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娜）•吉诃德：西班牙现代主义小说中的男女与家国（全）

堂（娜）•吉诃德：西班牙现代主义小说中的男女与家国
说到西班牙，我们立刻想起的是什么？斗牛士、弗拉明戈舞、还有手持长矛战风车的堂•吉诃德。塞万提斯巧笔塑造的小说人物堂吉诃德经常被视作西班牙的象征，而《堂•吉诃德》（1605，1615）则被文学评论家和研究者称颂为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小说”（the novel)。风行于现代“小说”之前的叙述体是中世纪“史诗”（the epic)，卢卡契把小说定义成神灵归隐年代的史诗，在新登场的小说世界里，凡人（更确切地说，资产阶级新人）成为故事主角，在日常生活中开拓新天地。如果说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还仍沉湎于贵族旧梦的破碎，丹尼尔•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1719）则甩开了膀子热火朝天地投入于殖民事业。这里不难看出西班牙和英国在欧洲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同处境：一五八八年的英西海战摧毁了老牌帝国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从此揭开了后起之秀英国的殖民扩张年代，而此后“日不落”的荣耀谁人不知？再一想，日不落帝国也有衰落的一天，当布莱尔决议追随美国出兵伊拉克时，多少英国人愤愤然地骂首相是美国人膝上的哈巴狗。沧海桑田，天下兴亡，不过是一时的缘起，到头来一场空而已。但缘起时又是何等的壮阔气象：十七世纪后半叶，英国的工业革命升级为资产阶级革命；十八世纪晚期，法国大革命爆发；十九世纪中叶，普鲁士政权统一德国。与此同时，基督教威权在宗教改革、宗教战争以及思想启蒙、科技飞跃、市场经济和民族国家的兴起这重重冲击下分崩离析，欧洲进入了民族主义的年代。这个年代里，西班牙很不幸地落于人后，继无敌舰队的溃败，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尼德兰革命使得西班牙丧失了对荷兰的控制；拿破仑战争中，西班牙甚至一度丧失独立；十九世纪的西班牙在帝制和共和之间摇摆不定，最终倒向王朝复辟；一八九八年，西班牙在战争中负于美国，曾经的霸主强弩之末不能穿帛，只能拱手送出由哥伦布发现的新大陆，从此偃旗息鼓，退居欧洲地缘政治意义上的边缘。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西班牙作家们回望愁容骑士堂•吉诃德，心中不知怎样地五味杂陈。
如果说堂•吉诃德是西班牙民族灵魂的象征，这一形象在现代主义文学的浪潮中经历了怎样的变形，这样的变形又折射出西班牙民族主义不断建构和重构过程中的几多曲折？为了探讨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先来厘清“民族主义”的概念。什么是民族主义？救亡的天使？排外的恶魔？国家政府自上而下推行的意识形态？ 精英阶层精心打造的象征系统？人民群众自下而上萌发的情绪和冲动？ 忠诚应该交付给谁？权利和义务又由谁来负担？ 围绕着这些问题而展开的讨论不仅是民族主义研究，就是民族主义运动本身。这里我想要强调的是民族主义的多元、多层次性和动态生成和衍变。本尼迪科特•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 把“民族”(nation)定义为“想像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是印刷资本主义（print capitalism)兴起的产物。与之呼应的还有恩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和艾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论证，即民族主义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伴生物，是社会建构（所谓的想像）而非天然生成或历史传承。这就是民族主义研究中的“现代主义学派”（Modernism)。现代主义学派冲击了在此之前的持续学说（Perennialism)，该学派认为民族的形成由生理特征、自然环境或历史传统所决定，这其实正是十八十九世纪时欧洲各国民族主义者的论调，赫尔德的“地理气候决定民族性”说便是一例。与现代主义学派持不同见解的是“族群-象征主义”（Ethno-symbolism)，其代表人物是盖尔纳的学生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他认为共同体的想像不可能凭空造物，总是再想像，而再想像要依赖于现存的象征物，更不能脱离普通大众的接受。