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经授权转载自新周刊（ID：new-weekly）
原标题 | 张静初：当一名女性直面黄谣
作者| 朱恺
编辑 | 萧奉 刘车仔
排版 | 顾朴
校对 | 向阳
图片 | 受访者提供
当一名女性卷入黄谣和网暴的漩涡，等待她的将会是什么？
2023年1月，演员张静初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则视频，讲述自己长达十几年被造黄谣和网暴的经历，以及人生中第一次打官司的过程。
对她来说，这是“一场胜利的官司，一次失败的维权”。因为，即使有了法院的判决结果，造谣者至今仍拒绝道歉——但她还是勇敢地袒露出自己最脆弱的一面，她相信这一过程是有意义的，也希望能为有相似经历的女性带来一份勇气。
在公众眼中，张静初是一位很有天分的实力演员，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不高产的作品量，让观众一度以为她“消失退圈”了。我们找到张静初，想知道她在这十几年里经历了什么样的心路历程，也想知道她为什么会决定勇敢发声。
在黄谣和网暴面前，张静初的维权和发声，并没有因为明星的身份而变得更加容易，她和每个普通女性一样，都在经历漫长且艰难的转变过程。采访期间，互联网上不断有造谣和网暴的事件发生，她不是第一个，也注定不会是最后一个。
但她成为了站出来的那一个。
以下是张静初的讲述。
01
谣言不会清者自清
对我来说，黄谣和网暴并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个常态、一个持续了十几年的常态。它更像是一个底层的噪音，偶尔刺耳，但时不时会出来扎你一下。
其实我不太记得清第一次看到关于自己的谣言是什么情形了。我想应该是在2005年左右，那个时候我还是刚出道的新人，说的话很容易被媒体曲解。
我还记得当时去参加美国《时代》周刊的一个颁奖（用英文发言），在采访的时候和记者聊得很开心，结果文章刊登出来，却说我在暗讽别的女演员英文不行，我就在想：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听到这个名字，怎么最后就成了我在攻击其他人？
当时周围的人告诉我，新人刚出道就是这样的，很容易招黑，说你什么的都有。所以一开始也不太会去跟它较劲。而且这些谣言大都出自不入流的边缘媒体、一些犄角旮旯的八卦小报，真要跟它们吵起来是吵不完的，有这精力干点别的什么不好？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知道有一些媒体会为了自己的流量去歪曲事实。后来也出现了一些黄谣，站在一个职业女性的角度来看，它们大多是说我的工作机会、我的个人能力、我所取得的成绩，都是靠男女关系、走捷径的方式得来的。
但坦白说，我是很幸运的。在拍戏那么多年的时间里，我没有遇到过任何的“潜规则”，这些谣言对我的事业也没有造成什么影响，因为只要是业内的人士，都不会相信这些无稽之谈。
大家都清楚每一部戏的选角是怎么来的，这不是导演一个人说了算，还涉及到投资公司、选角导演。再者，我合作过的导演都是在业内有口皆碑的，对他们来说，艺术（造诣）一定是最高的追求，有谁是靠关系就会用你的？怎么可能不去保作品质量？
所以我一开始完全没有想过要打官司。当时的我也比较自信，或者说是抱着很天真的想法：我觉得自己是有专业能力在的，演过的作品70%以上都有表演奖提名，实力明明白白地摆在那，大家总会看得到的，不是吗？怎么会有人相信谣言？
后来我才发现，黄谣是不可能“清者自清”的——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这个故事变得越来越长、越来越不堪、越来越离谱。它就像一个伤口，不去治疗就会溃烂发脓，最后演变到要截肢的地步。在谣言说了一万次之后，我的面目好像也开始变得模糊了。
我其实不常上网，但有时一篇文章推送到我面前，看到标题忍不住点进去，一整天的心情都会很糟糕，甚至连骂人的想法都有：你有本事别匿名、别藏在暗处，你敢面对面跟我讲同样的话吗？你敢和我一起去法院吗？这一回我非要打官司不可。
可是过两天我又泄了气，心想好麻烦，明天再说吧。
我想，可能我骨子里也有一种怕事的心理。我说自己不屑于跟他们计较，这种“不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躲避，是一种自我安慰。但是，你不去看它，并不代表它不存在，时间一久，我又会陷入一种自我厌弃的状态，觉得自己怎么这么软弱、这么窝囊，拿他们没办法？
