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社会︱进城保姆公私空间中的母亲角色冲突

“根据营养学师的说法，这样拿奶瓶是错的。奶瓶里水太多会导致宝宝窒息。你们家乡的那一套太落后了，必须从头学起。”

小徐是上海一家政服务公司的培训老师，她个子小小的，长了张娃娃脸，着一身粉红色的公司制服。在为期十天的上岗培训中，小徐一边观察保姆们育儿的技能、听她们交流经验，一边批评她们不懂现代的科学育儿方式。小徐告诉她们，之前的那套旧经验会让雇主认为她们不够专业。

回忆起首次在城市家庭当保姆的经历，小云感到“害怕”和“不知道该做什么”。但通过公司提供的“专业”培训，她觉得自己具备了“丰富经验”，并且已经可以 “自然地做事情”。尽管自己本身就是一位母亲，小云却认为，自己以前的育儿经历是“不正确的”。

2018年12月，北京，家政服务培训项目“阿姨大学”的学员们上儿童保育课。 视觉中国 资料图

现在的小云已经成为了公司的“明星育婴师”，小徐老师也经常指名让她分享自己的育婴经验。小云的女儿在广州学舞蹈，她经常拿出手机向周围的朋友展示自己跳“鸿雁舞”的女儿。看着视频里翩翩起舞的女孩，小云一脸自豪：“这就是我的骄傲，我就为了她而活的”。

保姆阿梅对教材中的内容也表示赞同 “自己做了十年，也不如那些书上写的……接受了培训之后，我逐渐自信了。带孩子的时候，我会教孩子的奶奶标准化的育儿行为，纠正那些不规范的做法……虽然作为一位母亲，我从未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实践过这些方式……如果你知道的够多，雇主家庭就会听你的。” 在经历了两次失败的婚姻后，阿梅来到了上海，四十几岁的她逢人便骄傲地说起，自己刚刚拿到了大专的文凭。阿梅对于学习有种特别的执念，她学家政，她学插花，她说她终于可以为自己而活着了。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中国女性在教育上取得长足进步，而女性劳动参与率也保持在70%以上的高位。但另一方面，经济转型中单位制解体，原先由单位承担的各种社会再生产义务（如子女老人的照料）被转移回个体家庭，并主要由不同阶层、代际的女性以各种方式分担： 城市中产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日益加剧，承担了双重负担，在上完职场的第一班以后，继续家庭中的第二班。而这些女性的母亲和婆婆们，也许同城居住、也许来自不远的小城市或者遥远的乡村，整装待发，承担下一代甚至隔代的抚养劳动。

与此同时，在低生育率和商业浪潮的共同推动下，“科学母职 (scientific mothering)”、“密集母职 (intensive motherhood)”等与育儿质量相关的概念在城市中产家庭中盛行。在此背景下，城市女性难以负荷的“第二班”促进了家政业的蓬勃发展。这些家政员工除了少部分国企下岗员工，大部分为来自于农村地区的流动女性。

“阿姨大学”的毕业学员排队等待与潜在雇主见面。视觉中国 资料图

本文主要聚焦来自农村地区服务上海城市家庭的保姆们。田野调查中的11位受访对象大多在30-40岁之间，自己在农村家里有一到两个孩子，主要由家人（特别是婆婆）来照料。

笔者认为，中国转型期公私领域分离的结构性变迁的大环境，重新型塑了社会再生产职责的分配和承担，导致了城市工作女性日益激化的工作—家庭冲突。乡城流动女性的有酬照料工作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公私领域的界线，作为家政工人，她们提供的有偿劳动事实上在填补家庭主妇无偿劳动的缺位，同时，她们的劳动发生在私人家庭内，而非常规工作场合。这些家政工人既有自身的工作—家庭冲突，也和城市女性雇主的工作—家庭动态纠缠在一起，充满了鲜活的矛盾和张力。

家政工作中被重塑的“母职”

“标准化”的程序和“科学指导”使农村保姆在工作中游刃有余。然而，她们似乎不能把工作和个人生活完全分开。尽管照料自己孩子的经验已成过往，但她们为城市婴儿提供的“科学”和“完善”的照料往往会触及她们自己的育儿经历。以这些做法为参照，她们对自己曾经的所作所为做出判断，并对自己孩子的成长感到内疚。

