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延平曾被黑帮强迫拍片自诩台湾商业片第一人

发布时间：2024-12-18 07:28

朱延平（右）和侯孝贤是好哥们，一个专商业，一个攻文艺。

　　在DVD盛行之前，大多数内地人对录像厅印象深刻，甚至可以说有某种情结，很多无聊的时光都在那里打发了。因此，很多人都看过《好小子》系列、《乌龙院》系列，但是未必知道这些搞笑的喜剧片出自朱延平之手，后来才发现原来我很喜欢的励志电影《七匹狼》也是他的作品，顿时情怀就上来了。朱延平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他拍片类型的广泛和庞杂，在华语电影圈里，恐怕只有王晶能够与之相提并论。巧的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朱延平说他跟王晶是老朋友，但在商言商，90年代，他们就曾经数次交锋，输赢各半。而两人的沉沉浮浮背后，其实就是港台电影从繁荣到衰微的整个过程。

　　三十多年前，正在东吴大学读书的朱延平因崇拜偶像“侠女”徐枫而主动申请做临时演员，身穿臭汗打湿的戏服躺在地上扮死尸，算是进入了电影圈，本来打算做演员的，扮演恬妞的男朋友，被导演骂演得太烂，于是就打消了幕前的念想。从场记到副导演，直到1980年才成为导演，第一部喜剧导演《小丑》意外得到千万台币票房，从此以后，朱延平成为台湾最卖座的商业导演，拍片类型广泛，无不涉足，《好小子》系列、《乌龙院》系列更成为台湾喜剧片的一大典型。虽然他也承认自己拍了“烂片”无数，但是却成为四十年来台湾唯一坚持拍商业电影的导演。2000年后，台湾本土电影已经衰竭殆尽，朱延平早已抽身希望进军内地，明年初的贺岁片《灌篮》就是他的敲门砖。

　　80年代台湾电影突破“三厅”格局，商业片兴起

　　枪顶在脑门上去拍戏

　　80年代开始，港台电影圈有黑帮势力渗透，早就是不争的事实。当时很多电影人都是被迫拍片，帮那些黑帮分子洗钱，电影粗制滥造自不必说，而不少圈中悲剧也源于此，朱延平第一个也是最心爱的一个演员许不了就是当中的一个悲剧。当然，从时间顺序来说，朱延平的“发家”之路也从这个时期开始。朱延平意外而不得已地完成了一个使命，就是突破了台湾本土电影陈腐的“三厅”(即客厅、餐厅和歌舞厅的言情片类型)格局，突出感官快感消费的商业电影逐渐兴起。

　　南都周刊：本来是有机会成为演员的，怎么后来去做了导演？

　　朱延平：我也不是想去做导演，不过是想拍点戏，赚点零花钱，我没有读什么书，只是念大学的夜间部，当时就希望能够找份工作打工而已。所以，才会从临时演员做起，有一次我被安排去演恬妞的男朋友，但是被导演骂得狗血淋头，因为我紧张，嘴角不断抖动，于是就打消了做演员的念头。后来，慢慢做幕后，直到做了第一部电影《小丑》，当时卖了很多钱，里面的主题歌《小丑》(刘家昌(听歌)创作)唱得宝岛家喻户晓。当然演员也跟着红了，叫许不了，本来就一秀场演员，也一夜成名成为喜剧明星。可惜三年后被黑道分子控制，打吗啡死去了。

　　南都周刊：是不是当时你拍了很多大家说的烂片，都是不得已而为之？

　　朱延平：是啊，大哥们得罪不起啊，我只有小命一条，真可以说是枪顶在脑门上去拍戏。每当我拍出一部电影，他们就会逼着我照着模仿，拍出大量类似的电影，直到把这个类型的电影做滥为止。

　　南都周刊：黑帮势力渗透电影圈，好像不仅仅是台湾，香港也是这样，这应该是80年代港台电影圈的普遍现象吧？

　　朱延平：是啊，内地电影人是不能够理解的，他们没有经历过。不要说我了，李连杰(blog)的经纪人被人打死在电梯里，还有梅艳芳(听歌)，这些天皇巨星都被黑帮老大们控制过，更何况是我。不过随着法律逐渐健全，这种现象就越来越少了，现在的环境就比当时宽松了很多。

　　90年代港台电影黄金期

　　小孩子是唯一能打败大牌明星的法宝

　　许不了的死，让那些黑帮老大暂时放过了朱延平，因为大家都觉得朱延平是依附在许身上的，没有许，朱延平就玩不转了。这反而给朱延平喘气的机会，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和思考，他又拍出《好小子》，再次卖座……这样的过程前后反复了七八次，朱延平也大起大落七八次。《大头兵》系列、《七匹狼》、《异域》、《火烧岛》系列、《乌龙院》系列等卖座电影纷纷出炉，朱延平也被认为是台湾商业电影的“东方不败”，也有人叫他“打不死的蟑螂”。台湾的朱延平、香港的王晶，算是港台商业电影的“双雄”，他们经历了商业电影最繁荣的黄金时期，不仅仅赚足了钱，也捧出不少当红明星，至今影响广泛。

