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视剧来看婆媳关系以及对观众的影响

1研究背景

《渴望》开创电视剧收视奇迹之后，家庭伦理剧逐渐成为内地电视剧的主要类型。近几年来，家庭伦理剧更是占据晚间黄金时段，其制作量和交易量仍在扩大，观众对家庭伦理剧也保持了稳定的收视兴趣。“这两年的收视统计中继续曝出＇大皇帝’打不过＇小媳妇’的消息。只要你生活在家庭之中，只要你孝敬你的父母、关爱你的亲人，只要你认可电视这种大众媒介，你就可能爱上家庭伦理剧。当下家庭伦理剧的显著特征是热衷表现各种家庭问题，其中代际矛盾尤其是婆媳冲突是其典型的叙事内容，有学者称婆媳剧（婆媳家庭伦理剧的简称）的兴盛与发展是内地家庭伦理剧中最具突破性与创新性的类型，堪称内地电视剧创作的独特景观。

扎堆突屏的婆媳剧引起了媒体与文化评论界的关注和讨论。一方面认为：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契合了现实需求，是它这么“粘”人的原因之一。这类电视剧契合了观众的社会心理，同时也促使观众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态度。剧中对婚姻中爱人、亲人间的相处之道、赡养老人等社会问题的探讨能够给观众带来启示，观众通过电视剧审视自身，得到启示，从而避免矛盾，增进沟通，学会如何正确处理婆媳关系，引发建立和谐家庭的思考。但另一方面又担心：“互掐”、“家斗”的婆媳剧将矛盾无限夸大，会引发观众对婚姻、婆媳关系的恐惧，从而害怕婚姻，逃避现实。并认为：一味展现冲突的“家斗剧”将人的丑陋一面放大，这是思想暴力；对于物质婚姻观的过度演择、对于家庭危机的露骨表现、对于失败婚姻的夸大描绘，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年轻一代人的婚恋观，造成道德指向和生活认知的偏差。

针对“婆媳剧”变得越来越极端、不真实的倾向，不少媒体与文艺评论人士呼唤电视剧多出一些“温暖现实，传播正能量”的作品，与那些激化矛盾、揭人伤症、撕裂亲情、彰显人性恶的“三俗剧”绝缘，与那些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无吵不成戏的“家斗剧”划清界限，坚守主流媒体的责任和担当精神，这样的创作诉求、审美趣味，有益于当代中国的道德建设和人心引领。尤其当前，在一个个小家庭的安定团结受到各种外界因素的干扰和冲击的情况下，大众文化应当宣扬温暖而有深度的家庭情感，帮助进行家庭美德教育。但是，现在的电视剧充满了婆媳、夫妻、手足之间的争斗，似乎不混战就不是家庭剧，在这个幸福感缺失的时代，反映家庭生活的电视剧更有责任宣扬、解读并引导观众体会生活的美好。”总之，媒体与文化评论界人士在肯定婆媳题材电视剧接地气的同时，对电视剧传递的“负面情绪”表示担忧，希望电视剧创作人员担负起大众文化的责任，发挥正确价值观的引导功能，为建立和谐家庭树立正面人性与家庭伦理。

2电视经验与女性个体化进程

关于婆媳剧而引发的讨论可以看出，这些来自官方、电视剧生产和播出方，媒体与文化评论界、观众等方面的话语呈现出一副复杂而又有趣的场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电视剧投资方和制作方试图借助这种高度成熟的类型规则获得最大的商业回报；广电管理部门试图借助这种题材的反复播出引导受众对现实问题进行思考，促使受众认同剧中所传达的价值观，为和谐家庭的建设和稳定发挥作用。而就婆媳剧的观众来说，有时被视为廉价娱乐内容的不幸受害者而受到同情，也有时被认为是心甘情愿的同谋者而受到责难。但这些看似各有苦衷、各有立场的矛盾话语背后却都暗藏着一种家庭分化的担忧和家庭和睦的期望，各方都寄希望电视剧能给出灵丹妙药以化解婆媳这对冤家，潜移默化将不断离心的个体重新拉回家庭，但这愿望能实现吗？个体化进程中的观众（尤其是女性）如何看待婆媳剧？她们在怎样的情境下消费和接受这类电视剧？电视收视与她们的日常生活呈现怎样的关系？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本研究虽以婆媳剧的存在和热播作为分析起点和研究动力，但更想通过受众研究、女性研究和社会学领域的交叉，将女性个体化进程与媒介（主要是电视）经验加以勾连。研究内容分为两个维度：（１）女性个体化进程与日常收视实践和接受偏好之间的关联。这一维度分解成三个不同层面的具体问题：她们如何看婆媳剧？如何看电视剧？“看电视”这一行为是在怎样的日常情境下发生的？（２）以婆媳剧为切口，探析个体化进程中的女性如何感知和理解媒介经验？经媒介过滤的多元场景如何为个体的自我反思和认同提供经验材料，以更为精细的方式影响着选择的多元性。这一维度从解读立场、角色的道德裁定规则、大团圆结局的看法以及如何看待电视剧讲述与自我生活经历之间的关系这几个方面具体展开。

