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传》：她的时代：才藻非女子事也VS才女如云

１、拒绝拜李清照为师的女孩

暮年的李清照曾经遇到过这么一件事情。

李清照的亲友中，有一位姓孙的女孩儿，正值豆蔻年华，天资聪慧，李清照很欣赏她，便提议要当她的老师，把自己毕生才学教与她，不料女孩儿一口拒绝了：“才藻非女子事也。”（注１）

“舞文弄墨的事情，不是我们女人应该做的。”

李清照这时候大约六十五岁左右，是祖母级的人了。又是天下闻名的才女，一生以凌驾须眉之上的文才自豪，小姑娘这样当面怼她，可谓以幼犯长，打人打脸，于情于理，都是很不妥当的。放在今天，稍微有点情商的人，都不至于这样对长辈说话。然而，这件事情，却得了大诗人陆游的深深赞许。

陆游跟孙家姑娘沾点远亲，孙家姑娘去世后，他应其家人之邀，写了一篇《孙氏夫人墓志铭》。能放进墓志铭里说一说的当然是生平最可夸赞之事。在陆游笔下，这位孙氏夫人，除了婚后的“妇德”——奉事公婆姑嫂至孝至诚，抚养子女慈严并举，贤良淑德，堪称女界楷模，余下最值得夸赞的，便是少女时代“拒绝易安居士”之壮举了。

这是为什么呢？无他，一个“礼”字耳，孙家小姑娘的说法，在儒家正统礼教中，那是标准、正确、不容辩驳的。

“才藻非女子事也”，那么，到底什么才是女子们该做的事呢？看一下儒家经典都是怎么说。

《礼记·内则》云：“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听从，执麻枲，治丝茧，织纴组紃，学女事，以共衣服。观于祭祀，纳酒浆笾豆菹醢，礼相助奠。”

闺中少女，长到十岁就乖乖待家里，不要出门啦，要开始培养温柔和顺的品德，训练女红技术，养蚕、织布、裁衣服，学习祭祀礼仪。

《礼记·昏义》云：“古者妇人先嫁三月，祖祢未毁，教于公宫，祖祢既毁，教于宗室，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教成祭之，牲用鱼，芼之以苹藻，所以成妇顺也。”

出嫁之前，再给姑娘们来一次集训，重点是加强品性教育，也就是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所谓德言容功，也就是“三从四德”中的“四德”。三从，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这不用说了，四德具体怎么操作呢？班昭的《女诫》中有详细说明：

“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

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

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

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

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

德行，言辞，仪容，家务，孙家小姑娘说的没错，哪儿哪儿都没“才藻”的什么事儿嘛！

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相夫教子，孝顺公婆，努力干家务，这些才是礼教认为女人家的“本分”之事。

所以，孙家女孩儿面对一代才女，才如此的“礼”直气壮，出言无忌。

这孙家女孩儿，也确实是位名门淑女，乃北宋大臣孙沔之四代女孙。孙沔此人呢，按《宋史》记载，做事刚猛，颇有政绩，只是“不守士节”（注2），也就是说私德不太好。怎么个不好法子？

好色，淫人妻女。做地方官的时候，但凡见街上有美貌女子，便连骗带抢，弄回家快活；残暴，滥施酷刑，曾叫人挖囚犯的脚筋。贪财，违规做“官倒”不算，更兼欺行霸市，老百姓家有什么好东西看上了，比如好大好亮的海珠啦，前代名画家的真迹啦，就随便找个罪名，把人关起来，或吃牢饭，或脸上刺了青流放得远远的，好东西没收。正所谓“破家的县令，灭门的知州”，只可怜治下百姓伸诉无门。

他还曾经跟名将狄青一起镇守过边关。据宋人野史记载，此人擅长窝里斗，贪功怕战，拖名将狄青的后腿。家中小妾成群，还要跟外甥媳妇通奸，然后提拔了外甥一个好职位。正室夫人边氏，也不是善男信女，跟庞籍相好——就是电视剧中著名的大反派庞太师，包拯包大人的死对头，因此上庞太师官场上很是照顾孙沔，等等……（注3），正是男无“士行”，女无“妇德”，一家子门风相当不正，倒不料后代出了一位女道学先生。