　　南都周刊：似乎不能说你背负要拯救台湾电影的使命，你的目的应该很简单，就是拍出赚钱的电影？

　　朱延平：是的，这点我不否认，不用说得很冠冕堂皇，我没有所谓电影的责任，不过是有一颗好强的心罢了。我前前后后起伏了七八次，我跌的原因是被大哥们逼着一年拍个六七部，根本没时间想剧本，怎么不垮；那垮了之后呢，大家本来都没有信心的时候，我就用这两三年的时间喘口气、琢磨剧本，又起来，开创了新的电影类型。

　　南都周刊：说到电影类型，你的电影什么类型都有，甚至有不像你风格的文艺片《异域》？

　　朱延平：是啊，我什么类型都拍过，比如用小孩子拍的《乌龙院》，我发现小孩子是唯一能够打败大牌明星阵容的法宝，释小龙和郝劭文(听歌)都是上天恩赐给我的，再也没有比他们更合适的组合了；还有就是我拍过让张雨生(听歌)、王杰、邰正宵(听歌,blog)等歌星演的《七匹狼》，算是开创了台湾的青春片风格，就是年轻人的励志电影；还有情色片，徐若?的《天使心》、苏有朋(听歌,blog)的《情色》……还有你说的《异域》，这部电影是由柯俊雄、刘德华(听歌)等人演的。这部片是我无意中翻到一本在台湾的禁书，讲的就是那些大陆来的国民党老兵驻守在台湾，有家不能回的事情，我当时看了就很感动，原来在我们台湾还有这样一个群体，我就下决心一定要找机会拍成电影。后来拍出来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很多老兵在影院看了都流眼泪，罗大佑(听歌)的歌曲《亚细亚的孤儿》就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歌。

　　南都周刊：续集《孤军》后来获得了金马奖提名，结果没获奖，算不算你心中的隐痛？

　　朱延平：隐痛啊，当然是隐痛。(这点倒和王晶很相似，金像奖是他的隐痛)，呵呵，是啊，我们都是拿不到奖的。《异域》算是我最得意的作品，结果却没有能够入围，但是续集入围，我就很想不通啊，因为续集我根本就不想拍，是老板逼我拍的，说军服都准备好了不能不拍。我当时还在报纸上表示不屑，因为续集就是个烂片。

　　南都周刊：好像你并不避讳拍这么多烂片？

　　朱延平：是啊，很多人都拍过，包括那些大牌，他们中很多人都有过同时开好几档电影的经历，比如我拍摄《神经刀与飞天猫》，曾志伟(听歌)、梁家辉(听歌)、张曼玉等大牌没有一天是同时在片场，经常是一个人来几个小时，对着空气演戏，然后就走人。

　　南都周刊：在那时90年代的华语圈，你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王晶，对不对？

　　朱延平：是啊，我和他的关系是最铁的，经常一起吃喝玩乐，可能我们都是拍商业电影的，臭味相投，但是在生意上，我们却是死对头，经常打。比如我用《乌龙院》系列打他的赌片系列，其实谁都没有输，都赚了钱，是双赢。

　　南都周刊：你跟王晶好像还很相似，你们什么都拍，甚至是三级片，比如徐若?的《天使心》。

　　朱延平：那个不是三级片吧，我的定位是情色片，徐若?在里面只是露了上面两点。我觉得三级片就没有必要找我来拍了，我电影公司下面的人就可以做，杀鸡焉用牛刀。我还拍过《剑奴》，陈宝莲和莫少聪(blog)演的，当时在香港上映的时候，被观众骂“丢你老母”(粤语脏话)，因为遮遮掩掩的，看不清楚(笑)。

　　2000年后台湾本土电影式微，幕后人才大量流失

　　台湾拍文艺片的导演太多了

　　朱延平与王晶确实有相似之处，他们都有恨奖的心，也都有涉足广泛的题材，有趣的是，虽然私下是好朋友，但是却在90年代后进行过好几次票房对抗赛。朱延平说自己在台湾坚持了四十年的商业电影，以前的影评人都大骂他粗俗，但是现在却表示赞同，因为台湾拍文艺片的导演实在太多了。

　　南都周刊：你是拍商业电影的，会不会跟侯孝贤这些文艺片导演缺乏共同语言，谈不来？

　　朱延平：怎么会呢，我们也是好朋友，经常一起吃饭，我还是台湾电影导演协会会长，但是下个月就要卸任了，继任者就是侯孝贤。只不过我们的路子不一样，有人问过我为什么不拍文艺片，我说我不适合，也许也拍不好，你能让刘翔去打高尔夫吗，高尔夫、篮球都是球，没有谁雅谁俗，之前很多台湾电影人都骂我低俗，现在却反过来支持我，觉得我应该坚持拍商业电影，因为台湾拍文艺片的导演实在太多了。你能说《乌龙院》很粗俗、教坏小孩子吗？那只不过是有趣而已。

