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望准教授主讲“安倍遇刺和日本政治外交新动向：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思考”

2022年11月30 ，由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举办的年度主题演讲第4期成功举办。日本早稻田大学国际学术院国际教养学部的张望准教授以“安倍遇刺和日本政治外交新动向：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思考”为主题，给线上观看师生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讲座。本次讲座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主任、教授，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郭定平主持，来自校内外的100余人线上参加与了讲座。

一、安倍遇刺对日本外交国防走向的影响（日本政治）

首先，张望老师指出现有文献对日本安全的主流看法为日本的的政治大国化，军事大国化，但这些概念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关键性的一点在于日本是否为一个正常国家。韦伯强调国家是一个“宣称垄断正当暴力使用以维持治安，并能够付诸实行”的实体，无论对内和对外。从这个概念来看，日本并不能称为一个正常国家。这是因为，首先日本受到宪法第九条专守防卫的内部制约。其次，从属国论的角度，日本作为美国的附庸国，受到美国的外部制约。此外，亦有学者认为，日本在军事层面是战略性的故意推诿，通过将军事安全依赖于美国，日本在战后可以专注于经济发展。回顾战后日本的本质，日本官方可能从未界定自己为一个和平国家，尽管民间层面的和平主义非常强烈。

张望老师认为，安倍去世的直接后果是日本的正常国家化步伐放缓。在安倍执政期间，不断扩张日本的防卫能力是其执政的政策重点之一，一个突出表现即是防卫厅升级为防卫省，享有独立的预算和编制。此外，日本在2014年第一次确立了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并在2015年强行通过安保法案。这些进一步掀起了修改宪法第九条的讨论。一些学者指出，日本正常国家化也有部分是对美国不安情绪的体现，是通过提升日本维护自身安全的独立性以应对未来美国军事存在缺失下日本维护自身安全的需要。在上半年，安倍借助电视媒体公开提出核共有论，强调希望与美国共享核武器，引起国内外舆论哗然，这与今年俄乌战争密切相关。俄乌战争激起了日本对俄罗斯入侵以及中日冲突的担忧；日本政界部分人士认为，日本不能坐以待毙，安倍即是其中的主要代表，其在今年上半年多次演讲呼吁大幅增加日本国防预算，并指出日本自卫队的短板，即缺乏续战能力、弹药不足和军队高龄化。但上述言论遭到了民间和平主义的反对，这显示出日本精英层面所奉行的现实主义与日本民间层面所奉行的和平主义之间的冲突。但俄乌战争给日本民间和平主义者带来相当大的影响，广岛反战团体也遭受着压力，催生了对相关的和平主义的一些反思性的思考。而安倍借助俄乌战争期间日本的舆论氛围，抓住机会进一步推动日本的正常国家化。而安倍去世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则是日本的正常国家化的步伐放缓，因为新首相岸田并不急于推动日本的正常国家化。

张望老师进一步对于西方学术圈对日本安全问题研究成果进行介绍，指出西方学者的观点主要分为两派：一派认为日本的安全政策可以归类为反军事主义或和平主义；另一派认为可以归类为现实主义，日本政治正在进行军事大国化。但了解日本的安全政策应当从多个角度来进行考察，而非侧重其中一面，日本的安全政策实则是“军事主义”和“和平主义”的混合体。一些学者认为即使日本想扩军，但受限于日本老龄化的现状也缺乏扩军能力。此外自卫队中涉及的性别不平等也影响日本的扩军能力。总体而言，张老师研判：日本是一个处于正常化过程的中等强国。

二、安倍遇刺对日本对台政策的影响（中日关系）

张望老师研判认为，安倍的去世缓和了日本介入台海的力度。现有文献对冷战后日本对台政策的主流看法是日本支持台湾遏制中国，亲台派的存在导致日台接近。但张老师则指出，在实证层面反而发现不少日本拒绝对台接近的案例，这表明需要扎实地研究微观层面日本对台政策具体操作的规律，需要细致的案例研究。

张望老师从国际关系学的视角出发，通过冷战后日本对台政策的三个案例进行分析指出，从微观层面来讲，影响冷战后日本对台政策有三个要素。其一是国内政治因素，如2006年安倍政府疏离台湾主要与安倍国内政治计算有关。其二是中美日三角关系因素，其逻辑在于如果日美关系不稳固，则中日关系倾向于亲近，在此背景下日台关系转向疏离。其三是美日同盟内部因素，即日台关系受到美方内部对日施压的影响，但日方也有一定独立性，可以采用折衷主义手法处理台湾问题。