所以，民族主义的历史不应被局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我们不否认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断裂，却不能因此而无视与断裂共存的传承。此外，族群－象征主义还批评了某些现代主义学者对民族主义的片面理解，即，民族主义不仅是以国家建构为目的的国家民族主义（state nationalism)，还有致力于民族道德和精神复兴的文化民族主义（cultural nationalism)，而作家、艺术家和历史学家便是文化民族主义的干将。换言之，西班牙作家的堂•吉诃德再书写其实正是“西班牙民族”这一共同体的再想像，从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怎样的困惑、追求和展望？
值得一提的是，《堂•吉诃德》一书由两部构成。塞万提斯原先只写了第一部，不想大受欢迎，坊间频频出现粉丝同人小说（fan-fiction），惹得原作者按捺不住，出手以正视听，这才有了第二部的故事。可即便如此，两部体《堂•吉诃德》还是引发了无数仿作，故事情节花样百出，且不说穿越时空的改写，“男穿女”的变性重写屡见不鲜。一七五二年，英国女作家夏勒特•雷诺斯出版了《女版吉诃德》（The Female Quixote; or, The Adventures of Arabella)；一八九二年，爱尔兰作家贾思汀•麦卡锡（Justin McCarthy)的《堂娜•吉诃德》（Donna Quixote)问世；而大名鼎鼎的包法利夫人（Madam Bovary)难道不是读言情小说读坏了脑子的吉诃德？回到西班牙本土，以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前期的现代主义文学为例，吉诃德的变形记里当然少不了变性记，这便引出了民族主义中的性别问题。国家、民族与性别怎样关联，如何互动？
没有女性的生殖，民族何以存续，国家的基础何在？在诸多民族主义言论中，女性要承担起生育教养的大任；而男性的职责是保家卫国，甚至不惜以夺取和付出生命为代价——这两方面综合起来，才是现代民族国家从退位的基督教上帝那里继承或抢夺而来的生杀大权。女性的生育（reproduction)不仅是生理性的，还有象征意义上的再造（reproduction）和再现（representation）。民族是社会建构而成的概念，这个概念与性别构建紧密交织。仅以所谓的英美民族象征为例，我们所熟悉的约翰牛（John Bull）、山姆大叔（Uncle Sam）都是雄／男性形象；英美还以女性符号布列塔尼雅（Britannia) 和自由女神（Liberty）作为自身象征。任何民族概念都有男女两性的象征因素（masculinity and femininity），而这两者的具体含义以及两者之间的比重和关系由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所决定。比方说，两国冲突时，女性经常被视为国土、主权的象征或并列物，所以才有针对女性身体的誓死捍卫和无情蹂躏。而变革年代时，女性有可能被视作传统生活的象征，所以保守派（以原教旨主义者为例）把父权制下的传统女性奉为抵抗现代化进程的最后堡垒；然而，女性也有可能充当革新者的实验场，例子之一便是新文化运动时的新女性，“解放”了的新女性象征着“进步”的西方文明。由此可见，民族主义运动中，性别构建是不可或缺的维度，而这一维度往往被民族主义研究者所忽视。更不能忽视的是，民族主义运动风起云涌数百年，女性的作用不仅是传宗接代或充当象征物，没有她们的想像、书写与斗争，国家、民族和民族-国家不可能是当今的模样，而且，她们还在努力地改变这些现有的概念和现象。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待西班牙男女作家笔下的堂•吉诃德再书写，尤其是这些故事新编里的两性关系和国族想像。我们所关注的时间段是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早期；具体文学流派是现代主义，更具体地说，西班牙文学中的九八年一代；代表作家是中国读者早已熟悉的乌诺穆纳 (Miguel de Unamuno，1864-1936), 阿索林（Azorín, 原名José Martínez Ruiz, 1873-1967)，还有不太为人所知的马丽娅•马提内兹•西耶拉（ María Martínez Sierra, 1874-1974)和孔查•艾斯皮娜（Concha Espina, 1869-1955)。现代主义文学重审美，关注人的精神世界，发展出意识流等新的写作技法，试图以超越历史现实的态度来对抗具体社会环境中的种种危机，尤其是人的异化。然而，以西班牙九八年一代为例，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所谓的超越其实正是对历史的回应。一八九八年，西班牙在美西战争中败北，报纸上顿时有文章这样自寻安慰：“能为荣誉而战的，只有我们西班牙人，我们是绅士，我们是吉诃德。”