我在博文中提到过，2008年-2011年期间，自己在抑郁症的边缘徘徊。我一直是个对世界很有好奇心的人，可是在那段时间，自己做什么事都提不起兴趣了，对人性也很绝望：我不理解为什么一个人可以如此恶毒，对完全不了解、没有见过面的人，可以肆意去攻击、造谣，展现出强烈的恨意？
那时我写过一篇散文《我是一只鸟》，我觉得自己好像一只巨大的笨鸟，在这个美丽的蓝色星球上，被一群人拿着棍棒和火炬围猎，不得不离开我热爱的土地——我本来是抱着对电影的热爱进入这一行，可是在名利场上搅得身心俱疲，好像已经远离了我的初衷。
有时候我会在想，为什么我的黄谣会那么离谱，远远超出了我能想象的范围？有没有可能是恶性竞争造成的？要是我不那么出名、不那么“碍事儿”，是不是就没有人搞我了？那我不要这些名气了，会不会好一点？
当时我在拍的一部电影《A面B面》，它是和抑郁症相关的。在和医生交流后，我发现自己有抑郁的情绪，想主动去调整这个状态——刚好在那段时间，我的表演也处于瓶颈期，我想要让自己沉淀下来，去纽约充充电，看各种各样的戏剧、探索新的表演方法，于是就下定决心走了。
那几年，有人说我“消失”了，也有谣言说我被封杀了。我的确主动推掉了一些戏，包括《窃听风云3》，因为我觉得自己没办法很好地理解这个角色。尔冬升导演当时语重心长地提醒过我：你一定要有市场占有率。你的作品产出量少，就会离市场越来越远，大家老看不见你，就会想不起你，你露出的频率也会越来越低。
但我是一个很固执的人。我觉得自己没有浪费时间，一直在不断学习和生活，固定去上编剧课、导演课。我也一直在积极地寻找正能量，坚持运动、静坐、一个人去旅行，我不想等到老了之后才开始做这些事。
我过得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样凄惨，我有着不错的生活质量。只是谣言这件事情，它还是会时不时戳我一下，心底一直藏着委屈的部分。
02
维权：拿起那块石头
我觉得，黄谣和网暴就像一条专门欺负弱者的恶犬，你越是躲避、越是逃跑，它就越是对你穷追不舍。直到有一天你突然回头，拿起一块石头扔向它，它可能就跑了。
对我来说，这个过程很漫长。我用了十几年才拿起这块石头。
2021年4月份，我开始在小红书上分享一些生活方式，包括饮食、运动、阅读等等，我想把这些年来对自己有帮助的东西分享给大家，所以一直都是自己在运营账号、回复评论。
可是两个月后的一天，评论区突然涌入了很多恶意的评论，有不少网友用侮辱性的、色情的语言来攻击我，各种不堪入目的话都有。当时我有点蒙，因为这一波明显有点猛，就去和同事讨论：最近网上是有什么影响力很大、对我很不好的事情吗？
后来我们才发现，有一个名为“芝士快跑“的抖音账号连续发布了三条视频，对我进行诽谤攻击，内容包括：利用不正当男女关系获取工作机会，被封杀、被掌掴等等，甚至连我的出身和家庭都在侮辱。
其实我们的团队已经算是反应及时了，从查到视频到让他们删除，总共只花了大概10天的时间。但它当时造成的影响已经非常恶劣了，这三条视频的播放量多达1300万次，点赞数量将近10万。
选择起诉，是我个人的意愿。一开始，大家担心这个过程会对我造成二次伤害，因为律师需要将造谣和网暴的内容罗列出来，让我一条条过目确认、是否控告这些内容。可是我很坚决要打这个官司，我不甘心让自己十几年的生命质量再这样浪费下去——
那段时间，我刚看完一本叫做《解惑》的书，它对我的想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本书把这个世界由低到高分为四层，分别是无机物、植物、动物和人。人类相比起动植物，多了自我意识和主动性，其实就是一个从被动走向主动的过程。
后来我一直在想，在（黄谣和网暴）这件事情上，我连动物都算不上。动物踩它一脚还会叫两声、挠你一下，我基本上是一个任人践踏的植物。这次，我不想再做植物了，我要配得起自己作为人类的生命状态。
很多人一开始对法律比较陌生，也不清楚打官司需要做些什么。在我们的维权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及时取证：因为对方是一个视频号，我们要对这些短视频进行逐个录屏，记录下它说了什么，第一时间保留证据。
我其实还是不太敢看这些内容，所以在明白大致的情况后，就拜托律师和朋友帮忙取证，以免在观看的过程中对自己造成二次伤害。取证后，我们向法院起诉了该账号和平台（第二被告），先让平台公布侵权账号的个人信息，之后再起诉造谣者，相当于打两场官司。