三、日本政治外交新动向

在讲述安倍遇刺对日本国内政治以及中日关系的影响后，张望老师进一步对日本政治外交的新动向进行分析。张望老师指出，岸田和安倍一直保持着微妙的距离感，二者存在一定程度的权力斗争。自安倍去世后，岸田内阁中安倍势力逐渐被边缘化。麻生太郎、岸田文雄、茂木敏充所构成的AKM联盟共同构成岸田政府的三驾马车。但安倍遇刺后，自民党内的统一教会问题、通胀问题以及大臣丑闻造成了对内阁支持率的大幅暴跌。如果支持率跌至20%以下，2024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换相的可能性不能排除，进而步入后岸田时期的党内竞争。

国际政策是国内政策的延续，二者相互联动。张老师强调要从国际关系学层次分析的角度探讨决定日本对华政策的诸要素，并据此分析岸田政府的对华战略。首先是从体系层面看，美日关系稳定度是日本对华政策的影响因素之一。当中美对立，美日关系稳定时，日本会采取对华“战略制衡”(strategic balancing) 的策略。从国内层面看，包括三个因素，分别是威胁认知程度(threat perception)，日本国内层面对中国的威胁程度认知会影响日本对华诸政策；经济相互依赖，日本国内有隐忧，逐渐侧重经济安保，强调加强对华经济审查；领袖的政权稳定性，主要在于岸田政权的内政支持度。最后，从个人层面看，是领导人个性、特质和思想，而岸田个人的特质较为温和。总体来看，岸田目前对华方针为具平衡感的对华制衡路线。岸田政府在北京冬奥会和民主峰会上的处理，以及中日首脑会谈都体现了其路线是具有平衡感的。

四、中日关系：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

张望老师指出，虽然日本外交在整体上奉行美国优先，但面对中国时，岸田尝试有限照顾中方感受。在中日首脑会谈上，当记者问及会谈细节时，岸田拒绝回答，体现出对中方要求和想法的特别照顾。回顾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历程，2012年的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以及钓鱼岛国有化风波等阶段性紧张关系的反复出现，双方需要反思的是，问题出在哪里？在此，应当以第三者有距离的视角看待建交初期问题以及后期不断风波。

与中日邦交正常化密不可分的是1972年体制，其时，中日两国首脑就历史、台湾、战争赔偿、领土等问题提出了一套解决分歧的协议框架，构成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政治基础。中日实现建交背后有一系列客观原因。包括苏联的共同威胁；日本防止中美越顶外交，以及压制自民党党内亲台派的诉求；中国要求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断交的外交目标。然而，建交仅是精英政治基础上的迅速建交，双方求同存异，导致了对历史问题的淡化，未能完成社会层面的和解。

基于国家神话建构（National Mythmaking）理论，中日双方各有一套言语说服国内民众。日本社会误以为“战后”已经结束，事实上对战争的反省不彻底；中国社会则误以为日本已经完成反省。双方认知上的距离导致90、00、10年代问题不断。通过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在政治心理学领域提出的认知一致性和认知相符现象（cognitive consistency）的理论进行考察，一方面，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所引发的中国对日抗议，在日本民众的认知中是源于中国的反日教育。但事实上，1997年以前的香港不存在爱国主义教育，却仍然出现了两岸三地的自发保钓运动，可见其背后的行为逻辑应是中华民族主义而非反日教育，日方出于历史问题道德诉求对民众的认知进行了误导。另一方面，中国社会未体会到日本民众的微妙心理，认为日本不反省的态度是日本全面军国主义化的表现。但应在分析、看待事件时，区别对待民众和精英，民众参拜是对亲人的悼念，他们可能同时批评战时军国政府对民众的误导。此外，支持首相参拜的民意也是微妙的。依据各主要报章的民调记录，不同提问方式呈现出民众不同的心理，在被问到“是否支持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时不支持占多数，而在被问到“是否支持外国政府在靖国问题上抗议”时，不支持也占多数，这背后是渴望被他国尊重的情绪。历史问题、靖国问题背后是不同的动因。最后，日本民众也存在历史包袱现象（historical burden），倾向于把性质不同的现实事件和历史事件联系，作出不恰当的历史类比。例如，将2017年的中国和1931年的日本类比，认为中国是在挑战国际秩序，在东海南海进行军事扩张，忽视了中国拿回失去领土的防御性本质。

五、如何防止中日误认知扩散？和解理论的视角

综上，张望老师指出，中日邦交正常化是不彻底的和解，这存在结构与施动者两方面的原因。在结构上，冷战格局下的国际政治产生消极影响。中日两方分别作为受害者和犯罪者处在在敌对阵营，无法实现和解。在施动者层面，政治领袖和知识分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正面代表是社会党首相提出坦率的道歉，史称村山谈话；负面的是小泉时代的靖国神社风波。从中可以看出，具有强烈的道德信念和政治技巧的政治领袖在成功实现和解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公共知识分子也能发挥关键作用，塑造社会舆论。

