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起底台湾黑帮竹联帮

　　“白狼”回来了。

　　2013年6月29日，这个消息震动了宝岛台湾。下午2时，从上海飞到台湾的航班降落，张安乐手捧着一份宣传材料现身，立刻被警察包围并戴上手铐。事后据台湾媒体报道，负责抓捕张安乐的警察看到他手里的文件，一时有些不知所措—文件的蓝色封面上写着八个醒目的大字“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下面还有一行略小的字“台湾人民幸福的最佳保证”。

　　这是张安乐精心设计的亮相方式。前一天他在上海召开记者会，公开宣布决定返回台湾投案。这位六十五岁男人此时的身份，是在深圳居住多年的台商，也是他一手创立的台湾“中华统一促进党”的总裁。而他更为公众所熟知的其实是另一重不合法的身份：他就是“白狼”，台湾最大黑帮“竹联帮”的精神领袖。

　　阔别台湾十七载，大佬归来，江湖已远。

　　族群矛盾催生“外省挂”

　　“竹联帮起源于1953年，它的前身叫做中和帮，帮主叫孙德培。”此次高调返台前后，张安乐接受了数十家两岸媒体的访问，他对自己的黑道身份并不避讳，对帮会掌故更是熟稔在心。“孙德培的叔公，就是辛亥革命的元老孙武。”

　　台湾黑社会组织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清朝的民间秘密会党。1662年（清康熙元年），抗清将领郑成功率军驱逐了盘踞在台湾岛上的荷兰殖民者，把宝岛变成了反抗满清统治的军事堡垒。当时东南沿海地区活跃的秘密会党“洪门”也借机发展到台湾。洪门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尊郑成功为“武宗”，以各种山堂为号，最早成立的是金台山名远堂。

　　政局不稳，民间组织便得以发展壮大。雍正四年（1726年）端午，以蔡阴为首的十三人在诸罗（即今嘉义县）结盟组成“父母会”，这是有史料记载最早的台湾本土帮会。到1895年日本凭借《马关条约》侵占台湾，岛上大大小小数以百计的帮派组织经历了将近两个世纪的野蛮生长，势力已经遍及全岛，其中洪门和青帮规模较大。日据时期，台湾本土黑帮遭遇大规模整肃，日本黑社会势力得以入台扎根。所以直到今日，台湾和日本的黑道人物都往来密切，甚至有些台湾黑帮的组织机构就设在东京。

　　日本人利用黑帮势力巩固殖民统治，一些地痞流氓组成的地方角头势力壮大起来，芳明馆、牛埔帮、华山帮、七贤帮都属此类。所谓“角头”意指部落，最早是同族、同乡聚居形成的团体，他们往往建造庙宇，以祭祀天公、妈祖、三太子等神灵的名义活动，并训练壮丁组成武装力量。

　　如果说角头代表了台湾黑社会中的土豪宗亲力量，那么到了1949年国民党退居台湾时，外来势力则开始冲击岛内秩序。跟随国民党来台的有大量军官家眷子女，也有其他各个阶层的平民百姓，还有一些本来就是大陆的帮会分子。他们大多住在眷村，在和原住民的冲突中慢慢结成团体。早期他们被叫做“阿山仔”，后来统称“外省挂”，与这个词相对应的台湾原住民则成了“本省挂”。在台湾警方的习惯用语中，外省挂叫帮派，本省挂是角头。主要的外省挂有竹联帮、四海帮、松联帮、飞鹰帮等，其中很多都有国民党军方背景。

　　除了外省挂和本省挂，还有一类人叫“纵贯线”。纵贯线本来是台湾铁路局对中部和西部贯穿全岛的铁路干线的称呼，在黑帮话语里，却指的是那些实力强大到不受地域和角头帮派限制，黑白两道都要另眼相看的大哥。近些年“纵贯线”这个词被用滥了，变成凡是在纵贯线铁路沿线地区活跃的黑帮老大，不论江湖地位高低，都自称“纵贯线大哥”。

　　台湾有多少黑帮分子？准确数字很难统计，1973年台湾首次办理帮派解散登记，登记在案的帮派有568个，成员3334人。1978年台湾当局第二次登记，有189个帮派解散，961人宣誓脱帮。1984年底，登记在案的帮派组织达1236个，成员10582人。到了1996年，台湾警政署首次公布各县市黑社会帮派普查情况，统计出一千多个帮派组织，五千八百多名成员。要知道，警方掌握的数据只是不完全统计，实际在台前幕后活动的黑道中人估计有数万人，这就包括了名头最响的台湾三大黑帮—四海帮、天道盟，以及人数最多、号称“天下第一大帮”的竹联帮。

