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个朋友,不需要罗永浩了?
2020年4月,当罗永浩开启直播带货首秀的时候,据艾瑞咨询测算,当年电商直播的市场规模是1.2万亿元,增速是197%——一个蓬勃生长的新兴业态,“要不要做”仍有争议,“怎么做”也有待规范,一切都还没有范式。
彼时,部分品牌还在犹豫,看不上直播,拒绝进入直播间;MCN机构未成气候,唯一的上市公司如涵同年4月在美上市即“破发”,股价随后一路下跌,网红经济的商业模式遭到普遍质疑,被认为缺乏批量生产的可能性和方法论(如今看来似乎确实如此)。
当时,除了李佳琦、辛巴等超头主播,公众对于电商主播也鲜少认知。在直播间里买东西,还不是大多数人的常态。罗永浩的进场,被调侃为“行业冥灯”的亮起。
四年半的时间过去,电商直播不仅没有滑落,反而是如火如荼。期间各家对之有轮番的定义,“内容电商—兴趣电商—信任电商—品质直播”,经历了多轮从质疑到确证的过程,直播顺利地成为了电商业态的常规构成——据艾瑞咨询测算,2023年,电商直播市场规模达到4.9万亿元,对电商零售的渗透超过30%。未来,行业的年复合增速将企稳在18%左右。
罗永浩点亮的似乎不是行业的“冥灯”,而是“明灯”。2021年,如涵退市的时候,正是MCN机构投资的寒冬季。但就在此后的两三年里,遥望科技、东方甄选、交个朋友,这些原本不受资本市场青睐的MCN机构们,相继成功登陆资本市场,它们在直播间的灯光里,重构了自己的商业叙事——带货。
但另一面,我们也确实在行业繁荣的宏大叙事中,看到了一场又一场“起高楼、楼塌了”的速生速死的故事。尤其在行业进入规范期,监管从严之后——小杨哥才停播未久,东北雨姐又被疑“跑路”。就在近期,董宇辉被知名打假人王海质疑带货的有机土豆、艾草贴名不符实——此前,董宇辉还陷在“居里夫人发现了铀”的舆情里,以及与东方甄选割席的风波中。
至于李佳琦、辛巴这一批早期超级头部主播,无一例外都有过阶段性的“停播”——这还是“幸运”的,毕竟有些超级主播,已经消失了。
《当代企业》认为,电商直播企业历经四年的发展,其核心竞争力结构已然发生了一些变化:原本一切以选品和流量优先,如今,舆情应对、危机公关的处理变得尤为重要;原本考虑的只是如何最大化增长,如今是如何在健康增长的同时,最大程度地规避和分摊风险;原本是追求不断或复制、或扩大超级主播在单一平台的“垄断级”的影响力,电商直播机构本质都是“一人公司”,如今是尽可能收敛超级主播的影响力,甚至“去超级主播化”,同时力图摆脱对单一平台的依赖。
在企业层面,以“交个朋友”为例,它力图剔除直播间里罗永浩的人格和脸谱,弱化消费者对于罗永浩与交个朋友的关联认知,尝试成为一家不依赖单一经营要素的现代化公司。
在电商直播狂奔的四年里,虽然“交个朋友”曾多次陷入“带货舆情”中,但最后总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GMV(商品交易总额)虽然不是最高的,甚至是一众头部中最低的,就像罗永浩自我调侃的“四大天王中的老四”——但仍能做到逐年增长,还让老罗借此还清了数亿元的债务。
对比行业其它参与者的大起大落,“交个朋友”很难不让人想到高瓴资本张磊的一句话:“流水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电商直播行业的下半场,比拼的或许不是“谁能做得大”,而是“谁能活得久”。
从罗永浩的交个朋友,到交个朋友的罗永浩
对比其它电商直播企业,交个朋友可能并不那么出彩——从GMV的规模、增速,到盈利能力。
论规模,李佳琦所在的美ONE非上市公司,其在2022年披露过一次GMV数据,为650亿元。辛巴创立的辛选集团,2023年的GMV超过500亿元。对比之下,2023年,交个朋友的GMV只有120亿元,与前两位不在一个量级。