小云回忆道，“(作为父母）我们没有这些概念，也没有接受过任何培训。在农村，你无法通过手机获取信息。唯一知道要做的就是在附近的城镇买婴儿配方奶粉，但也没人教你怎么冲……有时为了避免浪费，我们会长时间不换尿布。现在，一旦（城市家庭的）婴儿尿了，我马上会换尿布。”

阿梅嘲笑了自己“照顾”孩子的方式，“根本不算是带，就是拉扯”。丽丽在工作时总忍不住想到自己孩子缺少的东西，“在喂他们的时候，我有时会想，啊，我不是这样喂我孩子的；当我和别人的孩子玩耍时，我也会想，我自己的孩子不是这样玩的。我们现在帮着（城市家庭）进行早期教育，但以前并没有为自己的孩子做过这样的事情。”丽丽活泼健谈，但她说自己是个严格的妈妈，“独立”是她从小教导女儿的主题。对丽丽来说，出来打工并非全部为了改善子女的物质生活，也是为了自己能够来大城市开开眼界。

当城市家庭的母亲把养育孩子的部分责任交给这些农村母亲时，农村母亲则必须把自己的养育责任交给其他家庭成员。在城市长期工作意味着她们在自己的家庭中缺席，她们时刻牵挂着自己的孩子，关心孩子的成长和教育，但她们所能做的仅仅是寄钱回家，以及偶尔和孩子通通电话。

“过去我没有时间，也买不起什么好吃的，但现在我试着让他开心，比如允许他出去玩，上补习班。”小云努力想补偿自己的孩子。

小龚在大女儿八个月大时把她留给了奶奶照料，自己到城市工作。我们采访她时，小龚的大女儿在上职业学校，小女儿仍在学龄前，小龚正计划给大女儿请家庭女教师。“离开孩子们真的很难。上次走的时候，我说我不能哭，否则婆婆会难过的。当时她刚出院，不想让她担心。我的孩子说：‘妈妈，你抱我一下吧！’我很伤心，一整天都不想吃东西。”小龚高高瘦瘦，在家政公司里是一个“刺头”，经常在培训时质问其他阿姨各类育婴、保洁知识的合理性。她说之所以选择辛苦的月嫂工作，就是为了拼命做一个月后，能休息几天回家看女儿。

照料城市孩童的工作给农村保姆的私人家庭生活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她们会反思自己在农村时做母亲的经历；另一方面，她们计划为曾经“有问题的”和现在“缺席的”母亲角色对子女作出补偿。从这个意义来看，与城市职业女性相比，笔者认为乡城流动的分离给农村保姆带来的影响更为复杂。

小易为自己做母亲时的一无所知感到遗憾，所以，她现在已经为自己的儿子和孙子做好了未来的安排。“过去我只会‘拉扯’孩子长大，不知道该教他什么。我怎么能不后悔？如果我现在有个孩子，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我儿子25岁了，他也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必须照顾好他的孩子。”小易来自东北辽宁，她刚入行一两年，很喜欢带小孩，却也感叹月嫂的工作太辛苦，也许再做一两年就回老家带孙子了。

阿梅的日常生活则是回忆过去、活在当下和憧憬未来的“完美”融合。“当（雇主的）孩子微笑时，我也会想到我自己的孩子学会微笑的时候，就像看电影一样。你看，现在孩子们的生活水平多好！当我的孩子有了小孩，我也会一样照顾他们。”

公私重叠空间带来的挑战

许多受访者都表达了她们对城市孩子的真挚情感，她们对这些孩子有时候比对自己的孩子都好。对她们来说，照顾城市孩子不仅仅是一项工作。因为这些孩子已经对她们产生了依恋，也给她们带来了巨大的快乐。因此，照顾这些孩子对她们来说是愉快且有意义的。

小云表示,与孩子发展关系是她和雇主家庭的共同兴趣，这有助于他们的沟通。阿梅进一步解释说，“当你作为一个成年人进入一个家庭，并试图被别人接受，或者允许别人进入你的内心，这其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婴儿是单纯的，相互获得对方的信任相对简单一些。婴儿是我和雇主之间的纽带。如果我和孩子相处融洽，那么我和整个家人的相处也就比较融洽。如果婴儿出了什么事，家庭气氛就会变得紧张起来。”

宝宝是农村保姆与城市雇主之间的情感纽带，他们神奇地将平凡的工作变成充满乐趣的家庭生活，但却导致工作和生活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照顾宝宝是一项工作，但对于保姆而言，它也是家庭生活的一部分。

