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闷的意义：17岁的杨苡写给巴金的信｜一叶识春秋

发布时间：2024-05-06 10:24

原标题：苦闷的意义：17岁的杨苡写给巴金的信｜一叶识春秋

杨苡先生的口述自传《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第二章有一节，题作《给巴金写信》。这一整章都是写她在天津中西女校读书的经历：八岁入校，十八岁离开，正是题目所说的“中西十年”。从小学到中学，在一个人的生命中，是身体和精神的变动都特别急剧的一段时光。站在十八岁，回望十年前，可能感觉是两个人的生命。

“给巴金写信”，就发生在这段时期，好比一个人刚刚醒来，不能确定自己身在何处，无法立刻定位周遭事物，既迷茫无措，又兴奋不已。年轻人给自己佩服的智者写信，应该看作一次自救的努力，试图借助别人的慧眼照亮自己的前程，前提是发生了人的自觉。

撰文 | 王东杰

“一叶识春秋”为书评周刊新设专栏，我们特邀清华大学历史系王东杰教授，从中国近代史上选取一些被前人忽略或遗漏的、没有受到足够关注的文献，并加以解读，以确定20世纪中国历史/思想史的一些基本特征。

第二期

杨苡

《给巴金写信》

杨苡，原名杨静如，1919年生于天津，2023年1月27日逝世。著有《青青者忆》《雪泥集》等，译有《呼啸山庄》《天真与经验之歌》等。2019年获第七届南京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

《给巴金写信》选自《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作者：杨苡/口述余斌/撰写，版本：译林出版社 2023年1月。（该书于去年出版后，新京报书评周刊曾策划专题《希望与等待：杨苡的一个世纪》。）

“一叶识春秋”的更多内容，详见：

第一期：陈独秀这篇不起眼的文章，不经意间透露了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的秘密

“苦闷”的意义

杨苡出身于没落的官宦家族，近代史上鼎鼎大名的杨士骧、杨士琦是她的叔祖。杨家在近代中国的社会巨变中表现出灵活的适应能力。杨父做过中国银行行长，虽然英年早逝，仍为家人留下大量可以过活的产业，即使后来突发变故，也没有一下沦落到底，仍可维持相当的体面。到了杨苡和哥哥杨宪益、姐姐杨敏如这一代，集体转入学界，以中国古来的“流品”观念看，仍属“士”的阶级。杨氏三兄妹的母亲是姨太太，在家中地位不高，日子过得不错，心情不算太好，自卑情结很重，往往投射到女儿身上。家中重男轻女，杨苡是老幺而最不受待见，母亲对她挑剔多，表扬少。

杨苡（右二）与母亲、哥哥杨宪益（左一）、姐姐杨敏如（右一）的合照。图片来自《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

《给巴金写信》前边一节叫《苦闷》。这两个字很准确，应该是杨苡口述时使用过的字眼。“苦闷”，是精神的，不是物质的、环境的，不能等同于“苦难”。杨苡成长的环境大体是包容的、优渥的（中西女校是教会学校，学生都来自非富即贵的上流社会），但她目睹家族内不少人，包括堂姐堂兄的许多悲剧，使她对巴金的《家》产生了深刻共鸣。她自己也有被压抑的诉求，很多爱好、交往遭到母亲的否定，不能坦然地做自己，可是杨苡对母亲“从来不敢反抗，甚至没想过要反抗”，这是她苦闷的一种来源。

不过苦闷不能单单理解为家庭的悲剧，它另有一个大的原因是时代的氛围。熟悉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人会从“苦闷”这两个字联想到王汎森先生的一篇名文《“烦闷”的本质是什么——近代中国的私人领域与“主义”的崛起》，而杨苡这段回忆正好可以作为此文的一个论据。

《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作者: 王汎森，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3月。