我们之后主要是在等法院那边的受理和取证调查，律师告诉我这个过程会比较漫长，可能要等1年，我也做好了心理准备。在这个过程中，对方有表达过想要和解的意愿，但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赔偿3万元、在人民法院报上刊登声明，完全没有提到要在自己的视频号致歉，毫无诚意，团队当下就拒绝了。
我不接受和解。我们的诉求是让对方在抖音账号上发布道歉声明，并保留三天。我一定要拿到这一纸法院判决书，不然这类事件就会像打地鼠一样，是无穷无尽的，对吧？
在这一年的时间里，网上的负面新闻还是层出不穷，但我一直忍着，因为判决结果还没出来，你澄清了大家可能也不会信。我想要在胜诉后录一个视频，讲讲我这些年的心路历程，让大家知道我走过怎样一段很暗的路，我希望别人不要再走和我一样的弯路。
2022年7月4日，判决结果出来，我胜诉了。
当时我还是很开心的，就等对方的道歉声明，然后再发声回应。在一开始录制的视频里，我甚至都没有提到这个视频号的名字。但我们还是太天真了，他们不仅不道歉，而且态度很强硬，选择让法院强制执行——
强制执行的结果，就是在人民法院报上披露案件信息，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完美得不得了的结果，因为视频号可以继续正常运营，不会受到任何影响。我们后来去平台申诉，平台给出的回复是让大家“友好协商”，但如果可以友好协商的话，当初为什么还要打官司？
所以我在后来的博文中说，这是一次胜诉的官司，一场失败的维权。
我真的很愤怒。2023年1月份的时候，你们看到的那一则发声视频，我录了三四遍。第一次录的时候，我的声音都在颤抖，光是回顾一遍判决书的内容，都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在发布视频的那一天，我其实是很悲观的。我做好了再次被网暴的心理准备——大部分人都不关心事实，只想看热闹。我在想，可能有60%的人会相信我，有40%的人会对我进行二次伤害，比如“公众人物被说两下也正常，你们干的不就是这个活”？
但我想，这一次我至少可以为不明真相的群众、或者在中间摇摆的人提供一个角度，他们可以选择去相信我说的话，我之前一直没有提供过这个角度。
在视频发布之后，海清主动站出来说要帮我转发微博，我其实是很感动的，因为我一开始不敢麻烦任何人，我知道大家多多少少都经受过网暴的伤害，能站出来发声真的需要很大勇气。
我知道这次（发声）的舆论反响不错，但我到现在也还没有勇气登录账号去看评论，因为确实被伤得有点深，不太敢看。最让我感动的其实是一位朋友的妈妈发来的微信，她平常是个风风火火的老太太，那天突然发了一段特别深情的文字给我，打得我措手不及：
“JC：长达十几年的黄谣背锅不是一般人承受得了的，如果没有强大的心理素质、没有刚毅倔强的性格，不可能成就你的今天。……我昨天看到你用哽咽的嗓音、强忍着泪水诉说，去鼓励、激发他人奋起自我保护的意识，我落泪了。了不起的孩子，了不起的女性，了不起的JC。”
在看到这条信息的时候，我一下就流泪了。我想在那个时刻，它唤起了人心底一些特别柔软的东西。
03
我们需要发出声音
有时我在想，从古至今，女性似乎都一直在面对这样的事情，被安上了“原罪”。我不是第一个被造黄谣和网暴的女性，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在亚当和夏娃的故事里，夏娃吃了禁果诱惑亚当、最后人类被逐出伊甸园。现在想一想，为什么不说是亚当诱惑夏娃？为什么不说是亚当摘的果子？还有中世纪欧洲的“猎巫行动”，几百万女性被处死，人家说你是女巫，你就是女巫，不需要有任何的证据。
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尤其是稍微漂亮一点的女演员，都很难逃过黄谣和网暴，在荡妇羞辱面前，很多人是非常无力的。在谣言这件事上，你真的没法低估人性的恶意，有时只是出于嫉妒，嫉妒你的漂亮、能力，甚至是运气，有时甚至是你演了一个反面的角色，都会招致大规模的网暴。
造黄谣的成本太小，一张嘴就可以实现。我当时觉得很憋屈的原因，是没有一点证据，这些人就可以信口雌黄，而你很难去证伪，你要怎么“证明”一件不存在的事情呢？
尤其是在这几年，在一个流量至上、自媒体高速发展的互联网时代，普通人更容易沦为营销号牟利的牺牲品——我们这次打官司，造谣的视频号背后是一家MCN机构，团队在取证的时候，发现它还有二十几条对其他女演员的造谣视频，它们一直不断往人身上泼污水，让我们背着厚厚的泥壳负重前行。