河南郑州，一位阿姨哄小宝宝入睡。视觉中国 资料图

正如小云所说：“有时候，你认为这只是你的工作，但你不能为了工作而工作。”阿梅补充道，“我觉得这份工作是一种责任。它既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职责。当然，婴儿也有感情。一旦你和他建立起情感联系，就能感受到他的爱不是吗？这就是你获得报酬和快乐。”

然而，当保姆和城市宝宝形成深深的依恋时，这些感觉可能成为一把双刃剑。如果城市母亲嫉妒她们与宝宝的亲密关系，保姆可能会被迫陷入绝望或痛苦中。一些保姆非常小心，不会越过这个边界，努力优先照顾父母对孩子的个人感受。但有时，她们必须小心地踩界行事。

多姐曾遇到与孩子建立牢固的关系直接导致自己与孩子母亲的关系恶化，这令她很难过。“每周日我放假时，孩子会哭。每次在我回去之前，我都会打电话给她妈妈让她知道我要回家了。（听到电话里的声音）孩子会找我。她妈妈会对我说，‘阿姨，你不能这样子照顾她。她对你比对我们更依恋’。”多姐是四川绵阳人，她虽然想念老家想念女儿，但她坦言上海家政阿姨的薪水很高，一定要赚够了钱才能回去。多姐今年没有赚到钱，所以只能留在上海一个人过年。

朱姨从小照顾了一个孩子四年。我们采访她时，孩子在上幼儿园，因为和孩子的关系过于亲密，孩子的母亲决定不再让朱姨照看孩子。朱姨不得不离开，努力去学会放手。但有时，当她从幼儿园的窗户看到孩子时，还是会忍不住地哭起来。旁边的阿姨轻轻摩挲朱姨的肩膀，幽幽地说：“要想开，我们就是打工的。”

相比之下，阿梅在处理与雇主的关系时则更加谨慎，因为界限对她很重要。“孩子会格外依赖你，吃喝拉撒都要你去照顾……这不就是一种本能吗？但我有意帮助发展孩子与父母的关系。当父母去上班时，我抱着孩子说：‘再见，妈妈！再见，爸爸！’当父母回来的时候，我不会把孩子的注意力从他们身上移开，因为那是他们的孩子。我会不断向她灌输父母最爱她的观念。”

小云也承认，即使她整天和孩子在一起，忘记她正在工作，但当一天结束的时候，她清醒地意识到，这其实还只是一份工作。

与其他行业的女性外来务工人员不同，农村保姆工作和生活在别人的家中，通过提供照料服务换取薪水。这创造了一种工作空间与生活空间的重叠与试验。对于许多保姆而言，在城市家庭照顾孩子既是她们的生活，也是她们的工作。照养城市婴儿常常给她们的私人生活带来欢乐和新的目标感。然而，她们也清醒地意识到，与城市家庭的孩子建立关系需要专业精神和谨慎态度，以免侵入孩子母亲的情感保护区。随着工作和生活被压缩到一个单一的空间，许多边界在保姆和孩子母亲之间被反复考验和协商。

城市大众的日常感知中往往把住家保姆当做一份服务性工作，一定程度上是对私人空间的一种介入。然而，和很多其它有酬工作不同的是，这个工作需要大量的爱心和情感投入，其本质是一种情感劳动。而这种情感劳动需要在公和私，雇主和保姆，保姆和孩子之间小心地试探和协商界限，避免误入雷区。

在公私领域结构性分离的大趋势之下，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日益突出。乡城流动的农村女性除了受到类似与城市工作女性所经历的性别不平等遭遇，她们还经历着农村的家庭和城市的工作的地理上更远的距离，以及城乡体制隔离：她们难以同等享受城市户口的劳动者享受到的各种福利，难以在城市中安家久居。而在现代化的话语体系下，农村和城市、土和洋、传统和现代化、落后和科学等等都使的农村保姆们处于不利的地位。所以，保姆们所经历的公私领域的结构性隔离和互动比之城市工作女性更为错综复杂。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本文整理自学术论文“在两个独立又重叠的领域间：上海的农村保姆” （In the Middle of Two Separated Yet Overlapped Spheres: Rural Nannies in Shanghai）以及作者刊于公众号缪斯夫人的文章“学人说｜你的城市，我的乡愁：公私领域之间的上海保姆们”。论文收录于期刊《中国社会学评论》（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作者苏熠慧系上海财经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倪安妮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计迎春系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网址：城市与社会︱进城保姆公私空间中的母亲角色冲突 http://c.mxgxt.com/news/view/249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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