　　旱鸭与白狼的惨绿青春

　　“中和帮成立两年后，孙德培在一次争斗中杀了个人，结果他和很多骨干被抓，中和帮瓦解。”这是张安乐讲述的故事：“有个人叫周榕，他想重整中和帮，到处去找原来的兄弟。1957年，在中和乡竹林路，中和帮成员聚会。不知道是谁提议说，我们都是新人，在竹林底下结盟，就叫竹林联盟吧，简称竹联帮。”

　　也许是岁月久远，张安乐的记忆出现了时间偏差，另外一些关于台湾黑社会的资料显示，他所说的竹林会议是在1956年6月召开的。为了尊重正在狱中的帮主孙德培，新的竹联帮不设帮主，以狮、虎、豹、凤、鸭等动物作为分支组织的名号。1964年，十六岁的张安乐加入竹联帮，当时排到了“狼”字辈。“我们一批四个人，分别叫做黑狼、白狼、花狼、小狼。”张安乐说，“大概是因为我长得比较白，就叫我白狼。”

　　少年张安乐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是国民党军官，母亲在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级中学做教师。“北一女”是全台最著名的中学，校友包括吕秀莲、彭凤至、三毛、朱天心、张晓风等各界巾帼精英，还有蒋经国、连战、陈水扁、马英九等人的女儿都曾就读于这所中学。张安乐受家庭熏陶，从小就是优等生，聪明好学。

　　可他还是像那个年代的很多少年一样，在课堂之外有着好勇斗狠的惨绿青春。如果你看过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和钮承泽的《艋舺》这两部电影，也许能理解这些孩子走上黑道的心路历程。张安乐加入竹联帮的六十年代，台湾社会动荡不安，族群对立，黑道纷争。

　　1967年，张安乐考入淡江文理学院（淡江大学）历史系。在学校里，认真念书和打打杀杀这两种矛盾的行为，不可思议地在张安乐身上统一起来。某次他跟一伙学生打架，偶然结识了同在淡江念书的学长陈启礼—这个日后成为台湾黑帮教父的男人，改变了白狼张安乐的一生。

　　陈启礼祖籍江苏，1941年生在四川广安，1949年跟着父母到台湾。在眷村的小学念书时，全班包括陈启礼在内只有三个外省小孩，他经常被本地孩子欺负。“下完课班上有些人来打我，我就还手跟他们打。”1999年陈启礼在柬埔寨金边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后来变成每天下课全班来打我，在教室外面的走廊，我就一直奋战。”

　　眷村少年陈启礼用拳头打出了自己的人生，1952年他加入中和帮，在1956年的竹林会议之后，陈启礼成为竹联帮“鸭”字辈的一员，绰号“鸭霸子”。据说有次打完架被警察追，几个兄弟跳河游走，只有陈启礼不会游泳，所以也有人笑他是“旱鸭子”。可这只旱鸭子不光能打，头脑也灵活，很快成为帮中领袖。1968年4月，竹联帮在阳明山召开大会，推举陈启礼为总堂主，实际上相当于帮主。

　　这一年，陈启礼27岁，张安乐20岁，两人成为莫逆之交。在阳明山大会上，白狼作为总护法，帮助鸭霸子建章立制，规定今后各分支堂口必须定期缴纳“母金”，支持核心组织运作。竹联帮内部等级森严，小辈必须绝对服从长辈，并设有多种残酷刑罚处置违规者。由于成员多为“外省挂”，竹联帮的帮规和暗语、手势、仪式等，基本沿袭了大陆洪门和青帮的传统。陈启礼和张安乐扩充了帮会编制，设立虎、豹、龙、狮、熊、凤、狼、鸟“八旗制”。竹联帮的对外活动主要是收保护费，用暴力手段帮人维护商业秩序，这种古老的生意在陈启礼手中发扬光大，几乎成为台湾黑道行规。甚至有个关于竹联帮遵守所谓“商业道德”的案例被广为传播：有个工地开工，竹联帮上门收费，遭拒后就绑架了工地负责人。事后经过调解，工地交了30万元保护费。而竹联帮收了钱就承诺，以后哪怕工地上丢块砖，都由竹联帮负责—后来又有其他帮派到工地敲诈，竹联帮成员果然到场救护，打跑了敲诈者，从此再无人敢来寻衅。