女道学世上不罕见，“只有门口石獅子干净”的官僚世家亦常有，而李清照千古只有一个。陆游的这一篇《孙氏夫人墓志铭》，谈不上文学价值，之所以引起人们的注意，是因为通过它，可以考证出李清照的年龄，证明她至少活到了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而孙家的女孩儿，能在历史上刷了这么一回存在感，也实缘李清照当年对她那一次被“青眼”。

２、李清照与简·奥斯汀

类似的故事，在大海的另一边，在另一个时空，也曾发生过。

英国女作家简·奥斯汀一生未婚未育，她生前极疼爱小侄女范妮。范妮的父亲（简的哥哥）因被远房亲戚收养而获得贵族身份。所以范妮，也就打出生就成了一位名正言顺的贵族小姐了。

简去世后，她作为文学家的名声日腾，面对闲杂人等好奇的打听，范妮不置一词，只在日记中留下这样的评价：“从各方面来看，简姑姑并没有人们以为的高雅……她们交往的人鱼龙混杂，人穷又地位低下，要不是奈特夫人（范妮的母亲）提拔，她们不会比她们周围的人更高雅，但是简姑姑显然太聪明，可以罔顾常人所遵循的规范，所以很难变得配得上我们的高雅。”（注4）

无论简的文学成就有多大，在侄女心目里，她只是一个谈吐不高雅，打扮不够有品味的穷亲戚，而且还分明有些顽固不化，居然也不肯花点心思提升自己。

在简·奥斯汀生活的时代，女人的正经事，和东方国家一样，也不过是替男人生儿育女，打理家务。上流社会的女人则额外以举止高雅，品味时髦为荣。写作，尤其写小说，被认为是女人不擅长也不得体的事情。简生前写的大部分小说都只能以化名发表。然而她去世之后没多久，世界对于女作家的态度就发生了巨大变化，许多的女作家涌现出来，站到世人的面前，接受鲜花与追捧，接受皇室的嘉奖，名利双丰收……如果简没有英年早逝，她将毫无悬念地获得与她的才能相配的荣耀。人们不禁为简感到遗憾——她真是生不逢时啊！

然而，在“生不逢时”之时，以惊世骇俗之魄力，惊才绝艳之才能，做出既便“生逢其时”都未必能有的成就来，不正简这一类的人，他们超拔于芸芸众生的非凡之处吗？

一个人若不能超越他的时代，不能成其为伟人。

任何时代，世界上总有那么一小撮人，以他们自身的才华，思想，智慧，学识……超越时代的局限，做出划时代的成绩。

他们不是随波逐流之辈，他们走在时代的前面，让时代纵使曾百般轻视，最终要以其为荣。

文学史上的李清照，和简·奥斯汀有着一些奇妙的相似之处：都以女性身份位列大师之林，独成一派，做出过开创性的贡献；都曾因性别而被时代漠视，因而留下的个人资料如此稀少，让后代的粉丝与学者们伤透脑筋……而且，也都有过那么一位对她冷嘲热讽的女性晚辈。

当然了，人也不是完全孤立于时代存在的，哪怕是网文作家笔下的穿越者，也不大可能在原始社会造出火箭来，世间岂有无根之木，天才，也必然有蕴育他们的土壤。

弗尼吉亚·伍尔夫在她关于“女性写作”的名篇《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中说到，“在十六世纪，任何一位具有伟大天才的女性必定会发狂、自杀，或者在村外孤寂的茅舍中了此余生，半巫半魔，被人惧怕又被人嘲笑。”

十六世纪的欧洲女性普遍是文盲，没有人身自主权。而在简生活的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社会中上阶层的女性已经可以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小姐们有相当的自由去挑选夫婿，决定嫁人或者不嫁。贵妇们热衷于组织文化沙龙，以追捧文人雅士为风尚，她们当中的极少数自己拿起了笔，在中产阶级和贵族中都出现了“女作家”这新奇物种……