　　南都周刊：有人说，现在台湾电影只剩下面子了，就是侯孝贤等文艺导演还在支撑着文艺片的口碑和风格，而商业电影几乎被冲击得差不多了。

　　朱延平：这两年好一点了，因为有一些新兴的导演开始拍卖座的商业电影。周杰伦(听歌)的《不能说的秘密》在台湾票房就很好，卖了大概十亿台币，我很看好他，很有潜力，还有李安的《色，戒》也很火啊，虽然那是一部文艺片，但是很受欢迎，他是少有叫好又叫座的导演。

　　南都周刊：《色，戒》应该不算台湾本土电影吧，它的视角超过了地域，其实现在似乎很难坚持所谓台湾本土电影。

　　朱延平：现在台湾电影的问题就在于，政府之前只重视文艺片，搞什么辅导金来鼓励文艺片，我是不需要的，我是自己筹钱拍。然后就是幕后人才大量流失，很少有一部电影能够做到很纯粹的本土班底。不过这种情况现在好一点了，至少我们开始意识到需要投资大片，就跟内地的张艺谋开始拍《英雄》一样，比如焦雄屏就制作了《白银帝国》，投资老板就是郭台铭，演员是郭富城(听歌)、内地的张铁林。我觉得现在眼光就应该放远一点，比如除了台湾、香港，还应该重视内地市场，甚至应该考虑日韩、全亚洲，比如我的新片《灌篮》，里面的演员就是两岸三地的，针对的观众也是全亚洲的。之前我还拍过《一石二鸟》，算是我对内地市场的试水之作，虽然口碑不好，但是卖得还可以，而且我获得了一个很宝贵的经验，就是内地人喜欢的喜剧片，一定要是有感情的，要笑中带泪，所以冯小刚、周星驰才能那么受欢迎。

　　文艺片太多也不健康

　　台湾的朱延平、香港的王晶都缔造过票房神话，也炮制过很多家喻户晓的电影，当然在严格的影评人眼里格调不高，但是这些电影却带给很多人欢笑，哪怕是很浅显的逗乐。现在，他们都面临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香港、台湾电影市场的不振，需要重新发掘内地市场，一段时间的尴尬期是肯定的。我其实很赞同朱延平所说的一个观点，对于庞大的电影体系来说，文艺片太多了的确不算健康，营养不足和过剩都不好，商业电影的数量和质量应该要保持在一定基数上，这样才能撑起整个电影产业。

　　现代回忆录

　　一个台湾，一个时代，一个朱延平

　　相对于杨德昌和侯孝贤来说，朱延平并不是什么大人物，他制作的电影也不存在“姓商”还是“姓艺”的身份识别，但他近30年的从业经历却正好是台湾本土电影的一份白皮书，谈论朱延平，实际上就是在给台湾本土电影诊脉，给包括电影在内的流行文化做评语。

　　因为一个偶像而入行，是娱乐圈永恒的传记开篇语，朱延平也不例外，甚至入行之后的幸与不幸也没有太多的说头，比他的革命家史更一言难尽的多了去了，但并不是人人都像他那样——正好在台湾，正好在台湾本土电影从无到有再到发展、且在艺术和市场之间宛转承欢的大时代。从李行的《蚵女》之后，台湾电影真正显现出本土化的现代性，此后1960-1980年代是台湾电影为自己的品质和市场做准备的时候，朱延平在这个时候进入了电影界，从助理开始，渐渐成长为到1980-1990年代在台湾本土市场最挣钱的台湾导演，这期间有票房霸主，也有烂片无数，那么多票房霸主今天看来依旧也是怎一个“烂”字了得，这些烂片当中，有无奈之举、也有自作自受。

　　朱延平的电影无论是烂或不烂，都与当时的台湾流行文化中最普及的一面密不可分。事实上，所有能够给投资增益的工业产品无不是在迎合或者引导大众需要。大陆录像厅时代最受欢迎的电影中永远有朱延平的“好小子”和“乌龙院”系列，这些电影中的调侃方式到今天仍然能在台湾最红的综艺节目中偶尔还魂，这也正好说明了朱延平电影的流行文化特征，可问题在于所有的商业电影都是流行文化、都是快餐，为什么他的电影的“烂”显得这般明显，那是因为朱延平所活跃的1980-1990年代，电影生产的地域分割特别明显，他在台湾又是最突出的商业电影导演，而台湾电影的两极分化又极其严重。当然，朱延平也必须为那些烂片的品质负责，他以前的电影中有非常挣钱的，但是现在如《一石二鸟》之类已经应者寥寥，这说明，作为一个娱乐行业的从业者，他的趣味已经过时，不再符合时代需要，说到底，朱延平只是适者生存的流行文化中一个过客。

　　关于朱延平的问题其实只有一个，为什么这个明显落后于时代的商业电影工作者到现在还在制作商业电影，甚至还被拿来给一个区域的电影生产做切片研究？以后的商业电影，尤其是中国的商业电影，考究的不会再是一个人的电影品质，而是对市场的察觉和运作的能力，且随着合作生产的趋势日益明显，“一个朱延平”所能延伸出的所谓“台湾商业电影”的问题，以及个人生产和区域产品素质的关系问题都将渐行渐远。

　　文楚戈(影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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