挤。

美国宪法规定，总统任期从1月20日开始。但如果1月20日这天像今年这样恰逢周日，那么按照惯例，总统就职庆典的公众活动将顺延至周一举行。因此前一周日（1月20日），在白宫举行的一个非公开仪式上，奥巴马已正式宣誓就任美国总统。而周一（1月21日）的公开宣誓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已经变成了一场专为面向上述那么多亲临华盛顿以及电视机前更多的热情民众而举行的具有浓重表演意味的仪式。

歌手詹姆斯·泰勒(James Taylor)在奥巴马发表就职演说前献唱了一曲《美丽的阿美利加》(America the Beautiful)，而当天后级巨星碧昂斯(Beyonce)在总统演讲结束后以自己的方式献唱美国国歌《星条旗永不落》（The Stars and Stripes Forever）时，整场演出达到了高潮。

比之4年前华裔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领衔的演出，今年就职典礼的音乐表演呈现出某种更为轻松与欢乐的氛围，这与当下笼罩在美国上空的惨淡的政治经济阴霾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一

这段时间我国的舆论热点之一便是娱乐明星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先是台湾歌星伊能静在个人微薄上发声支持《南方周末》，近日又爆出香港笑星周星驰和曾经的艳星彭丹分别当选广东和甘肃两省政协委员。这些拥有巨大眼球效应的新闻在各个层面上都引发了广泛而激烈的争论，关于这个问题，本文将在以后的部分继续讨论。

其实，类似的问题在美国同样存在。而且，由于美国的娱乐工业更为发达、意识形态方面的限制和禁忌更少，因而就单个的明星而言，他们参与政治实践所引起的争议可能不如我们这里的“伊能静事件”，但就整体来说，美国娱乐业及娱乐明星对美国政治的影响要远远超过我们这里的程度。

一般来说，美国的学术、传媒（尤其是报纸）、文化和娱乐界传统上历来左倾，在政治上支持民主党自由派。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经常会有U2这样的超级巨星主动前来义务捧场，因而常常变得像摇滚乐演唱会。而作为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奥巴马更是无比幸运地集万千宠爱于一身。

在去年9月于华盛顿举办的一场演唱会上，美国流行音乐天后麦当娜（Madonna）曾因误称奥巴马为“黑人穆斯林”而引发不小的争议。她在那次演唱会上发表了措辞激烈的演说：“如今，一想到一位非裔美国人在白宫当总统，我们就无比兴奋……在白宫有一位黑人穆斯林……这意味着这个国家充满希望，奥巴马正在为同性恋争取权利，所以支持这个人吧……”

麦当娜事后发表声明，称谈及奥巴马的宗教信仰是轻率之举。但同时又说：“我是在舞台上进行反讽。是的，我知道奥巴马不是穆斯林，但这个国家的许多人认为他是。”

54岁的“娜姐”一直高调支持奥巴马，2008年秋天，刚刚离婚的她在波士顿演唱会上将自己的低落情绪抛到一边，却号召粉丝们为奥巴马投票。而在去年，有一次演唱会上她甚至在数万观众面前脱掉裙子，露出腰臀部上事先写好的“Obama”（奥巴马）字样。

著名的好莱坞更是宣传美国自由派政治理想的急先锋，有评论家很具洞见地指出，好莱坞大片中的黑人总统形象早在十多年前就已出现。事实上，这在潜移默化中为美国民众接受一位真实世界里的黑人总统作好了心理铺垫。

但那些家喻户晓的好莱坞明星们的政治热情并不至于“宣传”，事实上，无论是2008年那次还是去年的大选，他们都为奥巴马的当选立下了汗马功劳。不说别的，只看看他们是如何利用自身的明星魅力为民主党募集选战经费的，便能认识到他们的政治能量——去年，作为第一夫人的头号拥趸，华纳兄弟(Warner Brothers)主席巴里·迈耶(Barry Meyer)为米歇尔·奥巴马（Michelle Obama）举办了一场入场费为 2500 美元的募捐会；著名制片人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也为奥巴马筹得240 万美元，其募捐会入场费高达 35800 美元；5月，超级巨星乔治·克鲁尼（George Clooney）的筹款晚宴为奥巴马团队募得资金 1500 万美元；斯派克·李（Spike Lee）、《欢乐合唱团》创始人瑞恩·墨菲（Ryan Murphy）和其他演艺明星也举办了多场类似活动……