那时候，整个欧洲己经过思想启蒙运动的洗礼。当十七岁的简快乐无忧，陶醉于舞会上无休无止的旋转，女权主义者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已经写出了名作《女权辩护》，旧的时代正在悄然瓦解。而简，她作为女作家的的一生，虽不够富裕，却也称得上衣食无忧，不必承受谋生的压力，尽情阅读与写作，。

在十二世纪的中国，在李清照那里，也同样如此，她生活的那个时代虽谈不上对女性多么公平友好，却也有着足够的土壤与空气，让这粒天才的种籽得以成长，开花，结实。

３、女孩子读书才有前途

宋代重视教育，文学昌盛。《吴郡图经续记》中云：“自本朝承平，民颇饶泽，垂髫之儿，皆知翰墨。”女子受世风影响，也广受教育，尤其士大夫阶层中的女性普遍识字能文，文采出众、学养深厚者也不在少数。

那些大儒、文豪之家，几乎家家都出才女。

苏洵，这样赞美早夭的爱女苏八娘：“女幼而好学，慷慨有过人之节，为文亦往往有可喜。”（注5）苏八娘就是民间传说中那位才女“苏小妹”的原型，现实中她不是苏轼的妺妹，而是他姐姐。苏轼自己的两任妻子都擅文墨，侍妾王朝云更是以聪慧能文，堪为苏胡子红颜知己而青史留名。

曾巩的夫人周琬，平生嗜好是写文章，冥思苦构，日夜不倦，活生生一个女“夫子”。还有诗稿七百篇。这是一位学者型的才女，跟其以“古文”见长的夫君就是天作之合。（注6）

王安石家老妻能诗善文，两个女儿也自幼饱读诗书，长成锦心绣口。其中嫁给了未来宰相蔡卞的那个，格外遗传了老父的政治才干，聪明机变，老公对她言听计从，朝廷大事，都要拿进闺房请她指点。（注7）

南宋时期，理学逐渐盛行，对女性的礼教束缚趋于严格，但“女子无才即是德”的思想也还未受社会认同。

南宋开国皇帝宋高宗，就曾说过：“朕以谓书不惟男子不可不读，惟妇女亦不可不读，读书则知自古兴衰，亦有所鉴诫。”（注８）

宋高宗赵构，经过建康之变，艰险坎坷，逃往南方建立偏安朝廷，积累了一脑袋北宋亡国的失败经验，痛定思痛，深感以史为鉴的重要性。他这些话是对后妃及命妇们的要求，深层意思是，国家兴亡，社稷安危，不要以为都是男人的事情，女人也要多读书，明事理，才能做好贤内助，关键时刻不拖后腿。

在南宋，甚至出现了向科举制度挑战的凶猛萝莉。

宋孝宗年间，有个九岁的女孩子林幼玉，自个儿跑去要求参加科举考试，皇帝大臣们太震惊了，都没顾得上考虑此事合不合“礼法”，就抱着看稀奇的心态给她出了卷子，结果一考即过，九岁而已，放在现代只不过是汉语常用字还没学全的小学生，她却已通读经书四十三种……叫人说啥好呢？因为女子毕竟不能做官，便下诏封了她一个“孺人”——这一般膜是给官员妻子的封号，小女孩凭着自己就给拿到手了。（注9）

这位林姑娘，跟那位孙姑娘做不成闺密，估计会彼此鄙夷，一个鄙夷对方不守妇德，一个嘲笑对方如泥胎木偶。

什么是泥胎木偶？一身横跨两宋的文臣孙觌，是这样定义的：“予尝谓妇人女子虽以幽闲静专为德，而尸居傀然，懵不知事，如土木偶人，则为愚妇。”（注10）

只知道妇德，其他啥都不懂，啥也不会的，就是个愚妇啊！

孙觌的话代表了士大夫中一部分激进派意见。而南宋著名的大学者，永嘉学派的代表叶水心先生，则提出了中庸的看法： “妇人之可贤，有以文慧，有以艺能，淑均不妒，宜其家室而已。”（注11）

女人在做好贤妻良母的的大前提下，热爱文化艺术是毫无问题的，是值得表扬的！

在宋朝，像孙氏姑娘那样古板的女孩子，有的，不普遍。像陆游那样保守的男性精英，也有的，比如司马光，他的家庭教育方针就是：女孩子应该读书，但不要读太多，读点《列女传》，《孝经》，知道该怎么守女子本分就可以了，“今人或教女子以作歌诗，执俗乐，殊非所宜也。”（注12）

