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与冰心的交往
初识冰心的人都觉得她不是—个令人容易亲近的人,冷冷的好像要拒人于千里之外。她的《繁星》《春水》发表在《晨报》副刊的时候,风靡一时,我的朋友中如时昭瀛先生便是最为倾倒的一个,他逐日剪报,后来精裱成一长卷,在美国和冰心相遇的时候,恭恭敬敬地献给了她。
我在《创造周报》第十二期(1923年7月29日)写过一篇《繁星与春水》,我的批评是很保守的,我觉得那些小诗里理智多于情感,作者不是一个热情奔放的诗人,只是泰戈尔小诗影响下的一个冷隽的说理者。就在这篇批评发表不久,于赴美途中的杰克逊总统号的甲板上与冰心不期而遇。经许地山先生介绍,寒暄一阵之后,我问她:“您到美国修习什么?”她说:“文学。”她问我:“您修习什么?”我说:“文学批评。”话就谈不下去了。
在海船上摇晃了十几天,许地山、顾一樵、冰心和我都不晕船,我们还兴致勃勃地办了份文学性质的壁报“海啸”,张贴在客舱入口处。
1924年秋我到了哈佛,冰心在威尔斯利女子学院,同属于波士顿地区,相距约一个多小时的火车路程。遇有假期,我们几个朋友常去访问冰心,邀她泛舟于脑伦璧迦湖。冰心也常乘星期日之暇到波士顿来做杏花楼的座上客。我逐渐觉得她不是恃才傲物的人,不过对人有几分矜持,至于她的胸襟之高超,感觉之敏锐,性情之细腻,均非一般人可企及。
1925年3月28日,波士顿一带的中国学生在“美术剧院”公演《琵琶记》,剧本是顾一樵改写的,由我译成英文,我饰蔡中郎,冰心饰宰相之女,谢文秋女士饰赵五娘。逢场作戏,不免谑浪,后谢文秋与同学朱世明先生订婚,冰心就调侃我说:“朱门一入深似海,从此秋郎是路人。”“秋郎”二字来历在此。
冰心喜欢海,她父亲是海军中人,她从小曾在烟台随侍过一段时间,所以和浩瀚的海洋结不解缘,不过在她的作品里嗅不出梅思斐尔的“海洋热”,她憧憬的不是骇浪涛天的海水,不是浪迹天涯的海员生涯,而是在海滨沙滩上拾贝壳,在静静的海上看冰轮作涌。我1930年到青岛,一住四年,几乎天天与海为邻,几次三番地写信给她,从没有忘记提到海。但是她终于不曾来。
冰心的健康情形一向不好,说话的声音不能大,甚至是有上气无下气的。她一到了美国不久就呕血,那著名的《寄小读者》大部分是在医院床上写的。以后她一直时发时愈,缠绵病榻。有人以为她患肺病,那是不确的。她给我的信中说:“为慎重起见,遵协和医嘱重行检验一次,X光线,取血,闹了一天,据说我的肺倒没毛病,是血管太脆。”她呕血是周期性的,有时事前可以预知。她多么想看青岛的海,但是不能来,只好叹息:“我无有言说,天实为之”。
她的病严重地影响了她的创作生涯,甚至比照管家庭更妨碍她的写作,实在是太可惋惜的事。抗战时她先是在昆明,我写信给她,为了一句戏言,她回信说:“你问我除生病之外,所作何事。像我这样不事生产,当然使知友不满之意溢于言外,其实我到呈贡之后,只病过一次,日常生活都在跑山望水,柴米油盐,看孩子中度过……”在抗战中做—个尽职的主妇真是谈何容易,冰心以病躯肩此重任,是很难为她了。她后来迁至四川歌乐山居住,歌乐山在重庆附近算是风景很优美的一个地方。冰心的居处在一个小小的山头上,房子也可以说是洋房,不过墙是土砌的,窗户很小很少。里面黑黝黝的,而且很潮湿,倒是门外有几十棵不大不小的松树,秋声萧瑟,瘦影参差,还值得令人留恋。一般人以为冰心养尊处优,以我所知,她在抗战期间并不宽裕。歌乐山的寓处也是借住的。
抗战胜利后,文藻任职我国驻日军事代表团,这一段时期才是她一生享受最多的,日本的园林之胜是她所最为爱好的,日常的生活起居也由当地政府照料得无微不至。
1949年6月我来到台湾,接到冰心、文藻的信,信中说她们很高兴听到我来台的消息,但是一再叮咛要我立刻办理手续前往日本。风雨飘摇之际,这份友情当然可感,但是我没有去。此后就消息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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