二

但在世界上更多地方，如同我们这里“伊能静事件”所揭示的现实一样，娱乐明星参与政治的更多结果往往是难以平息的争议，他们本人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2012年8月17日，俄罗斯法院判决该国女子朋克乐队喵咪造反（Pussy Riot，pussy在英语里有“少女”、“小猫”或“阴道”等多个含义）的三名被告人纳迪娅娜杰日达·托罗科尼科娃（Nadezhda Tolokonnikova）、玛利亚·阿列希娜（Maria Alyokhina）和叶卡捷琳娜·萨穆采维奇（Ekaterina Samutsevich）在莫斯科救世主大教堂的表演带有宗教仇恨，流氓罪罪名成立，各判处两年监禁。

这是普京再一次就任俄罗斯总统后最具争议性的司法案件之一，判决当日，法院门口聚集了500多个民众，其中既有有支持Pussy Riot的，也有反对的。而在同一天，全世界60多个城市都发生了声援Pussy Riot的示威活动。

救世主大教堂历史上一直是俄罗斯东正教最神圣的教堂，它于斯大林时代被毁。苏联解体后，救世主大教堂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重建，并于2000年8月19日竣工。在2011年救世主大教堂被毁80周年之时，这里曾发生过一次大规模反普京示威。

2012年2月21日，刚刚成立半年的Pussy Riot乐队走进莫斯科救世主大教堂，5名成员戴着面具，打开扩音设备，大胆地唱起题为《圣母玛利亚，把普京赶走》的歌曲。这次表演的视频后来被发布在互联网上，立刻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俄罗斯法院一再强调：对Pussy Riot的判决是由于她们“煽动宗教仇恨”、“冒犯人们的宗教感情”以及“超越道德底线”，而决非政治因素。但判决仍然在俄罗斯国内以及西方世界出发了新一轮反普京思潮，严重破坏了普京本就不佳的政治形象，欧美各界更是一边倒地谴责这一事件视为政治迫害和队言论自由的压制。

欧盟负责外交政策的委员凯瑟琳·阿什顿女士(Catherine Ashton)说，判处她们两年徒刑“太重”，这加大了对俄反对派活动分子的恐吓。她还宣称：“鉴于有关该乐队成员被关押时遭虐待的报道以及审判存在不规范之处的传闻，这一判决令人质疑俄罗斯是否尊重公平、透明和独立的法律程序。”美国发言人乔希·欧内斯特（Josh Ernest）发表声明说：“我们理解这个乐队的行为冒犯了一些人，但我们对俄司法系统对待这些年轻女性的方式深感担忧。”德国总理默克尔认为判决“过于严厉”，并且“不符合欧洲法治和民主价值观”。英国外交部国务大臣阿利斯泰尔·伯特（Alistair Bert）则说，判决令人“对俄罗斯保护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承诺产生怀疑”。

法国媒体甚至将俄罗斯法院对Pussy Riot的判决与苏联时代残暴的文化专制等同起来……

欧美娱乐界的大腕明星麦当娜和小野洋子(Yoko Ono) 、布赖恩·亚当斯（Bryan Adams，歌星）和伊莱贾·伍德（Elijah Wood，参演过《指环王》的演员）等相继发表言论指责俄罗斯当局，力挺Pussy Riot。麦当娜尤其发挥了令人钦佩的作用，在去年秋天举行的莫斯科演唱会上，麦当娜戴上巴拉克拉瓦帽，在背上写上这支乐队的名字……

在俄罗斯国内，反对派顺理成章地将此案描述为前克格勃特工普京对抗议者实施的镇压行动的一部分。判决当日，反对派人士阿列克谢·纳瓦尔内在法院外表示：“她们进了监狱，这是普京的报复行动。判决结果是由普京钦定的。”

东正教教廷随后主动出面，发布官方声明请求法院怜悯和宽容Pussy Riot的行为；为了缓和舆论压力，同时撇清自己与案子的关系，甚至连俄罗斯现任总理梅德韦杰夫都在电视讲话中公开表示他认为应该释放三名女子，“缓刑，再考虑到她们（已在狱中）度过的时间，已经完全足够让她们反省自己出于愚蠢或者其他原因而做出的举动”。

但俄罗斯法院方面依然不为所动，除30岁的叶卡捷琳娜·萨姆采维奇在去年10月被释放外，法院对她的两名同伴仍然维持原判。据说，很多信教的俄罗斯人确实被Pussy Riot的表演激怒了。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只有6%的俄罗斯人同情她们，51%的人对她们没有好感，甚至有些恼怒或敌视，其余的人则对此无动于衷。但相反的报道说，独立民调显示，多数俄罗斯人并不认同政府严厉惩罚该乐队的做法，只有不到一半（44%）的俄罗斯人认为针对Pussy Riot的审判是公平的。