20世纪前半段中国历史的主题是救国，一切无不围绕这一主题展开，“‘主义’的崛起”，奥秘亦不出此。30年代华北的大中学生，面对日本势力的咄咄逼近，感受尤为迫切。但究竟怎样才能救国？左、右、中各派皆有方案，尤其是对立的国、共双方，都想吸引年轻人的赞同和加入。杨苡在高中时一次夏令营中就遇到许多政治活跃分子，最关注她这样的政治小白，主动接近，循循诱导。“谁也没明说，但我们模模糊糊的，心里大概都有数。”然而这些混杂的信息对于一个从未远离家长和老师羽翼的中学生，犹如五里迷雾。当然，在朦胧中，杨苡还是有自己的心得：“我大概是这么划分的，比较开放的，劝多和人交往的，是‘左’倾的；比较保守，总是说要小心谨慎的，一般是向着国民党那边的。”对于国共两党“你死我活”的重大路线分歧，彼时的杨苡不知所以，她的判断依据是行为方式和言论态度的不同，此所谓“模模糊糊”也。前路不清，而救国热度不减，当然愈加苦闷。

国家危亡和家庭烦恼，大小不同而彼此交杂，相互强化，前者是主导。时代变局放大了家庭悲剧的意义——放在另一时代，同样的遭遇未必会如此不堪忍受。然而，身处巨变时代，国家兴亡成了情绪汇集的出口，也是一个隐喻机制，将每个人日常遇到的各种零碎烦恼集合在一起，获得一种整体的意义和价值提升。此时，即使是家庭生活中相对令人舒服的那一面，也成为不安的刺激源：有吃有喝，有零花钱，可以买自己喜欢的唱片，是快乐的；“但是这一类的快乐消除不了我的苦闷，反而有时苦闷得更厉害了，因为我觉得自己和那些参加抗日活动的同学过得完全是两种生活，在这样的大时代里过一种贵族小姐式的生活，我觉得很‘醉生梦死’”。“大”时代，“小”生活，两相对立，无法调和——于是，“就是在一团苦闷中，我开始给巴金写信”。

“一九三六年，十七岁，在‘美丽照相馆’照的。那家照相馆在天津很有名，掌镜的就是照相馆的老板。这张他拍得挺用心，大概也比较得意，就放大了搁在橱窗里，还上了色。”——《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

写信的意义

写信不是什么新鲜事。经由书信传情达意、交换信息，以至辩论思想、研究学术，都是古已有之。但20世纪的一个新现象是，书信成为年轻人彼此交流、共同摸索人生意义的工具，他们在纸面上开敞心扉，试图解答共同的疑惑，彼此审视也自我审查。这个变化当然仍是大时代的产物。自清末以来，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与文化受到一连串来自不同方向、或大或小、形式各异的冲击，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后，真有如马克思所说的，“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就连社会秩序、生命意义这些问题都不再有现成答案。此前的社会典型在前，后生只需步趋遵行；此时，则什么才是有价值的、在生命中如何做出选择，已经成了每个认真的青年必须要苦苦追索的难题，要有属于自己的答案。

一个人苦思不得，需要同伴切磋琢磨，相互启益；但同龄人或许容易感同身受，却可能一样困惑不安，同样陷溺于苦闷，于是需要“人生导师”，甚至“偶像”。年轻人给自己认定的“导师”写信倾诉烦恼，其实需要有一些胆量，但对于已经经过了“新文化”洗礼的一代人，似乎不算什么难事。杨苡给巴金的信，内容极为丰富，“什么对别人不说的话都对他说，什么事都问他的意见”，做了梦也讲，“在信里向他描述我的每一个梦”。这些信都很长，有一封写了十七页。收信人和写信人之间，形成了无形的亲密。然而，无论“导师”是不是回信，在写信人心中，都是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子，他（她）借此自我训练、反思，试图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

新青年致力于打破旧偶像，可是因为是新手，仍需要指导。20世纪上半期，传媒、出版事业蓬勃发展，满足了这种需要。在新偶像中，最有名的当然就是胡适、鲁迅，各自被不同阵营的拥趸包围。在旧典范已经丧失说服力的时代，他们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巴金的声势比之胡适、鲁迅略逊一筹，却也是不折不扣的青年领袖，也许其影响的辐射面比那两个人都还更加广阔。“一部《家》为他带来无数的读者”，他自己也由此“优入圣域”，成为偶像的一员。以至于萧珊在和巴金恋爱之初，自己也不愿面对两人相爱的事实。有同学拿此事开玩笑，萧珊“很生气地跟人辩，说那样讲是对巴先生的‘亵渎’，急得都哭了”。巴金也要像俗人一样谈恋爱！当事人都不肯接受。偶像的职责是给人提供安慰和指导，不是要展现自己身上那些与常人无异的面相。恋爱自由当然是新青年的准则，新青年必须这么做，青年的导师则最好不要。