论增速,交个朋友从0—100亿元,用了超过3年的时间,而三只羊在开启带货的第二年,也就是2023年,就已经超过100亿元,达160亿元。2024年,三只羊前5个月的累计同比增速接近翻倍,如果没有一系列的风波,今年GMV原本是奔着300亿元去的。
看上去“文绉绉”的东方甄选,也几乎只用了两年时间,就做到了143亿元GMV(截至2024年5月31日财年GMV,非自然年)。
反观交个朋友,今年前三季度,其累计GMV约为88.6亿元,同比增速18.84%——规模和增速并不拔尖——2023年它才扭亏为盈,小赚1.13亿元。而东方甄选在截至2023年5月31日的财年,剔除出售教育业务收益后的经调整净利润超过9亿元。三只羊没直接披露过盈利情况,但据说在合肥当地仅税款就交了数亿元,可见利润规模也比交个朋友要高。
关于“交个朋友”的GMV增长和利润在行业中的位置,我们还可以从一个指标中看出端倪,即GMV中的“当家主播带货GMV占比”。
2021年,罗永浩在“交个朋友”直播间的GMV占比为20%。到了2022年,这一比例下降至5%,2023年更是弱化至3%。罗永浩个人直播时间占交个朋友总直播时间的比重,也降至2%,除了一些重大营销节点如“双11”,或是行业热点,如董宇辉与东方甄选割席,其余大部分时候,罗永浩都很少出现。
更直观地体现这一变化的是,此前,罗永浩曾在粉丝质疑“交个朋友”售卖燕窝时解释,“交个朋友”的主播不是自己的手下,早在2022年他就正式官宣退出交个朋友管理层:“我受聘作为交个朋友的首席监督官,只能管他们卖假冒伪劣商品,管不了他们卖所谓‘智商税’产品。”
罗永浩面对“交个朋友”时,用的称谓是“他们”,而不是“我们”。
▶罗永浩微博,时间为2024年9月9日
《当代企业》认为,罗永浩对于自己从直播界退休一事不断地事先张扬(他曾多次谈到电商直播无法为他带来个人的意义感,只是为了赚钱还债,还完就会离开),使得交个朋友的管理层对于“去超级主播化”这件事做得更为坚定,也让企业慢慢更符合资本市场对于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相对确定、经营要素相对多元的抗风险要求。
如果不是罗永浩明确会走,考虑超级主播所能带来的巨大流量和巨额成交,交个朋友未必有这样“壮士断腕”的魄力。毕竟,几乎每一家电商直播企业都提出并尝试过弱化当家主播的影响,建立起多元化主播矩阵,但也几乎没有一家做得到以GMV严重受损为代价,降低当家主播直播时长、主动剥离关联关系——而是一边将大量的资源集中在当家主播身上,一边培养新人。
所以“与辉同行”的剥离才会在行业中造成如此轰动的效果,其在独立直播后,GMV与东方甄选分庭抗礼,甚至压过一头。小杨哥之于三只羊、李佳琦之于美ONE、辛巴之于辛选集团,更是无需赘言,上述企业,当家主播的销售额,就几乎等于企业的销售额。
“交个朋友”虽然GMV规模相对平稳,但在“剔除当家主播GMV”后的销售额上,可能遥遥领先——站在现代性企业视角,而不是“网红机构”视角,这其实是很有价值且必要的一个财务指标。毕竟,行业越来越认识到,超级主播给企业所带来的每一分超额收益,都附带超额的风险。
从超级直播间,到大经销商
目前行业里的3家上市公司,东方甄选、交个朋友以及遥望,股价几乎都来到了历史低谷期,资本市场给到电商直播企业的估值也很低——接近于给那些相对缺乏成长性企业的估值,PE(市盈率)都在10以内。
这种低估主要是因为,即便网红经济找到了电商直播这一套新叙事,但从企业经营的角度,其商业模式仍充满了风险。资本市场的低估,正是对其商业模式风险的提前计提。
这种风险不仅在于对超级主播的依赖,也在于对单一平台的依赖。
具体来说,东方甄选虽然一直在力推自己的商城、自有APP上的直播,但目前在官方披露的GMV结构中,自有商城最多时候占比也仅为8.4%,可以理解为,这家公司90%以上的销售额来源于抖音平台——而据“抖查查”监测,高峰时直播间有近5成流量,来自于平台的主动推流。而大部分时间里,平台推流也在4成左右——独立出去的“与辉同行”一样如此,流量高度受平台推荐影响。
这一现状意味着,抖音“打个喷嚏”,东方甄选得“抖好几天”,哪怕只是推流力度减少一些,东方甄选也会因为流量下滑,或是投流成本上升而损失利润。