司马光反对女子吟诗作赋，学乐器学唱歌，是“才藻非女子事也”的支持者。但司马光何许人啊？两宋他排第二便无人敢排第一的真道学，打出生就没年轻过一天的老干部，连公主离婚都生生地被他逼停了的道德偏执狂，人送外号“司马牛”（注13）。他的标准，正常人都做不到的，听听罢了。

而且，一般而言，但凡“司马牛”拼命反对的，必定是大伙儿都在兴高采烈做着的。所以他这番高见，正可以反证社会上重视女子“才藻”的风气。

总之，宋朝人很知道教育的重要、才华的美妙，并不因为它们落在女性身上而感觉尴尬。这是崇文风尚的影响，同时不失为一种实用主义的选择。

宋代的后妃人选，与唐、五代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为了杜绝外戚干政，不再看门阀地位，而是直接去到中下层社会挑选，这就给了许多平民女子飞上枝头变凤凰的机会，也给了许多平民家庭一夜富贵的希望，为此，大家都很乐意提高女儿的文化素养。

而城市文明的兴起，商品经济发达了，许多城市中的中下层家庭，更把女儿送上了职业女性的道路。

“京师中下之户，不重生男，每育女，则爱护之如擎珠捧璧。稍长，则随其姿质，教以艺业，用备士大夫采择娱侍。名目不一，有所谓身边人、本事人、供过人、针线人、堂前人、杂剧人、拆洗人、琴童、棋童、厨娘等称。”（注14）

京城中的女孩儿们，从小就要学习各种技艺，然后送去达官贵人家里应聘上岗，挣钱养活全家。职业技艺之外，文化教育也是必不可少，以此满足主顾们的高端需求

南宋词人周密的笔记《癸辛杂识》中，就记载了一位叫何银花的“身边人”——身边人，用今天的话来说，约相当于三百六十度贴身陪伴的高级小保姆，白金级“阿姨”。这位年轻的何阿姨，女红、烹饪、煎药烹茶、采买、布置房间、照料病人，唱小曲、弹乐器，无所不能，还会陪聊天，看账本，代写书信，其年薪是一百贯，已足够京城普通平民家庭一年的正常开销了。

明人冯梦龙的《喻世名言》中，收集了许多宋元话本故事，其中有一篇《金玉奴棒打薄情郎》，讲的是南宋时候，临安城里有一位姓的“丐头”，丐头就是叫化子头儿，也就是丐帮帮主。这金帮主唯有一独生女儿，爱若珍宝，自小便请了先生尽力教导，学得满腹诗书，文章锦绣，因此一心要将她嫁个读书人。

“丐帮”虽是武侠小说中江湖上好一大名门正派，但在宋朝，也是实实在在的“贱业”，更别说从来“士庶不通婚”了，这事儿看上去挺难。然而金帮主爱女心切，终于找到一个潜力股的穷秀才，将女儿欢喜嫁了。后来秀才中了进士，嫌弃妻子出身，将她推进江里。金玉奴命不该绝，又被一路过的大官救起，见她知书达礼，遂认作了干女儿，又嫁回给了她那负心无良的前夫。新婚之夜，金玉奴领着众丫环，棍棒齐下，把新郎好一顿痛打……

执贱业者丐头的女儿，也要读书识字，如大家闺秀一般培养，可见“向学崇文”风气之盛。也可见即使身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也希望通过教育来为女儿添加无形的嫁资，谋得好姻缘，打通前上层阶级的道路。

４、青楼中的缪斯女神

青楼中人的文化水平也水涨船高了。两宋娼妓行业空前发达，竞争激烈，想做个烟花阵中的翘楚，脂粉队里的行首，不仅是以色事人那么简单了。以色事人能得几时好？姑娘们努力学习，天天向上，吹拉弹唱、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斗茶合香，舞蹈杂艺，猜灯谜行酒令儿……力争能够获得文人士大夫的欣赏，打入高端消费市场，从此能够少受些恶客折磨，又或者能够多得些赏银，又或者，借机谋个终身有靠的出路……