这一事件中身份尴尬的另一个主人公普京总统在法院判决前曾多次表示，他无意在此案中对法院施加影响，他甚至在判决前公开表示没有必要“如此严厉地”审判她们。去年夏天，普京在奥运会期间访问伦敦时说：“如果这些女孩在以色列亵渎了一些东西，那里的人也许根本就不会放她们走……或者如果在高加索，玷污了哪个宗教圣地，我们也许都来不及保护她们。”但他又说：“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她们不应受到如此严厉的审判。”“我希望法院能作出正确而有依据的判决。”

不过，也许是出于反击西方政界和媒体连篇累牍的舆论攻击的缘故，到了去年10月份，普京显得有些恼怒地改口称西方媒体“十分虚伪”。他略显强词夺理地辩驳，这三名妇女被投入监狱，西方人就谴责，而《穆斯林的无知》的制作者纳库拉·贝兹利·纳库拉（Nakula Bazely Nakula）也被收监时，他们却缄默不语了。纳库拉是埃及出生的科普特裔美国居民，据认为是一位作家和制片人，他制作的上述影片去年9月在世界许多国家尤其是伊斯兰国家引发了暴乱和抗议活动。他现在被拘押在美国，因为涉嫌违反假释规定而面临最高3年的刑期。普京还把“猫咪造反”事件与俄罗斯新法西斯主义组织的活动相提并论，俄罗斯的新法西斯主义组织在超市和购物中心张贴海报，呼吁驱逐犹太人和外国工作人员。“他们还应被判犯有社会骚乱罪。你真的希望支持这种行为？那么为什么不支持那个制作电影、被投入监狱的那个男人”？

三

在美国，塑造人们精神世界、道德价值和政治观念的主要有以下三大力量：首先是宗教，其次是联邦最高法院对于宪法作出的解释（通常形式是对各级议会通过的法案的合宪案例判决），最后便是以好莱坞为代表娱乐工业。

然而，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尽管教会的意见和法院的违宪判决也经常引起全社会的空前争论，但从来没有人质疑过这两者在政治问题上的发言权问题。唯独娱乐明星，他们那些不成熟的政治表态本身经常遭致严肃人士的嘲讽和抨击。换言之，人们并非像反对宗教人士和法律人士的政治主张那样反对明星们的政治表态的内容，人们其实是认为，那些哗众取宠的明星们没有资格就需要高度专业水准的政治问题大放厥词。

这种逻辑，也是我从我们这里的这次“伊能静微博事件”中看到的貌似理性的论调中最广泛的一个。我吃惊地发现，许多人振振有词地说，这位年纪轻轻的台湾美女应该将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演艺事业上，而不是瞎掺和复杂的大陆政治；另一些人甚至指责她这么做，是明显的“炒作”，为了牟取其他更多的利益。

我并非伊能静的粉丝（虽然我在少年时代曾是她的师傅刘文正的狂热粉丝），我也不认为以她的年龄、学识及经验，伊能静能够正确和深入地探讨中国大陆的新闻自由及其它问题，至于她的为人则更不了解，亦无兴趣打听。然而有一个简单的是非是必须要一再强调的：一个人是否有权利就国家的政治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与他（她）的意见是否有价值，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回事。至于其评论国家政治的动机，那就更不应该是我们关心的重点了。假如一个公民因为在参政议政方面的“能力”不足，便自动失去了参政议政的“资格”，那么，这一荒谬逻辑的结果必然是：我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将无权过问政治，因为我们既非政治家，也没在大学里学过政治学专业。

娱乐明星有时的确可能利用其对粉丝的个人魅力对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政治选择产生强大影响，而由于明星们本身并非搞政治专业，所以他们在政治的立场和观点也的确经常是轻率甚至带有明显误导性的，然而，这就能够成为要求他们在政治问题上噤声的理由吗？政治是一个社会的公共领域，因而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天然的不可剥夺的参与权。至于评论政治的资格，则就算这个社会之外的任何人都是天然享有的。

退一步说，经验告诉我们，事实上，在一个自由选择的社会里，哪些人在政治问题上的眼光和见解更有道理、更正确，与他们从事的专业或许有关，但决非对等关系。因为政治既复杂，又牵涉到无处不在的利益，因而它不可能是一门像数学和物理学那样纯粹客观的知识。特别是在今日这样一个既得利益横行、价值混乱的中国社会，如果你说一个从事宣传工作的官员比伊能静更有资格客观公正地讨论新闻专业问题，至少我这个新闻工作者是绝对不会相信和同意的。相反，只有出现更多的伊能静，我们的新闻专业人才的素质才有可能被迫尽快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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