杨苡和巴金的合影。

杨苡崇拜巴金，最初是因为喜欢他的小说，后来扩而广之，读了他编译的无政府主义著作，思想上也受到影响。这似乎阻止了她更积极地走向左翼队伍，尽管她和他们一样，也是旧秩序的反对者。高中时有朋友给她传纸条，鼓励她“到群众队伍中来”，杨苡答道：“毁灭吧，世界！”她说这是“无政府主义的调调”。这么说当然未必是真想做恐怖分子，更像一个满怀苦闷而又无力反抗的年轻人在一时激动之下的愤世嫉俗。巴金的小说和主张都准确契合了她的需要。不过，无政府主义毕竟只是抽象思想，不如生命经验的冲击那么贴切。对杨苡来说，《家》的意义要更为直接，甚至提供了一幅生活的蓝图：“我一直想离开家，这好像是我彻底解决苦闷的一个办法。”考上西南联大是最好的机会。母亲当然恋恋不舍，“但我一点离愁别绪也没有。一直想离开这个家，像巴金笔下的觉慧那样，这回真的要离开了，要有自由了呀！”

但读书是一回事，和作家联系又是另一回事。读者读其书如见其人，吃了鸡蛋还想见下蛋的母鸡，可是既无缘和偶像亲近，写信就是最便捷的路径：书信和肉体一样，都是思想的载体，但它可以走到肉体被禁止或不方便进入的地方。这种行为在新文学的读者中颇为流行，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读者大部分是年轻人，正是对外边的世界感到好奇也有勇气的年纪，而作者也乐于和他们交谈；另一方面也得益于那一时期“印刷资本主义”、现代交通和邮政的发展。这给了读者和作者更灵活地利用空间的机会——空间的意义是多向的：它是需要克服的障碍，通信跨越了空间的阻隔，将两个素不相识的人联系在一起；它也是人际交往的必需品，读者对作家诉说一些不能对身边人讲的话，创造出更紧密的连接，至少在最初，是因为两人物理距离遥远的缘故，无需面对面，心理上反而容易拉近，便于有些话脱口而出。

杨苡说，她跟巴金通信，一个重要的起因是和她感情很好的哥哥杨宪益出国了，她需要一位兄长。这是不错的。不过，给心仪的作家写信，也是那个时代的风尚。杨苡在中西女校的同学中有很多就是巴金的读者，她们都“读遍他几乎所有的作品，从中得到鼓舞和力量”；其中至少有一位叫作刘嘉蓁的同学，也在和巴金通信。萧珊是杨苡在西南联大的同学，最初也是巴金的通信者。这些和巴金通信的人彼此并不知情，巴金是他们各自诉求的共同归宿，促使他们这么做的共同冲动，则是一颗年轻的敏感心灵面对“大时代”时不知所措的“苦闷”。

杨苡推测说：“可能好多年轻人都给巴金写过信。”这不奇怪。但有点出乎我意料的是，杨苡的母亲也是巴金的读者，对于杨、巴通信，“她嘴里不说，心里也是高兴的”——尽管她未必赞同巴金的思想，尤其不满于他“鼓励年轻人反对家庭”，到了晚年还说杨苡：“你都是给巴金害的。”可见任何时候阅读都是复杂的，读者有自己的主体性，选择读一本书，未必都出于情投意合，也可能就是消遣，或者源自贡布里希说的“名利场逻辑”，并不都受控于作者的初衷。杨苡的母亲是读过《家》的，不知道能不能欣赏，但她知道，巴金“名气很大”，对女儿和名人通信觉得高兴：“她也有她的虚荣心嘛。”（杨家是大家族，祖上名人辈出，可是如今，社会上名人堂里的人物变了。）但是她这类读者，不是新文学作家预设的对象，后者无意对其产生影响，他们一不小心还会被归为“老顽固”，事实上其反应也的确复杂许多。但“老顽固”有自己的主见（虽则未必出于独立意志、自由思想），倒是“新青年”动辄为偶像所支配（包括“要有自由了呀”）。这种错位，不妨深长思。