关中妓女温琬，表字仲圭，本良家子，因家变沦落成娼。她自小儿便喜欢读书，年幼时穿着男孩儿衣服，到书院读书，不知情的人，谁见了不夸一声“好个知礼上进的小郎君”。成为妓女后，仍孜孜不倦于书卷之间，博览群书，涉猎广泛，著有《孟子解义》８卷，诗500首。又有杂论文稿一部——据读过的人说：“其间九经、十二史、诸子百家、自两汉以来文章议论、天文、兵法、阴阳、释道之要，莫不赅备。以至于往古当世成败，皆次列之，常日披阅，赅博远过宿学之士。”

“从游蓬岛宴桃溪，不如一见温仲圭。”文人骚客们纷纷传扬着她的美名。她接待主顾，既不陪酒，也不弹琴唱曲儿，只不过是陪着聊聊天，然而谈吐博雅，态度温润，令人沉醉。书法也写得好，笔墨沉厚，无女子柔弱之气。（注13）

高超的文化素养，使温琬能够得到爱才者的保护，免受恶客骚扰，却也让她怀璧其罪。宋代官妓算是“公家财产”，想脱离妓籍需要政府批准，温琬这样的，少不得被地方长官当成奇货可居，在那些身不由己的岁月，无论如何都不肯中断的阅读与写作，曾给予过她很多支撑下去的勇气吧？

南宋时有一位“诗妓”，有着曹植七步成诗般的捷才。宋人洪迈的笔记《夷坚志》中记载道：

“张安国守临川，王宣子解庐陵郡印归次抚，安国置酒郡斋，招郡士陈汉卿参防。适散乐一妓言学作诗，汉卿语之曰：“太守呼为五马，今日两州使君对席，遂成十马，汝体此意做八句。”妓凝立良久，即高吟曰：“同是天边侍从臣，江头相遇转情亲，莹如临汝无瑕玉，暖作庐陵有脚春。五马今朝成十马，两人前日压千人，便看飞诏催归去，共坐中书秉化钧。”安国为之叹赏竟日，赏以万钱。”

张安国是张孝祥，王宣子就是王迈，这二位不简单，都是少年成名，春风得意当年的状元郎，政治上同属主战派，受过秦桧的迫害。岁月磋砣，辗转官场多年不如意，如今都被外放在地方上做行政长官一一太守。

酒宴上，听说这位侍宴的姑娘在学作诗，大人们便饶有兴致地考考她，要求有点苛刻：汉代时太守出行，以五马拉车，如汉乐府《陌上桑》中所谓“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躕”。“使君”与“五马”都是后世对太守的代称。现在两位“五马”相聚，就变成“十马”了，你就以这个“十马”为题来赋诗吧！

姑娘想了一会儿，果然吟出一首来。

这首诗格律工整，用典自然，气格沉著中带着些俏皮。不仅切题应景，最关键是奉承得极自然妥贴。她说这二位太守老爷，本都是天子近臣，理当飞黄腾达的人物，如今外放做一地的长官，这一位呢，是在任的，其品行真是君子如玉无瑕。那一位呢，刚卸任，正好比春天长了脚，刚离开了他的子民——“有脚春”，典出自五代王仁裕之《开元天宝遗事》，说唐时宰相宋璟爱民恤物，时人便称赞他像长了脚的春天，到处带来温暖，故“有脚春”专指官员有德政。二位德行高尚的太守老爷，今日在此一聚，不久便要得到皇帝重用，到朝廷去担负教化万民的责任啦！

可不是句句都说到人心坎上了？这位青楼中的姑娘，文思敏捷，熟知天下事，客人的来头、经历、心事，都给她摸得一清二楚。怪不得身为当世著名诗人的张孝祥也要为之“叹赏竟日，赏以万钱”了。

这是1162年前后的事情，不久，主战派便占据了上风，二人同为丞相张浚所荐，进入了中央领导班子——还真给她说准了。

这类记载在两宋历史上还有很多，青楼从业者的文化素养，无论从质上，还是量上，都是可称“盛况空前”，嗯，说不定也还是“绝后”的……

５、抓了一个会写词的“女贼”