我有时也在思考，那些参与网暴的人是怎么想的？我觉得我们不用把网暴者说得好像非人类一样，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受过良好的教育，也有体面的工作。我想，大家在现实生活中扇别人一记耳光，可以看到对方的表情，知道自己给人造成了痛苦。可是这个机制在网上是不生效的：
你用语言戳了人家一刀，看不到对方痛苦的反应，要直到他们付出生命的代价，才可能唤醒你的一点反思——连自己最珍惜的生命都可以舍弃，只是为了不再承受这样的痛苦，你能想象这个痛苦有多剧烈吗？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善恶两面，所以我也想呼吁一点善意：在你不明真相的时候，在你心情特别不顺的时候，能不能嘴下留情，不要顺着自己的惯性去人云亦云、落井下石，不要把心里的魔鬼放出来？
我之前说，我在录视频的时候其实是很绝望的，或者说很现实——当时想到最坏的结果是，哪怕全世界的人都不相信也没关系，至少有了这一纸证明，我对自己有个交代，如果有一天有了孩子，我也可以给她/他看，妈妈没有做过这些事情。
可是在我决定发声的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就已经好了一大半。你知道吗？我觉得自己窝囊、没用的那部分好了。
我现在也不会责怪自己说当初早点站出来就好了，那时候的我还没有这种力量——2008年的我只有20来岁，精神状态还有一些抑郁，如果在那个时候选择直视深渊，和他们无休止地缠斗下去，我能承受住吗？我可以扛到今天吗？
这从来都不是我们的错。后来我阅读了一本书，叫做《内向者优势》，发现原来世界上有四分之一的人是天生的内向者，外界的刺激对他们造成的多巴胺过量，是会超出承受范围的。所以我慢慢理解了自己，我知道自己当初为什么会这样（躲），没关系，那就先把能量攒一攒，等准备好了、铆足了劲再去做这件事。
我现在开始想要发声，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坚持发出声音。
我在想，我的名气其实是一把双刃剑，我以前只看到了它不好的一面，可是我也可以用来披露自己的脆弱与哀伤，让那些处于黑暗中的人知道他们并不孤独，我也正是因为收获了大家的支持，才有勇气去接着回馈更多人，把自己的善意传递出去。
我想告诉他们要有勇气，这种勇气不仅仅是维权，也是要正视一个事实：黄谣和网暴是人性的一部分，它也许会被制约，但永远不会消失，我们要做好一起战斗下去的心理准备，不要被失望、沮丧甚至绝望击垮，先活下来，才有希望。
在维权的时候，我们也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可以请朋友或律师帮忙取证，避免遭受二次伤害。我相信，我们在勇敢维权和发声的时候，一定可以不断汇集更多的正能量。
张静初戴上粉色假发，为被网暴去世的女孩发声。
我也想通过发声去呼吁一些改变。我们可以去构想，什么样的机制可以更好地限制这些造谣和网暴的人？
很多受害者之所以会感到绝望，是因为没有任何人为此付出代价。如果造谣者和网暴者没有付出真正的后果和代价，那其实就是在变相纵容和鼓励这种行为。我想只靠大家的道德自觉是不够的，不管是法律的渠道、投诉的平台，还是监管的措施，都应该对他们有所约束。
我能想到的方案也是有限的，可是如果大家集思广益，也许可以想出更好的办法。比如平台针对网络上的“键盘侠”，是不是可以有更好的监管和举报措施，在出现侮辱性的语言、声音时，哪怕让他禁言48小时，在这48小时里，他就不能肆意泄愤，网络环境也就没有那么恶臭了，对吧？问题或许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但至少可以变得好一些。
我们现在去维权和申诉，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感到一些挫败，但是现状并不代表不能改变，如果大家什么都不说，就会觉得这些事情是正常的，这个改变就永远不可能发生。
如果每一个人都发出自己的声音，它或许很微弱，但声音多了，就有可能被听见。如果它能够被听见，就有可能带来改变，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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