这正是乌诺穆纳和阿索林等九八年一代作家的宣言。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班牙在科技、政治和社会各方面均落后于欧洲潮流，甚至连暴发户美国都不能驯服，西班牙知识分子被迫反思并重建民族性，在他们看来，物质世界里的挫折只能为理想主义所征服，堂•吉诃德“冥顽不化”的理想主义被赋予了新的意义：这正是西班牙民族复兴的道德动力，现代西班牙人需要的正是这种知难而进大战巨人的精神。然而，九八年一代需要的不是塞万提斯的吉诃德，而是他们以迎战时代危机为目标的自由改写。九八年一代内部也不乏争执，既有主张精神至上的乌诺穆纳，也有奥尔特加－伊－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1883-1955)等人对现代理性精神的追求。有趣的是，这两派终究殊途同归：乌诺穆纳等作家以回避现实为手段直面现实，讴歌西班牙曾经的辉煌，或者幻想超验性的、不乏神秘色彩的民族灵魂，可所谓的对抗现代化和物质文明其实以推进西班牙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崛起为最终目的。另一方面，“精神至上派”用以对抗（即，最终推进）现代化进程的“西班牙传统”本身是一套现代神话，所谓的选择性记忆伴随着选择性失忆，所谓的忠实发掘无非是自由再想像（当然，自由总是有限度的）。既然谈到了民族和民族性的再想像，我们就不妨来看被想像的女性、参与想像的女性、以及女性作家的想像。
前文已经提到了女性在民族主义构建中的双重作用：生理繁殖和象征再现。在民族主义的象征系统里，女性既可以作为“传统”的象征，又能肩负“现代化”的重任。精神至上、推崇传统的乌诺穆纳和阿索林都曾以优美的文笔描述自己心目中的“西班牙灵魂”，而这一灵魂有着明显的女性特征。乌诺穆纳把永恒的传统比作大海：“历史的波涛在无尽的深邃海洋上翻滚，那些喧嚣，那些泡沫，在阳光里彼此回应，络绎不绝，然而，动荡的海面下还藏着真正的深海，那是阳光从不曾到达的深度。每日的新闻，当下的历史，这一切的一切不过是海的表层，被书籍和纪录所冻结，凝聚成坚硬的晶体，可这样的表层怎能和超越历史的生活相比，可怜的表层怎能和燃烧着的炙热核心相提并论？”（En torno al casticismo, 1902) 什么是“超越历史的生活”？乌诺穆纳的文章并未给出明确答案，可他的小说《战争中的和平》却分明把“深海”呈现成（或者说，拟人化成）乡间默默劳作的妇女 (Paz en la Guerra, 1897)。与此类似的还有阿索林的小说《喀斯特拉纳之魂》 (El alma castellana, 1900)，在这部作品中，西班牙传统文化被具化为乡村风景、务农生涯、以及美丽淳朴的妇人。阿索林也曾把女性、海洋和超越历史的传统混为一体：“我总是被无法形容的忧愁所折磨。当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我经常去省城，在海边一坐就是好几个钟头。神秘的女人从我眼前经过，像在暗示着什么，她们就像是那蔚蓝的海洋，向着我展开，让我渐渐明白，什么是永恒。”（Las confesiones de un pequeño filósofo, 1904) 对阿索林而言，女性是永远无法被理解的，而离开她们意味着丧失，男人们终将丧失曾经拥有却不可能再得到的东西。然而，请不要急于沉溺于乌诺穆纳或阿索林的美丽哀愁，亲爱的读者，尤其是女孩子们，请问，你们甘于做这一出出男性传奇的幕布吗？你们象征着一个又一个民族，却只是不见天日的深海；你们是杜尔西内妮，吉诃德故事不可或缺的美丽符号，却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瘦马和长矛。你们满意吗？甘心吗？
九八年一代的女作家们纷纷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就在乌诺穆纳和阿索林向传统索取超越历史的西班牙灵魂的同时，女作家们不满于某些现代主义作家以唯美主义和技术革新为幌子而强化传统价值和保守势力。西班牙传统固然美好，可如果说这样的美、这样的精神境界要以对女性的继续奴役为代价，它究竟能否对现代化进程贡献一臂之力？众所周知，欧洲诸民族国家成立之初，女性没有（完全的）公民权。也就是说，哪怕担负着生育和象征的作用，她们被不同程度地排斥在想像的共同体之外。民族国家史也就是女性斗争史，她们通过不懈斗争为自己争取政治上的选举权、经济上的独立、婚姻自由、和受教育的权利等，她们不仅要掌握私人空间，而且全面介入公共领域，并且挑战现代社会中私人－公共的划分。这就是西班牙女作家重新审视堂吉诃德故事并改造现代主义的历史背景。女性不解放，西班牙如何崛起？和男作家不同，女作家的现代主义是社会政治意义上的现代，而非对脱离社会政治的精神世界的探索。她们不甘于被想像，她们主动想像西班牙的未来，没有女性想像者的女性主义想像的共同体，又有什么真正的共同可言？