宋词在宋代又叫“小歌词”，就是用来唱的。上至天子，下至走卒，人人都会唱，都爱听，是一种雅俗共赏尊卑咸宜的全民文艺产品，词的作者也多，分布面也广，三教九流无所不有。

古人说诗以言志，文以载道，跟关系着道德良心的诗与文不一样，词这种文体，一开始就是作为消遣的小玩意儿出现的。作为乐府民歌与五代宫廷文学的混血，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的结合，它的气质是既清新又绮靡，既深情又随便，用来表达人生里的闲愁余情，再合适不过了。而它在创作风格中委婉细腻，“要渺宜修”的特质，也天然的适宜于闺阁中的女子表达心事，吐露情怀。

比如当时与李清照齐名的女词人魏沅，她是文学家魏泰的姐姐，宰相曾布的妻子，封鲁国夫人。

弟弟魏泰是女性文学的支持者。曾经在《临汉隐居诗话》中说道：“近世妇人多能诗，往往有臻古人者。皆脱洒可喜也。”

丈夫曾布，是“唐宋八大家”之曾巩的弟弟，在北宋中后期党争中属“新党”一派，一生大起大落，风光登场有时，灰溜溜落败亦有时，宋朝传统是朝中斗争失败的，就赶到外地去做地方官一一故夫妇二人聚少离多。魏夫人的词作主要内容就是闺思，思念他乡的夫君，偶尔也捎带手，含蓄地讥讽一下政治对手。

出身临安普通士人家庭的朱淑真，按今天的阶层换算，大概能算城市中产。她的词风与身为贵妇的李、魏不一样，少了含蓄蕴藉，更多一种清新率真。一卷《断肠词》，直叫人千载之下，犹清楚看见她一生的爱欲纠缠，她的初恋、失恋，失败的婚姻，她享受爱情时的娇憨，尽尝孤独时的落寞，她少女时的天真，她千帆过尽时的淡然，她都认真的的存放在作品中。

南宋的官妓严蕊，不幸碰上道学先生朱熹作难，吃了一场糊涂官司，受了好多拷打，终于被放出来，在决定今后命运走向的时刻，亦以小词一首，向各位官老爷呈情：“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表达了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者最后的自尊。

因为词是唱的，所以负责传唱这些作品的主力：青楼歌妓们，对于一首词的好坏，其实是有相当鉴赏力的。比如“奉旨填词”的浪荡公子柳永，受到了整个大宋烟花业的追捧，各位姐姐们，不惜为求柳七一首词而一掷千金。而欧阳修、苏轼、秦观等大文豪的杰作，也被她们牢记在心，当偶像崇拜，当模板诵读，要知道，文学品味这东西，向来是和物质享受一样，只能上不能下的，这就麻烦了一一

北宋时有一官吏，甚爱当地的一个官妓。按惯例，便仔细地写了一首情词，递到姑娘妆台上。姑娘读罢，恶向胆边生，写一首词回赠，道：“清词丽句，永叔子瞻曾独步，似恁文章，写得出来当甚强！”（注９）

欧阳修、苏轼他们写的才是牛叉的作品呢，你这叨叨的是啥玩意儿！捂脸——姐姐，给点面子，不要标准这么高好吗？天底下有几个欧阳修和苏轼啊！

唐珪璋主编版《全宋词》全宋词作者共约一千五百人，其中收女性词人有名姓可考者８５人，无名氏三十余人，词作近三百首，身份涵盖了妓女、僧尼女冠、驿卒樵夫之女、市民女儿、士大夫之的女儿与妻妾、国夫人、宫女、宫妃……所有的社会阶层。数量虽然远少于男性作者，但较之前代自先秦以下至唐、五代，有文学作品流传于世的女性作者不过三十三人的状况，已经是了不起的突破了。

由于传统对女性文学作品的轻视，宋词女作者的实际数量应该远不止于此数。宋代无名氏所作之《大宋宣和遗事》中，记录了一个小故事：

说正月十五之夜，京城内花灯如海，观者如堵。“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男女皆装扮时髦，兴冲冲地出来看灯兼看人，但见——

