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中柬关系——以朝贡体系为研究视角

发布时间：2024-12-17 12:05

一、朝贡体系下的古代东亚地区

从历史的视角研究中柬关系对于理解当代中国与柬埔寨及其他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一直以来国际关系研究的方法和思维导向是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中心主义为基础的，这种研究忽略了西方外世界其他区域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的特殊性。基于此，以黄仁宇为代表的学者提出“大历史（macro-history）”视角的研究方法。“应当广泛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先后连贯的纲领，和西欧史与美国史有了互相比较的幅度与层次，才能谈得上进一步的研究。”

Fernand Braudel认为“如果不谈奴隶，不谈附庸性经济，古代欧洲是不可被理解的。”同样，如果不谈朝贡体系，古代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也是不可被理解的。从历史视角研究中柬关系的过程中，离不开对古代东亚朝贡体系的审视。古代东南亚地区被看作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的一部分，这种观点以美国学者费正清为代表，类似说法还有“中国的世界秩序”、“华夷秩序”、“宗藩体系”、“天下体系”等。近年来，随着中国在世界和区域舞台的角色回归，有关古代东亚国际体系的研究明显增多，一些学者使用“虚幻的存在”反驳将古代东亚体系等同于朝贡体系的观点；一些学者认为在东南亚区域，朝贡体系并非单一地区秩序，在其之下同样存在包括“曼陀罗体系”在内的亚体系。总体而言，朝贡体系作为中国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的“基本底色”这一论断，是得到广泛认同的。

按照拆字法分析，朝贡体系中的“朝”和“贡”是两个分别的行为：“朝”指诸侯对天子的觐见，“贡”指诸侯向天子进献物品。这种制度源于先秦时期君主使用朝贡制度以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具体表现为甸服制度。随着汉代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国家的建立，原来主要存在于天子与诸侯之间的朝贡体系转而应用于王朝的对外关系中。汉武帝时期将朝贡体系的对外制度和五服体系的央地关系作为强调远近亲疏和等级尊卑的以“礼”为核心的政治架构，并为之后的历朝历代沿用。

关于古代柬埔寨同中国之间联系的记载，除元代周达观著述《真腊风土记》和汪大渊著述《岛夷志略》中对吴哥时代的高棉帝国有着详细的风土人情记载外，古代中国历朝历代史书皆对古代柬埔寨有所提及，其中以隋唐和明代的《隋书·真腊国》、《旧唐书·贞腊国》、《新唐书·真腊》、《明史·真腊》等史书尤为细致。从史书记载上看，秦汉时期的柬埔寨被称为“扶南（今越南）属国”。《后汉书》称之为“究不是”。《隋书》称其为真腊。《唐书》称为吉蔑、阁蔑。元朝称为“甘勃智”。《明史》称“甘武者”，明万历后称“柬埔寨”。

在19世纪西方列强东侵、柬埔寨沦为法国殖民地之前，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期，柬埔寨都作为藩属国，在中国的东亚朝贡体系下，与古代中国有十分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公元606年和616年，真腊国王两次派遣大使至隋朝朝贡。《隋书》（卷82）记载：“大业十二年二月己未（公元616年2月24日），真腊国遣使贡方物”。唐代时期中国与真腊往来频繁，公元623年（唐武德六年）真腊派使者来唐，公元628年至649年唐太宗在位期间，真腊国使者屡次携带贵重礼物来唐聘问，唐太宗相应回赠许多礼品。公元753年（唐天宝十二年），753年（唐天宝十二年），真腊王子率随员访唐，唐玄宗赠以“果毅都尉”的荣誉称号。稍后，真腊副王婆弥和王后又亲自来中国访问。唐代宗对这次访问极为重视，以国宾礼接待，并特赠以汉名“宾汉”（中国的上宾）作为纪念。9世纪至15世纪期间，吴哥王朝建立高棉帝国，其版图包括今日柬埔寨全境以及泰国、缅甸和越南的部分地区。吴哥时期的柬埔寨同宋、元、明往来密切，公元1117年（宋政和六年），真腊国王派遣大使至北宋朝贡，宋朝皇帝赐以朝服。公元1120年（宋宣和二年），北宋皇帝诏封真腊。元朝皇帝在真腊国地置占城省，公元1296年（元贞二年），元成宗铁穆尔派遣周达观及其大使团出使真腊，并形成著述《真腊风土记》。公元1374年（明洪武六年），真腊国王忽儿那派遣使臣奈亦吉郎献方物。公元1404年（明永乐二年），真腊国王参列婆匹牙派遣使团九人朝贡。

二、中国与柬埔寨以和平为主导的朝贡关系

由于东南亚国家的政权更迭和领土变动较大，和史料限制，无法获得古代中国与古代柬埔寨之间的具体战争发生频率的史料。因此在研究历史上的中柬关系究竟是以和平为主要模式还是以对抗为主要模式的过程中，使用古代中国同中南半岛国家发生战争的频率为研究数据，并以古代中国与西北游牧政权之间发生战争的频率作为对比。

历代中央王朝对东南亚国家的对外关系行为，既有以和平为导向的“怀柔四夷、协和万邦”的精神，同时也有武力讨伐征服的史书记载。通过战争数据的比较，可以观察朝贡体系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整体发展模式是以和平还是战争为主导。通过考察历史上中国与中南半岛这一地区相互关系的历史，可以看到中国与中南半岛证券之间共计发生过25次战争，具体分布见下表。