▶东方甄选拆分后,和与辉同行的直播间流量结构对比,其中红色为东方甄选
三只羊和辛选集团也都曾建设过平台外的自有商城,只是从结果来看,最终从流量到GMV,仍几乎完全建立在抖音和快手平台之上。
对此,“交个朋友”所走的,一直是不同的策略,它似乎没有奢望能够把短视频平台的流量引到自己的私域,而是将自己的直播零售网络不设边界地铺开在每一处电商平台之上,从抖音、淘宝,到京东、微信视频号——且在每个平台不止铺设一个直播间。
举例来说,交个朋友最新披露其在多平台的直播间超过60个,并且这些直播间在主打品类上各有侧重,从户外、珠宝到酒水、茶叶,乃至电商培训、工厂货源等等。它所希望成为的,是电商零售生态中的一个专业的“大分销商”,平台是它服务的经销区域,直播间是它的经销网点,主播可能反而是最不重要的角色——雇佣的一个前台销售而已。借此,“交个朋友”试图巩固自己对各大电商平台的价值,和自身的电商生态位置。
▶“交个朋友”部分直播间(图片中非蓝V账号为山寨)
以数据佐证,据交个朋友副总裁崔东升披露,“交个朋友”两年来在淘宝的累计成交额约为38亿元。2024年,其淘宝直播间的GMV同比增长。以2022年、2023年总计不到200亿元的GMV测算,叠加京东直播间的成交额,“交个朋友”的“抖音外”GMV占比或已超过20%。
再细分至具体的直播间来看,据“灰豚数据”监测,以最近30天带货数据粗略测算(“交个朋友”主直播间GMV/“交个朋友”60余直播间总GMV),其主直播间占整体销售额比重大致在15%—35%之间,且更少受平台推荐的影响。
综合来看,“交个朋友”正有序地摆脱着对单一主播、单一直播间、单一平台的依赖,而成为一家在主营业务上具有较深、较广的风险缓冲垫的现代化企业。
从长得快,到活得久
从本质层面来说,对危机舆情的应对能力,只是电商直播企业自身抗风险能力的一个表征。危机公关,只是事后的补救措施,真正能为一家电商直播企业提供经营上的确定性的,是其对经营风险的前置性分摊。
简单来说就是,别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上。否则,企业可能会频繁遭遇“蝴蝶效应”——平台或主播只是“挥动了一下翅膀”,企业就遭遇了“一场风暴”。
从结果来看,董宇辉出走后,我们看到新东方对于子公司东方甄选的利润计提,从大幅盈利迅速转为了亏损;小杨哥兄弟俩一在抖音停播,三只羊的发展几乎停滞——且难以预料何时能恢复。
辛巴曾大张旗鼓地预告过一场“替小杨哥赔付粉丝损失”的直播,结果在开播前一刻,就被快手紧急按停。
知名公关人士“甄妙”认为,对于网红们来说,带货是一门必然会“塌房”的生意,本质在于选品风险的不可控:“相信我,没有深入企业的调研,很多问题根本看不出。”
换句话说,一个品牌只需要对自己的产品负责,但一家规模化的电商直播企业,一年至少需要对几千个产品负责,只要其中有一个出了问题,这个问题有可能是假货,也可能只是卖贵了,甚至是任何预判不了的舆论风险,就会面临“塌房”的风险。
此时,作为企业首先需要考虑的,不是如何通过更严格的选品机制来保障数千个产品的安全——这几乎是运转多年的大型连锁商超都没法拍着胸脯保证的事。而应当是,如何不让单一风险“株连”整个企业。这也是“交个朋友”在当下能显得如此“岁月静好”的原因。
《当代企业》甚至认为,假以时日,消费者根本说不上来“交个朋友”有哪些代表性的主播——它在不断模糊主播的人格,以纯粹的产品和营销,而不是主播来撬动销售。毕竟电商直播的下半场,“人”似乎成了最不可控的因素。它的多平台经营,也让自身不会因为单一平台的惩罚措施而陷入彻底的停摆。
在一个增长渐缓,但是依然亟待规范的行业里,对任何一家企业来说,活得久,可能比长得快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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