张望老师对此的看法是，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和中国的日本问题专家应成为双方相互理解的桥梁，而不是双方误解的源头。教育和媒体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制度体制安排对下一代集体历史记忆塑造的重要渠道，应认识到塑造共同历史记忆的重要性。正如中日历史问题共同研究中方代表步平老师所言：历史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学术问题，更是国民之间的感情问题。

借鉴和解理论，中国和日本的公众对彼此在历史问题上的看法抱有误解，这可能会影响双方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的相互回应。尤其是，短期内需要在关系未恶化前尽快就钓鱼岛领土纠纷建立危机管控和对话机制，尤其是高层对话机制，介绍相互看法，进行危机管控。长期来看，加强中日知识界的对话，向本国人民介绍多元的观点，建立历史认识的共识，是更具建设意义的目标。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之际，我们需要更多的跨越国境的知识群体之间的交流，以缓和两国的国内冲突。

六、问答环节

问答环节，郭定平老师首先对张老师的报告作了总结发言，指出张老师对日本政治外交走向三个方面的概括，及安倍遇刺对日本正常国家化进程和对台政策影响的分析，涉及的都是中日关系的重大方面，背后是中日历史和解问题，是张老师前沿的研究成果和高质量的学术研究的体现。

同学们踊跃地就报告的内容与张老师进一步交流。第一，问及应当如何理解日本民众中和平主义与军事主义并存的诡吊现象。张老师回应道，日本精英在战后初期基于日美安保条约与和平宪法，选择了先经济再正常国家化的道路；但未预料到和平主义在公民社会的生根发芽。然而，精英掌握防御、外交政策的决定，随着俄乌战争推动其防御政策的进一步变化，未来应引入区域国别研究以实现对这一问题更深入的洞察。

第二，有同学问及岸田政府防卫开支高达GDP的2%，这究竟是安倍遗产还是俄乌战争的影响？张老师指出，面对自民党和社会舆论压力，岸田表面继承了安倍，但也有所调整，若安倍在世防卫开支的占比可能更高，甚至可能为之征税，用其购买武器，直接对台协助。岸田此举也是面对支持率下降时，回应右派诉求的务实选择。当然，俄乌战争对日本产生了极大的冲击，续战能力、弹药不足、军队老龄化再次成为其政府关注的重点。

第三，有同学问及安倍去世后的黄金三年，成为岸田发展对华关系的机遇期，此时是否需要关切安倍独特派阀的地位？张老师称，岸田未来地位基本稳定，但若其内阁支持率下降到20%以下，将面临极大的党内不满。但是，安倍派的力量并不大，内部各自不和、四分五裂，岸田需要面对的是其他右翼政客，应在拉高支持率后再谈黄金三年，施展自身的政策理念。

第四，有同学问及应如何学习中日关系？张老师说首先应当学习日语，了解日本国民心态，获得研读一手资料的能力。此外，应当基于对中日关系史、政治史、日本政治史等入门知识的了解，选择有兴趣的科目领域，步步深化。

第五，张老师被问及日本岸田政府有平衡感的制衡如何表现在安保政策上？老师认为这有待进一步的观察，尤其是关注12月即将出台的日本《国家安全战略》中对中国的措辞。此外，日本在政策层面举办“国际关键式”时对中国发出了邀请，希望能与中国有所沟通。可见，大的层面日本跟随美国难以改变，但在具体问题上，态度可能有所变化和调整，例如只在台海问题中参与后勤支援而非前方战事。

第六，有同学问及中日和解政策层面中日知识分子共同努力的方向和情况。张老师介绍道，两国最近促成了《共同历史研究报告》这一共同教科书的出版。未来可以组织中日学者，依托青年学者论坛，开展机制性的对话，并将成果对社会公布，通过知识界回馈社会。

最后，有同学问及日本企业去中国化的趋势下，如何促进日资企业在华贸易的问题。张老师表示，影响日本对华策略的诸元素中，经济层面在自由主义相互依赖的理论中占据极高的重要性，被认为能降低武力冲突，也构成中日关系的压舱石。日本去中国化是出于经济安保的理由，很大程度上出于2010年中日撞船事件发生，被中国禁运稀土后，对自身脆弱性的考量。疫情之后，日本更多顾虑中国市场的稳定性，只要中方维持中国国内营商环境稳定，对日优待吸引，尝试加入CPTPP框架，加强对私营权的保护力度，便能够一定程度上降低日本的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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