读者与作家通信，使得双方的关系不再是平面的、单向的，而变成了立体的、互动的：这通信往往由读者方面发起，从谈论作品的读后感开始，一步步向对方敞开自己的生活，絮絮倾诉心事，就此而言，读者不仅仅是被动的、受教一方。在作者方面，这种交流扩展了他们的经验，有可能成为写作的素材。作家不再通过书本被动和读者发生联系，而是通过书信主动向读者的生活空间延伸，对读者产生各种各样的、远超书本之外的影响。萧珊和巴金由通信而相恋，就是这方面的例子。另一个例子是巴金向杨苡介绍了他的哥哥李尧林——杨苡口述中的“大李先生”。李尧林对杨苡一生的影响，怎么说都不过分，而那契机就埋藏在当初她“给巴金写信”这个举动中。

1925年，巴金（右）与二哥李尧林在南京。

巴金写了什么？

这些讨论都是从读者一方着眼，作者方面又是怎样对待这些通信的？杨苡的讲述中有两个例子，值得细细玩味。

这两件事，一个发生在巴金和刘嘉蓁之间。刘说自己当年“卷进一二·九运动后，心头像一团火一样在燃烧，血管里流淌着的血要沸腾了，要爆炸了，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承受不了在燃烧的火，要爆炸的血管，她在寻求一个支持者，一个承受者”。这是她为巴金设定的角色，而巴金也满足了通信人的期待，很好地扮演了这个角色。刘后来到了延安，再次写信给巴金，“巴金称赞她路走对了”。另一件事发生在巴金和杨苡本人之间。杨苡在信中控诉了对家庭的不满，表示自己准备做一个逃出家庭的“觉慧”。然而，巴金的态度让她没有想到：“他回信表示不赞成，说我年纪太小，应该先把书念好，要有耐心。”晚年的杨苡回味此事，说：“那时候我不知道他和刘嘉蓁之间的通信，当然也不知道他称赞她去延安是‘路走对了’，否则我大概要问，为什么赞同刘嘉蓁去走自己的路，却不赞同我像觉慧那样呢？可能他会说，你和她的情况不一样。现在我想想，如果刘嘉蓁当时不是已经到了延安，他的回答也许又不一样。巴金总是爱护年轻人，为他们设想的。”

20世纪50年代，杨苡翻译的《呼啸山庄》在巴金创办的平明出版社出版。

两个人，两种意见。巴金当然可能是因材施教：他看出杨苡是一个懵懂少女，对家庭的不满更多出自情感的驱动，未经世事考量，所以虽然想做反叛者而始终没有迈出脚步；刘嘉蓁则是参加过政治活动的，而且一下子跑到延安，可知心意已决，因而对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但他的话也许有更深的含义：巴金说刘“路走对了”，究竟怎么理解？去延安是对的，不去是不是就错了？他自己就没有去。巴金爱护年轻人，给他们鼓励和同情，可是并没有毫无原则地鼓动、赞同他们的任何选择。他不支持杨苡成为觉慧，而是劝她“先把书念好”，应作如是观。

“先把书念好”。心头如火一般燃烧的青年人最不喜欢听到这话，却也是彼时许多中年人的共识，他们中很多人自己就曾是“旧礼教的叛徒”。然而，反叛并不容易，仅凭一腔热血，并不能真的让世界向理想的方向移动。而事实往往相反：反叛者不是主动招安，就是把自己变成新的压迫者。近三百年人类历史留下的最大教训，莫过于此。中年人当年听从“要爆炸的血管”驱使，一路猛攻猛打，落下一地鸡毛，此时的感悟自有不同。

因此，我同意杨苡的推测：“如果刘嘉蓁当时不是已经到了延安，他的回答也许又不一样。”他大概还是会劝刘嘉蓁：“先把书念好。”这当然不是反对她的选择，然而，先把自己打造成一块材料，再决定接下来的行止，可以少一些后悔，于事于己两便。年轻人凭借一腔血气，贸然举事，成年人不知劝阻，只会点赞，摇旗呐喊，擂鼓助威，是迎合，又何尝不是利用？“杀君马者道旁儿。”任何一个负责任的“青年导师”，计不出此。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王东杰；编辑：李永博；校对：王心。封面图片来自杨苡女儿赵蘅的绘画作品《妈妈在翻译联合国文件》（1973年）。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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