　　“所有规则的设立，都遵循一条根本规则：暴力最强者说了算。”在《血酬定律》书中，学者吴思这样分析中国社会延续千年的潜在规律，“流血拼命的价值，取决于所拼抢的东西。”在陈启礼的掌控下，竹联帮势力愈发膨胀，不仅成为台北市帮派龙头，还南下台中、桃园、嘉义、台南、高雄等地，号称有十万帮众，“一统江湖”。

　　“血酬定律”同样适用于黑社会，直到他们遭遇了另一套更加强大的潜规则—政治。

　　“江南案”背后的阴暗角力

　　1984年10月15日上午，美国旧金山德里市，作家刘宜良走进自家公寓的车库，正准备开车出行，突然从角落里闪出两个人，拿手枪对准了他的头。

　　这两个持枪者是竹联帮成员吴敦和董桂森。枪响了三声，吴敦开的第一枪击中刘宜良眉心，刘应声倒地，董桂森又上去补了两枪。确认刘宜良死亡后，两名杀手逃离现场。

　　刘宜良是台湾著名作家，早年做过记者，1967年以《台湾日报》特派员身份赴美居住，并加入了美籍，实际上他的秘密身份是国民党军方的情报员。但是刘宜良在美国笔耕不辍，以“江南”为笔名发表了大量披露台湾政坛黑幕的文章，尤其是1984年出版的《蒋经国传》，彻底激怒了国民党当局。更要命的是，台湾情报部门还认定，刘宜良是“双面间谍”，暗地里在为大陆方面收集情报。于是在1984年7月，台湾情报局局长汪希苓找到陈启礼，告诉他有人在美国“诽谤元首”，但官方不便出面，要求陈动用帮派力量“替天行道”，暗杀刘宜良。

　　陈启礼接下了这单“活儿”，事实上他别无选择。早在1970年，竹联帮成员陈仁盗领社团公款潜逃，竹联帮为“清理门户”，派杀手张如虹当着警察的面刺死了陈仁。张如虹是竹联帮右护法，也是陈启礼的亲信，所以案发后陈启礼立刻被锁定为幕后主使。1972年陈启礼入狱，关押到1976年出来，为了重振威信，他需要借助政界的力量。有资料显示，出狱后的陈启礼已经被台湾情报局吸收，他成了拥有“官方背景”的黑帮老大。1984年亲自出马刺杀刘宜良，对陈启礼来说，不过是奉命行事。

　　所以，1984年8月，陈启礼化名“郑泰成”飞赴美国，与吴敦和董桂森会合。三人连续十几天埋伏在刘宜良家附近，观察刘的生活起居。在陈启礼的直接指挥下，血案爆发。

　　“江南案”虽然替台湾当局除掉了“异见分子”，却也深深震撼了脆弱的美台关系，麻烦就在于刘宜良的美国公民身份—台湾派来的杀手在美国本土行凶，这还了得？FBI迅速锁定了嫌疑人，美国政府当然不相信这是简单的黑帮犯罪，要求台湾当局交出幕后主使。

　　“我本来不知道董事长的计划，是看到报纸新闻以后才明白，出了大事。”张安乐回忆，他早在1975年就到了美国，一边做餐厅生意，一边在大学继续读书—我们知道，白狼一直是个“好学生”，他在美国先后就读于内华达大学拉斯韦加斯分校和圣玛丽学院，拿到了四个学士学位，还有一个名校斯坦福大学的硕士肄业。远离台湾的腥风血雨，白狼在美国过了多年安稳日子，“董事长”的到访再次把他卷进风暴中心。

　　董事长就是陈启礼，以他此时的江湖地位，已经没有人再敢叫他“鸭霸子”了。得知江南死讯后陈启礼决定返回台湾，张安乐提醒董事长“小心被灭口”，陈启礼回答：“没事，我有一卷录音带。”

　　这卷录音带就是老谋深算的陈启礼留下的“后手”。果如白狼所料，陈启礼返台后不久，台湾当局展开“一清专案”扫黑行动，抓捕了陈启礼和吴敦，同时围剿竹联帮分子。迫于美国政府施加的压力，1985年1月10日，蒋经国下令逮捕情报局长汪希苓，要求彻查“江南案”。1月13日，台湾当局发布消息，承认情报部门与案件有关。

