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近代历史长河中，文人志士的感情多多少少有些让人指指点点，像多才也多情的郁达夫，忽视了原配的鲁迅先生等等，大多对于儿女私情上都是有所亏欠的。然而，有这样一个人，他不但在文学领域遥遥领先，语言、教育领域更是带给后世许多宝贵财富，在婚姻上，更是问心无愧。他是多领域的大师级人物，在语言学、史学、国学、佛学、教育学等领域均享有盛誉。他就是季羡林。
1930年到1934年是季羡林在清华大学学习的四年，在这四年里季羡林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学习了好多课程，结交了好多对自己终身受益的良师益友，初步形成了他的人生观。这时期的人生观主要受当时清华大学学习氛围和师友的影响比较大，季羡林虽然早就已经接触到了中国传统经典，但在这个时期受其影响是比较有限的。
季羡林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他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在清华读书期间，对季羡林受益最大的并不是正课，而是一门选修课：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和一门旁听课：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这两门课对季先生的影响是深远的，而且一直影响到门课的内容和精神早已潜移默化的融入了季先生的内心深处。“如果说我的所谓‘学术研究’真有一个待‘发’的‘轫’的话，那个‘轫’就隐藏在这两门课里面”。
由此可见，季羡林青年时期的人生观受到了陈寅恪先生和朱光潜先生的治学态度和教学方法的影响是异常深远的，而且这种影响是一生的、永恒的，为季先生以后的教书育人和治学研究的态度树立了榜样，这也是季羡林人生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清华大学一起学习的同学中，季羡林与同学的交往是非常频繁的，而且在同学中影响比较大。这时期季羡林是非常重视友朋的。与有着共同文学爱好的吴组缃、林庚和李长之聚拢在一起成为好友，形成了清华园里有名的“四剑客”，他们经常游玩踏雪、吟诗作对、谈古论今，他们意气风发、激情荡漾，对季羡林后来文学创作和人生理想影响巨大。
清华大学读书之前季羡林并没有考虑过和经历过死亡的问题，但是季羡林在1933年的回乡葬母的过程中开始有了感触。母亲的离去对季羡林的打击不可谓不深，他几次都要追随母亲于地下。季先生在1994年的《赋得永久的悔》一文中曾这样写到，他这一生中“最深切、最真实、最难忘的悔，也就是永久的悔，那也是唾手可得的，因为它片刻因为没有离开过我的心。我这永久的悔就是，不该离开故乡，离开母亲。”3我们可以读出季先生对故乡热土和母亲的深厚情感，母亲去世的七十多年里，对母亲的热爱是半点也不曾离开过心头的。虽然六岁就离开母亲离开家乡，虽然连母亲的面貌都是迷离模糊，没有一个清晰的样子，更甚至连母亲的笑容也无论如何难以回忆起来，但是所有的这些都难以掩饰对母亲的思念和对母亲真挚情感的表露。“然而没有等到我大学毕业，母亲就离开我走了，永远永远地走了。古人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话正应到我身上，我不忍想象母亲临终时思念爱子的情况；一想到，我就会心肝俱裂，眼泪盈眶。当我从北平赶回济南，又从济南赶回清平奔丧的时候，看到了母亲的棺材，看到那简陋的屋子，我真想一头撞死在棺材上，随母亲于地下。我后悔，我真后悔，我千不该万不该离开了母亲。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呆在母亲身边，即使她一个字也不识，即使整天吃‘红的’。这就是我的永久的悔。”虽然在这之前的季先生还没有对“死亡”概念进行过思考，也没有直接地面对过，但是回乡葬母带给自己的感受促使他开始反思生死离别的问题，这对以后季先生豁达面对死亡问题有重要的意义，并且促使他初步形成了对死亡的看法。
总之，季羡林在清华大学这四年中，他的人生观特别是死亡观得到了初步的发展，但是并没有形成体系，这对季羡林后来人生观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铺垫作用。
季羡林从小出生在贫苦家庭，粗糙的高粱饼是一日三餐，就连盐也买不起，只能利用盐碱地煮盐碱水来泡菜。好在的是，６岁那年，季羡林被接到了济南的二叔家生活。那些年，一个６岁的孩子独自一人，背井离乡，寄人篱下，可想而知是多么艰难。他的二叔对侄子并不喜爱，只是会提供他学费和一点的生活费，其他的并不关心，而且二叔一家都不是什么宽容和善的人，他从未感受过丝毫的亲情。
繁重的学习使得他很少能够回家，从６岁开始到大二，他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更加难受的是，每一次都是奔丧而归，这也使得他对家乡的回忆里满载了泪水和痛楚，满是灰白。而他母亲去世时，他已成年，这使他对母亲的离去最是深刻与愧疚。他还算是很有出息的，但母亲却从未享过一天的福。
如果，季羡林母亲知道当初把他送出去就再也回不来，也许会后悔吧，但为了孩子能更好的发展，再心痛，她也不会后悔的吧。
季羡林是这样说他的母亲的，母亲娘家很穷，离我们庄有五里路，那段路是她走过最长的路。为了母亲的期盼，他更加用功，自清华毕业以后，报名交换生，留学德国近十年。在德国学习时，他对俄、梵、阿拉伯、南斯拉夫文等进行了比较系统化的学习。当时正是二战期间，德国处在纷争的漩涡中，季羡林可以说在挨饿受冻的环境下，工作长达十几个小时，在最困难的时期，他以最优秀的成绩毕业。
在德期间，他一人独身在异国的土地上，曾遇到了一位德国姑娘伊姆加德。他因工作需要常去一个打印店打印论文等，认识了店家的一个女孩，伊姆加德。女孩对他十分欣赏，每次都期盼着而他的到来。而季羡林对伊姆加德也有心动，两人相处着，勇敢又怯懦，他清楚这是他的真爱，但是他却不敢轻易许下承诺，伊姆加德对他也是多次挽留。然而，季羡林的国内还有妻子在等他。他在１８岁那年，父母就给他安排了婚事，与彭德华结了婚。彭德华比他大四岁，只有小学的文化，但在那个媒妁之言的年代，婚恋自由是一种妄想。尽管这些年，他接受的都是先进思想的洗礼但是骨子里的责任与义务却深深的提醒着他。
婚姻是一个承诺，一个责任，如果不能确定可以走完一生，就不要去触碰。如果累了，不如看看季羡林，在没有爱情基础的情况下，他仍能选择责任，何况是我们要承诺一生的另一伴呢？
季羡林十分感激妻子，是她让自己可以在德国奋力的去闯荡，他对自己的妻子评价极高，她是一个无愧于公婆、儿女、丈夫的好妻子。他更不能辜负了她。季羡林回国后与妻子相敬如宾，携手共渡了６５年的岁月。也许，在某个夜晚，他还会偶然想起那个美丽的德国姑娘，不过只是想起。但季羡林却成为了德国姑娘一辈子也迈不过去的坎，一生未能忘怀。１９８３年的时候，季羡林来到伊姆加德家拜访，但却未能见上十分遗憾。直到十年后，为季羡林拍摄传记的导演偶然间见到了伊姆加德。她说，他一直都是十分优秀的。而当德国姑娘终生未嫁一人，季羡林是歉疚的，但并不后悔。
对于季羡林来说，伊姆加德就是白月光，他配不上她，即便不舍得，也没有什么办法，国内还有他的妻子在等他，他无法承担那份沉甸甸的情，也不能辜负两个女人。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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