“王孙、公子、才子、佳人、男子汉，都是了顶背带头巾，窄地长背子，宽口裤，侧面丝鞋，吴绫袜，销金长肚，妆着神仙；佳人却是戴軃扇冠儿，插禁苑瑶花，星眸与秋水争光，素脸共春桃斗艳。对伴的似临溪双洛浦，自行的月殿独嫦娥。那游赏之际，肩儿厮挨，手儿厮把，少也是有五千来对儿！”

徽宗皇帝亦与民同乐，于宣德门下洒金钱，叫百姓哄抢，又在端门下赐御酒，以金杯盛之，不问老少尊卑，光禄寺的官吏们见人就劝进一杯。顿时山呼万岁，手舞足蹈，抢夺争吵，喜得官家（注16）呵呵大笑，一片祥和之际，就抓了一个贼，却是个女贼，喝完酒，她顺手就将金杯揣进怀里了，当场人赃并获，皇帝命人讯问——小女子哪来恁大的胆子？

女子从容答道：

“贱妾与夫婿同到鳌山下看灯，人闹里与夫相失。蒙皇帝赐酒，妾面带酒容，又不与夫同归，为恐公婆怪责，欲假皇帝金杯归家与公婆为照。臣妾有一词上奏天颜，这词名唤《鹧鸪天》：月满蓬壶灿烂灯，与郎携手至端门。贪观鹤笙歌举，不觉鸳鸯失却群。天渐晓，感皇恩，传赐酒，脸生春。归家只恐公婆责，也赐金杯作照凭。”

一词呈上，天颜大悦，不仅免罪，还把金杯赐给她了。

于千万人中随手抓住一个，就能有这番捷才与文采，这等不卑不亢的胆气，宋代女性的文化素质岂能小瞧。也正是有这样的女性群体作为时代打底，最终出现了李清照这样名彪古今的词家女宗师。正是：群芳争放，不让牡丹独撑春色。欲知花王来历，且看下回分晓。

注1：“夫人幼有淑质，故赵建康明诚之配李氏，以文辞名家，欲以其学传夫人，时夫人始十余岁，谢不可，曰。才藻非女子事也。”《渭南文集放翁逸稿·夫人孙氏墓志铭》

注２：《宋史·列传四十七　孙沔传》

注３：见宋 梅尧臣 著《碧云騢》

注４：英　詹姆斯·爱德华·奥斯汀·利《简·奥斯汀传》

注５：苏洵　《自尤》诗序

注６：曾巩《夫人周氏墓志铭》　“夫人独喜图史，好为文章，日夜不倦，如学士大夫。有诗七百篇。”

注7：《清波杂志》　蔡卞之妻王夫人，颇知书，能诗词。蔡有国事先谋之于私第，然后宣之于庙堂。时执政相语曰“吾辈每日奉行者，皆其咳唾之余也。”蔡拜右相，家宴张乐，伶人扬言曰：“右丞今日大拜，都是夫人裙帯。”讥其官职自妻而致，中外传以为笑。

注８：《宋会辑要稿》

注9：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自置童子科以来，未有女童应试者。淳熙元年夏，女童林幼玉求试中书后省挑试，所诵经书四十三件并通，四月辛酉诏特封孺人。”

注10：孙觌　《鸿庆居士集》卷四十　《恭人杨氏墓志铭》

注11：叶适《水心集·张令人墓志铭》）

注12： 司马光《书仪》

注13：明谢肇淛《五杂俎》：东坡与温公论事，偶不合。坡曰：“相公此论，故为鳖厮踢。”温公不论其戏，曰：“鳖安能厮踢？”曰：“是之谓鳖厮踢。”又东坡与时辈议论，每每多所雌黄，独司马温公不敢有所轻重。一日，相与共论免差役利害，偶不合，及归舍，方卸巾弛带，乃连呼曰：“司马牛！司马牛！”

注14：《宋稗类钞》卷三十一《饮食第五十四》

注15：宋　清虚子《甘棠遗事》）

注16：宋　洪迈《夷坚志》乙卷五　“合生诗词”

注17：宋 陈师道《后山诗话》

注18：宋代皇帝称“官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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