　　为了保住董事长的命，白狼决定使出杀手锏。3月1日，张安乐在洛杉矶召开记者会，宣布自己手握陈启礼留下的录音带，记录了“江南案”的真相。“我们本不想拿出录音带，那是玉石俱焚。”多年之后，张安乐回忆当时的考量，可谓孤注一掷：“我们说手上有录音带，必要时候会公布，条件是董事长和吴敦从警备总部转移到司法受审。因为杀人是事实了，我们也懂法，转移到司法可以让他们有发言的机会，在警备总部可以随便说你脱逃然后杀了灭口。”后来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采访时，张安乐直接表示，“江南案”的幕后主使是蒋孝武—蒋经国的次子，当时台湾政坛心照不宣的接班人。

　　金盆洗手，还是政治夜壶？

　　张安乐在深圳的办公室里挂着三幅水墨画，分别是上山虎、青竹林和白狼群。

　　除了这三幅画透出的象征意味，2013年的张安乐已经完全看不出黑帮大佬的气质，他戴金丝眼镜，总是面带微笑，文质彬彬，像个儒雅的商人。张安乐的生意涉及运动用品、旅游业、消防器材和电子产品，他的“韬略集团”是全球最大的专业运动头盔生产商。虽然在台湾警方的系统里，张安乐一直是通缉名单上的要犯，但是6月29日回台当天，他只在台北地检署里被羁押了四个小时，然后交了一百万元新台币保释出来。“还以为会关上两三个月或两三年呢。”

　　1984年和陈启礼一同返回台湾的杀手吴敦，绰号“鬼见愁”，他后来被判无期徒刑，经过减刑，实际坐牢六年多后出狱。如今吴敦是台湾长宏影视公司总裁，台湾娱乐圈举足轻重的大佬。近年来他投资拍摄的影视剧有《倚天屠龙记》、《至尊红颜武媚娘》、《大灌篮》、《刺陵》等，一手捧红了贾静雯、释小龙、郝邵文等演员。

　　“江南案”的另一个杀手董桂森没有回台湾，案发后他跑路去了菲律宾，又辗转潜逃日本、泰国，最后在巴西被捕，引渡回美国。法庭上，董桂森宣称：“这不是个人的行为，也不是帮派的行为，而是政府的行为。”1991年，服刑的董桂森在美国宾州路易斯堡联邦监狱被杀身亡。

　　少年子弟江湖老。“江南案”发生时，陈楚河八岁。“有天学校中午吃饭时间，我从新闻广播中听到爸爸的名字，心中隐约觉得这不是件好事。”如今已是偶像剧明星的陈楚河说，“爸爸过世前卧病在床时，脑中想的已经不是如何平反江南案，而是想着病要快点好起来，然后带着我和弟弟去度假钓鱼。”

　　2007年10月，陈启礼在香港病逝。11月，他的葬礼在台北举行，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参加葬礼的黑帮分子约九千人，除了竹联帮和其他台湾黑帮，还有来自香港三合会、日本山口组等著名黑社会组织的代表。这些黑衣人与近千名全副武装的警员一起，占据了当天全台湾的九个电视新闻频道。陈启礼晚年定居柬埔寨，热心商业和慈善活动。

　　让我们说回“江南案”引发的台湾政坛地震—白狼把矛头指向蒋孝武，等于断送了后者的政治前途。1985年底，蒋经国通过美国《时代》周刊表示，“蒋家人今后不能也不会参选‘总统’。”翌年3月，蒋孝武被派驻新加坡，淡出权力核心。

　　1987年7月14日，台湾解严。蒋经国宣布开放报禁和党禁，推动台湾民主化进程。同时，由于“江南案”之后的警方强力扫黑，许多大佬入狱，也造成了帮派势力重新洗牌。黑道分子争相努力漂白身份，向政界和商界渗透，为90年代开启的台湾“黑金政治”埋下了伏笔。

　　1990年，台湾当局支付给刘宜良遗孀崔蓉芝145万美元，和解结案。

　　二十多年过去，“江南案”的真相却依然湮没水下。“小汪（汪希苓）是可以牺牲的家臣，我们又不能动蒋经国，那会威胁到台湾安定。所以只能挑出蒋孝武，毕竟虎毒不食子。”张安乐说，“蒋孝武在这件事上，可能是最冤枉的。”

　　而陈启礼直到死，都不愿对外界多谈“江南案”。他倒是记得杜月笙说过的话：“帮派人物像个夜壶一样，政客们需要的时候拿来用一用，不需要的时候就踢到一边。”

网址：资料：起底台湾黑帮竹联帮 http://c.mxgxt.com/news/view/28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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