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明星为何被特定群体“封神”
无论流行歌手泰勒·斯威夫特是否乐意,恐怕都难以摆脱“另类右派”分子的狂热崇拜。这个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的瘦高金发姑娘在中国被昵称为“霉霉”,在欧美却成了新纳粹分子的精神偶像,甚至被冠以“雅利安女神”的称号。
“霉霉”绝非个案。几乎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流行偶像。无论这些明星爱与不爱,都挡不住“被领袖”和随之而来的“头衔”。
泰勒·斯威夫特是“雅利安女神”?
不知从何时起,白人至上主义者开始四处发帖,张扬他们对泰勒·斯威夫特的痴迷。在这些新纳粹分子和“另类右派”(一种集合了嬉皮士和白人至上主义的互联网亚文化)的隐秘团体中,有一种声音正广泛流传——名噪一时的白人女歌手泰勒·斯威夫特是隐秘的“地下纳粹党员”,她用歌声“指引”美国走向民族主义。
极右翼网站“The Daily Stormer”的作者安德瑞·安格林(Andre Anglin)就是这一论调的支持者。他相信,一旦时机得当,斯威夫特便会大张旗鼓地宣扬“自己是雅利安人”。
他告诉英国《每日邮报》:“首先,斯威夫特是绝对的‘雅利安女神’。她犹如自古希腊史诗里走出来一般,她的出现仿佛雅典娜重生,这非常重要。她需要等待特朗普给她营造一个安全的环境,好让她向全世界宣告自己的雅利安计划。斯威夫特很有可能和特朗普的儿子订婚,然后双双加冕为美国皇室。”
斯威夫特向来对自己的政治倾向守口如瓶,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对政治毫无兴趣。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后,她曾告诉《滚石》杂志:“我活这么大,从没见过这个国家为一项政治决策如此兴奋。我很高兴这是我第一次参与选举。”
或许斯威夫特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成了“欧洲法西斯”的代言人。在美国《VICE》杂志看来,她的“纳粹模因”(通过非遗传方式特别是模仿而传递的文化的基本单位)似乎从那首《泪洒吉他》开始就存在了。“有些人认为是模因的魔力让她如此出名,虽然没法证明这点,但我们能确定的是,当新纳粹们看到她的那一秒,就被她精致的雅利安外表和天使般的风采倾倒了。”安格林说。
“Wetpaint”网站道出了另一个缘由。2009年,泰勒在昔日好友“水果姐”凯蒂·佩里的25岁生日派对上,与一名T恤上有巨大纳粹标志的男子亲密合影,让白人至上主义者嗅出了这位年轻女士“隐秘的政治倾向”。不过,斯威夫特的发言人很快予以驳斥,称“那晚她大约和100人合了影,她不知道那位男士是谁,也没注意他穿了什么”。
斯威夫特一方反应迅速,但并不能阻止白人至上主义者不遗余力地将她“封神”。在脸谱网上,一个叫做“泰勒·斯威夫特代表欧洲法西斯”(Taylor Swift for Fascist Europe)的小组悄然出现,收获了近两万个赞。而在“Pinterest”网站上,用户艾米丽·帕丁森(Emily Pattinson)从2013年就开始把希特勒语录和斯威夫特的照片P在一起,并因此迅速成为网红。
如此形势下,无论是否情愿,斯威夫特都会被一些人视为“新纳粹”、“另类右派”的代言人。在不久前接受《VICE》采访时,“泰勒·斯威夫特代表欧洲法西斯”前管理员道出了这个金发碧眼又有些面色苍白的女孩成为“雅利安女神”的缘由:“雅利安人并不是单指血缘种族那么简单,它象征着一种态度和精神。就拿金·卡戴珊和麦莉·赛勒斯(美国演员、创作型歌手)来说吧,她们和斯威夫特一样属于日耳曼民族血统,但为什么退化到根本没人拿她们当法西斯偶像的地步?原因在于,她们虽有血统,却失去了雅利安精神,雅利安精神才是定义法西斯的关键……毫无疑问,斯威夫特使得这种精神具象化。”
而在安格林看来,斯威夫特身上的“雅利安精神”,源自于她身上属于“上世纪50年代的那种纯净、温柔和天真”:“她就是麦莉·赛勒斯的反面。在麦莉去跟其他种族的男人们鬼混时,她却跟猫一起待在家里读简·奥斯汀的书。”