一九零六年，马提内兹•西耶拉出版了自传体小说《你即和平》(Tú eres la paz)。她不反对乌诺穆纳和阿索林把女性比拟成西班牙灵魂或西班牙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也赞同他们对（乡村）家庭生活的强调。但她指出：女性不仅是集体无意识的象征，她们更有自己的独立意志。而且，家庭生活的重要不在于它保存传统，仿佛怀抱昆虫的琥珀，家庭或两性关系的顺时变革才是国族强大的基础。换言之，女性当然是西班牙灵魂，但这女性不是父权制下的男人们所定义的！耐人寻味的是，马丽娅•马提内兹•西耶拉的作品大多以其丈夫格利高里 (Gregorio Martínez Sierra) 的名字出版。此举也许是受环境所限，因为人们往往不假思索地忽视女作家，为了赢得关注，乔治桑和乔治•爱略特都为自己选择了男性笔名；此举也有可能体现了马丽娅暂时无法克服传统的女性心态，她宁可在沉默中写作而非被推到风尖浪口。可马丽娅的贤良淑德为她换来了什么呢？----丈夫的出轨。不幸的马丽娅痛定思痛，创作了言情小说《你即和平》。这故事乍一看很俗，无非是三角恋情，最后还以大奶战胜小三夺回男人心告终。可是，再仔细一读，我们就不难注意到男性形象的软弱、犹豫和消极，几乎可以说是被女人玩弄于鼓掌；女主角并没有大战小三，而是淡定地过自己才德兼备的生活；就连小三都是前程似锦的演员，不必依赖某个男人。小说传达的信息很明确：女性需要的是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选择。与马丽娅•马提内兹•西耶拉 同时代的孔查•艾斯皮娜是又一位独立女性。她年少时嫁做商人妇，并且跟随丈夫去了智利，在那里就以写作补贴家用。孔查的野心随着写作经验的积累而膨胀， 她把丈夫抛在美洲，毅然回到西班牙，用小说供养自己和三个儿女，盛名之下的她曾获两次诺贝尔奖提名，在二十年代末以一票之差败北——这虽然遗憾，却仍然不失为世界文坛对其才能的承认。
马丽娅•马提内兹•西耶拉和孔查•艾斯皮娜都写过探讨《堂•吉诃德》的作品，分别是“<吉诃德>的忧愁” (La tristeza del Quijote, 1905) 和《<吉诃德>的女人们》（ Las mujeres del Quijote , 1916)。几乎就在同时，阿索林和乌诺穆纳分别出版了《吉诃德之路》（La ruta de don Quijote,1905) 和 《吉诃德与桑丘传》（La vida de don Quijote y Sancho, 1914)。男作家笔下的吉诃德显然是终日沉思哲学问题的灵性动物，马提内兹•西耶拉并没有对此提出疑问，可有趣的是，她认为吉诃德的灵魂是满怀深切同情的女性灵魂，而且细致地描述了某个假想读者在成长过程中对《堂•吉诃德》的逐步接受和理解。马提内兹•西耶拉假想了男性读者，而吉诃德的灵魂被定义为女性，这里面涉及了主动读者（男）和被动文本（女）的性别划分，并没有突破这方面的传统；更有甚者，把同情视作女性特征恐怕又落入了性别老套。然而，马提内兹•西耶拉笔下的吉诃德灵魂（可以引申为西班牙灵魂）并不是超越历史的存在，相反，它随着读者自身经验的展开而展开，在某种意义上生成于读者与幻想人物的互动（或者说，读者幻想出的互动）----这难道不正是对“再想象”（也就是民族主义构建）过程的描述？
孔查•艾斯皮娜的作品是对《堂•吉诃德》的再书写，与夏勒特•雷诺斯的《女版吉诃德》和贾思汀•麦卡锡的《堂娜•吉诃德》不同，《<吉诃德>的女人们》放弃了男主角吉诃德，转而为原书中的诸多女性角色一一立传。艾斯皮娜温柔有加又毫不客气地批评了塞万提斯对女性角色的失败塑造，为了拯救这部不朽名著，她从众多被遗忘的女配角的视角重新讲述吉诃德传奇，更重要的是，这些配角跃然成为自己故事的主角。当然，在同时代的阿索林和乌诺穆纳等人的影响下，艾斯皮娜也把女管家和外甥女描写成象征西班牙灵魂的永恒女性，可她又不乏嘲讽地这样描写吉诃德的死：“这位贵族闭上了眼，向着永恒之境飞升，也永远地带走了他珍藏在心中的那些永恒之女性！”是啊，就让堂•吉诃德带着他的永恒女性去永恒吧，这实实在在的世界，这波涛汹涌的海面，这风云际会的西班牙，从此属于有梦想、敢探索的唐娜•吉诃德们，她们的道路延续至今，依然遍布荆棘。弗吉尼亚•伍尔芙曾说过：女人没有国家。可正因为如此，女性才更有职责在国族构建中为自己争夺一席之地，而且，她们所要的并非只是融入由男性定义和主宰的社会结构，而是从性别这一角度入手，整体性地改变该结构。如此宏大的事业里，女作家的文学再想象只是区区一砖一瓦而已，但没有这些微不足道的砖瓦，琼楼玉宇又从何而来？
本文资料出处：Roberta Johnson, Gender and Nation in the Spanish Modernist Novel, (Nashville: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 2003)
下期预告：911之后，小说是否可能？
（终于要讲到当代美国小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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