将中央王朝与同期主要西北游牧政权发生战争的频率进行计算，大约每4年发生一次战争。而中央王朝与中南半岛国家（政权）的战争发生频率大约是每60年发生一次战争，远远低于同西北主要游牧民族之间发生战争的频率。从数据上可以得出朝贡体系下的古代中国同柬埔寨在内的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以和平为主要模式的。

可以认定朝贡体系对古代中国同周边国家之间关系的影响是以和平为导向的，这种影响的缘由或许与朝贡体系的目的和具体方式有关。朝贡体系的目的在于“怀柔四夷、协和万邦”，《礼记·中庸》（九经）有言：“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具体意思是：优待远客，四方百姓就会归顺。安抚诸侯，天下人就会敬畏。“朝聘以时，后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意为按时接收朝见，赠送丰厚多余贡纳，是为了安抚诸侯。朝贡体系的具体方式在于以朝贡体系为示范作用，以归顺百姓；以厚礼安抚诸侯，令天下人知晓中央王朝的雄厚实力和威严，进而产生敬畏之心，以打消其入侵进犯的念头。因此可以看出朝贡体系的目的有二：首先通过对自身国力强盛的宣扬而对周边政权和国家达到威慑作用，从而起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第二个目的在于通过朝贡体系宣扬天子权威，已宣扬中央王朝是“天下中心”的地位。在“中国中心论”体系下，古代中国人理想的世界秩序应该是“万国来朝圣，仰贺圣明主，一统华夷。普天下八方四海，南北西东”。《明太祖实录》中有这样一段话，非常有代表性：“遣使遍谕朕意：朕既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宇如一。”

三、古代中柬朝贡关系朝贡关系的交互性和重礼仪性

以目的和具体方式为基础，朝贡体系下的古代中柬关系具有交互性和重礼仪性。

一方面，从古代中国的角度来说，朝贡体系符合其对“天朝上国”地位的追求。在古代中国的统治者眼中，世界的秩序应在中国领导之下和平发展，中国拥有抚驭万邦之责。因此，朝贡在古代中国人眼中就成为对中国统治的认同，是一种表示归属臣服的行为。在朝贡仪式上，一般朝贡使臣都要一路叩拜至仪式结束，经过一系列繁琐的仪式，才能表示其一心向化的诚意。册封、回赠则代表对其向化行为的赏赐，而回赐的价值往往高于贡品的价值，则表示的是帝国的宽宏大量和仁爱之心，帝国从不认为他需要从蛮夷那里获得财富。这也是古代中国历代帝王往往不看重朝贡的经济意义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站在古代东南亚国家的视角，从经济角度来说，朝贡是其财富积累的一种手段。古代中国建构的朝贡体系以重礼仪轻实务为主要特征，中央王朝向藩属国所要贡品的同时也会向藩属国赠予高于贡品数量的礼物作为回应。具体例子不胜枚举，以唐代为例，唐贞观二年，真腊同林邑使者来唐，唐太宗回赠了远高于进贡物品数量的礼品，自此之后，真腊国使者多次携带礼品聘问。宋朝以后真腊国同古代中国以贸易为目的进行的朝贡数量亦十分可观，尤其是明洪武至永乐年间，据《明实录》统计，从洪武元年到永乐末年，真腊国使节、王子等团队来华朝贡132次，而仅洪武16年，明王朝一次运往占城、真腊等国的瓷器数量就达到了19000件。

从政治视角看，尽管朝贡体系下古代柬埔寨同中国的关系是藩属国与宗主国的关系，但是由于朝贡体系的等级制度较为松散，因此中央王朝对柬埔寨的地方政权实际控制力很弱。此外，上文提到在东亚朝贡体系之下，东南亚区域亦形成“曼陀罗模式”的亚体系，古代柬埔寨的对外关系不仅受到同古代中国的朝贡体系的影响，亦受到东南亚地区曼陀罗体系的牵制。

以上，可以看出朝贡体系中松散的等级关系为东南亚地区的亚体系形成和存在留下可操作空间，东南亚各国大多并没有将中国视为天朝，却实用主义地利用朝贡体系为自己谋利。

结语： 在研究当代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关系问题上，关注朝贡体系是必要的。古代中国的朝贡体系特征和目的同西方的殖民体系完全不同。仪式性是朝贡体系的主要特征，朝贡体系的仪式目的远大于接受朝贡获得物质资源意图，因而接受朝贡的目的在于宣扬国威，维护稳定，而非对他国的物质掠夺。这种特点和目的同样也表现在古代中国同古代柬埔寨之间的关系上。

从历史视角看中柬关系有利于理解当代中国在处理外交关系时候的注重和平的历史传统，进而避免将其同西方殖民体系混为一谈造成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误解。如日本学者滨下武志所说：朝贡关系是“亚洲且只有亚洲才具有的唯一历史体系，必须从这一视角出发，在反复思考才能推导出亚洲国家间的内在联系。”在长达两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东亚朝贡体系构成了历史上独具特色的国际关系模式，同样也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关系的一个显著特征。“（这种模式）直到今天仍然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地位以及对外政策发挥影响。”

参考文献：

1.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北京三联出版社，2013年版。

2. 庄国土，《略论朝贡制度的虚幻:以古代中国与东南亚的朝贡关系为例》，载《南洋问题研究》，2005年第3期。

3. 吕振纲，《朝贡体系、曼陀罗体系与殖民体系的碰撞——以1909年以前的暹罗曼谷王朝为中心的考察》，载《东南亚研究》，2017年第5期。

4. 梁志明 , 李谋 ,杨保筠，《东南亚古代史：上古至16世纪初》，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5. （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的近代亚洲贸易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6. 王逸舟，《磨合中的建构：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多视角透视》，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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