保守派网站“Breitbart”专栏作家米洛·亚纳普洛斯(Milo Yiannopoulos)指出,斯威夫特成为“右翼女神”,与其出身于美国13个殖民地之一的宾州、唱传统乡村歌曲成名、父亲是美林银行高级副总裁兼投资经理人等因素分不开——这一切意味着她是“出身正统”的白人偶像。
雪儿:“所有同性恋者的母亲”
斯威夫特并非唯一因经历或气质而成为特定人群偶像的明星。在她之前,美国传奇天后雪儿就被LGBT(同性恋者、双性恋者与跨性别者)人士追捧了多年。如果说斯威夫特是“新纳粹女神”,那雪儿无疑是LGBT群体的“女王”。
如果你在英文问答社区“Quora”网站上提出有关雪儿的问题,那答案很难不与LGBT扯上关系。雪儿在这一群体中受到广泛认可,虽然她本人并非LGBT一员,但这不影响该群体对她的推崇。
“雪儿是坚强的人,很自信,也很成功。她总是以女王般的形象示人,人们把她视为所有同性恋者的母亲。我想她是知道如何保持自我的——她不仅有女性的外貌,也有强大的内心,而这才是她最受敬仰的地方。”谈及雪儿在同性恋群体中的地位,加拿大歌手达林·胡斯(Darrin Huss)在个人博客中写道,“说实话,男同性恋者很难找到自己的性别榜样,但雪儿是个例外——她总是那么大胆,并且高高在上。她的歌曲《Gypsies, Tramps, and Thieves》和《Half Breed》都是讲述‘社会弃儿’的,并鼓励人们相信自己的价值,这让我们看到她灵魂的高贵。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她华丽的服装也吸引着同性恋者。是的,我想我们有共同的艺术倾向。”
在歌迷丹·荷乐迪(Dan Holliday)看来,雪儿保持70年不变的美丽也让同性恋者为之倾倒。“对我们来说她是一位神话般的母亲。她身上有着同性恋者特别是男同性恋者期待、渴望的东西。”
或许,真正把雪儿和LGBT联系起来的是她的孩子——“女儿”查兹·波诺。波诺19岁时宣布“出柜”,并通过变性手术成为男性。最初雪儿不能接受这种改变,甚至为此冷战了20年。但最终,这位善良的母亲接受了孩子新的性别身份,出席反歧视同性恋大联盟的活动,公开表示对孩子的赞许——“他比任何人都要勇敢”。而这一举动为她赢得了来自LGBT群体的掌声。
碧昂斯:主动扛起女权主义大旗
与前两位“被领袖”的“女神”不同,黑人音乐天后碧昂斯的“女权主义领袖”大名是自己一点一点挣来的。
2014年,碧昂斯站在MTV音乐录影带大奖颁奖典礼明亮的灯光下,宣布自己是一名女权主义者时,立即成了性别平等运动中的重量级角色。
她的女权主义明显表现在各张专辑中。在以自己名字命名的专辑《BEYONCE》里,她以开篇歌曲《Pretty Hurts》讲述了女性在服从“男性要求的女性美”时遭受的苦难,另一首歌曲《Flawless》则毫不客气地批判了一些常见的偏见,比如“女性不配拥有太大的野心与成功”。
“碧昂斯的女权主义很务实,她不是要取代男人的社会地位,而是在现实中通过与男人的相互关系来发展女性地位,很高明地通过非反抗的方式去掉男性在女性身上附加的诸多伪饰,回归女性的本真。”时尚博主格罗瓦(Cameron Glover)在《时尚芭莎》杂志上写道。
与斯威夫特和雪儿对“被领袖”或反对或默认的态度不同,碧昂斯对自己女权主义者的身份甘之如饴。2014年,她以金发梦露造型登上同性恋杂志《OUT》封面,为女权主义呐喊:“虽然我身处男性主导的社会,但女性主义的我才是真正的我。”
在今年的新专辑《Lemonade》中,她通过MV中祖母的口说出“上帝给我酸涩柠檬,我却将它制成甘甜的柠檬水”,期望以此鼓励“每一个男权阴影下的女人自我认识和治愈”。
不过,自诩为女权主义代言人的她,常常遭到女权运动者质疑。女权运动代表人物安迪·泽斯勒(Andi Zeisler)曾隐晦地表示对碧昂斯的不满:“女权主义正在经历从敬而远之到备受追捧的转折,但这不意味着女权主义运动蓬勃发展。事实上,它正在偏离:从旨在实现性别平等的运动,变成了很多女性评判名流、消费流行文化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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