3研究意义

收看电视剧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普遍的休闲娱乐方式，它还“毫不犹豫地取代了其他叙事类艺术而成为建构当代伦理价值、个人与社会想象关系旳符号系统”作为一种向社会大众讲述故事的现代传播形式，电视剧具现了人们各类生活与观念的结晶，也促成了现实与想象世界间的最直接的联系。“电视除了作为家庭娱乐，消遣或者避免与他人接触的功能之外，它也拥有叙事功能，这种叙事肯能激发观众新的或者与之相关的想法，个人通过电视呈现的形象对自我身份或者现实世界中的自我形象进行对比。”电视剧是女性生活中的伙伴、知己和朋友，她们在消费电视剧意义的同时，电视剧也在不知不觉地“改造”着她们。收看电视剧实际上给了女性一个关照自身的机会，思考自己与他人和社会的种种关系，思索如何处理这些复杂的社会关系，在不自觉的状态中思考如何看待女性的社会价值、社会角色和生存状态等问题。因此，电视剧等媒介文本不能仅仅被看成是对社会真相的客观陈述，更要被当作经验与意义的再表现，各种文本都会以各种方式呈现并建构人们对身份的理解。电视剧对婆媳关系的叙事也不仅仅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观众通过解读这些文本，会对他们自己和社会关系作出特定的理解，媒介对婆媳关系的叙事与建构意义不容忽视，因此，本研究可为社会学研究婆媳关系提供来自媒介视角的资料和分析。

4相关概念

随着国内电视剧市场的发展，电视剧的类型化也在日益细分中越来越成熟。家庭伦理剧作为内地最重要的电视剧类型也逐渐衍生出了许多亚类型。婆媳家庭伦理剧（本文釆用简称“婆媳剧”）便是属于家庭伦理剧的一种亚类型，主要指在剧中以婆婆和媳妇为主要表现对象，以婆媳关系为贯穿始终的主要矛盾冲突点，探讨家庭伦理关系的电视连续剧。许多家庭剧中虽包含了婆媳关系，但这种关系没有贯穿故事始终，所以还不能算是纯粹的婆媳剧＂，本章所谈婆媳剧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家庭伦理剧中以表现当代社会中的婆媳生活和关系为主的电视剧，对于古代题材的婆媳剧不予讨论。其次，电视剧作品中尽管也会涉及婚姻、职场等情节描写，但叙事内容重点必须是围绕婆媳展开的电视剧。第三，剧中人物关系的设置以婆媳为核心，并涉及由此散发的家庭成员构成的一系列关系网。

在日常生活中，更多的媒体消费者其实并非狂热者，他们仅仅是以“接触”的方式沉浸在错综复杂的文本世界中。事实上，我在访谈过程中也发现国内电视剧并没有形成如韩剧、美剧、日剧迷这样的重度观众群（即便是老年女性，她们虽然是重度观众，但却并不是某类电视剧的剧迷），因此，本研究以“看过”或“多少了解”婆媳剧的普通女性观众为访谈对象。此外，在西方女性受众研究中，学者们或选择家庭主妇作为访谈对象，或探寻阶层、职业、种族等因素对“文化阐释能力”的影响。我在选择观众的时候兼顾了教育、职业、收入、婚姻等因素，还特别考虑受访女性的年龄及人生阶段的位置。研究发现：对于处于不同年龄阶段及人生阶段的人来说，电视具有不同的意义。安东尼？吉登斯也认为“自我总是通过对于不同人生阶段的认知而保持一种连贯性。”大量的电视剧收视报告也反映女性对于电视剧都有着共同的喜好，但不同年龄段的女性有着不同的偏好和评价标准。这些反差并不是简单的谁对谁错，也不能以“代沟”抹平差异，而是要试着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这些差异。就像随着社会的逐渐开放，让不同年代的人充满了各种矛盾和妥协一样，这种反差很有意思。

5结论：女性个体化进程中的电视经验

个体化”路上既没有探照灯，看不到终点，也没有支持性的力量可供参照或指引方向，个体需要自己找到继续前行的动力和资源，就这样，人和人区分开来了，女人和女人也分开了。不同女性的个体化境况切切实实反映在她们日常收视实践中，“看电视”这一活动对个体化路上不同境遇的女性有着各不相同的意义。

对于已婚尤其是已育的年轻职业女性来说，个体化加诸在她们身上的压力最为明显和激烈，她们可能是个体化进程中处于“不再”和“尚未”之间最遮她的一群。家庭／工作、个体／家庭、男人／女人、传统／现代等各种力量不断将她们推来拉去。大部分人都深陷在无法两全其美的困惑里，生活变得需要在各种冲突和选择中去寻找难得的稳定平衡。工作中的女性更能体会时间和空间作为一种权利的意义，虽然工作和家庭占据了生活的大部分内容，但通过外出工作让女性的生活空间有了家里与家外的区分，个人时间由此也从家庭时间中分离出来，让女性体会到了私人时空的重要意义。由此，“浸入电视”为她们在家庭生活中暂时营造了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自由时空，让她们得以卸下各种角色，逃脱种种曰常问题和压力。“看电视”这一活动被赋予了家庭时空中划分出个人时空和自主性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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