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中国的文艺复兴”，基于唐宋变革论的音乐思想史的发展

中国文化史家钱穆认为:“研究历史，首当注意变，其实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历史时代之划分，即划分在其变上。如果没有变，便无时代可分。”

唐宋之际的思想文化剧变不是在短时间内发生的，并非历史断代概念可以一概而论的发展态势，往往朝代的政权更替并不代表着思想和文化的更迭与断裂，文化史及思想史的血脉仍存在一定的延续性和拓展性。

从政治制度、教育制度、经济体制、礼乐制度各个方面，宋代在延续了唐代思想和文化的同时又悄然发生了变革。日本京都学派宫崎市定和法国史学家谢和耐将宋代比作是“中国的文艺复兴”。

然而，文学界和历史学界一般认为的“中唐转型说”与音乐思想史的发展轨道并不平行。“音乐思想史学科面临的事实是，朝代变了可能音乐没有变，音乐思想也没有变;反之，音乐变了，音乐思想变了，有了‘历史’了，而朝代未必变，或者音乐不变，音乐思想却变化了，可见社会与音乐在不同层面发展，音乐与思想在不同层面演化，且有不同的演化速度，这当然就有历史事件结构的分层问题，说明音乐史比我们想象得要复杂得多。”

音乐思想层面的变革早在初唐就已悄然萌生，这是不同于一般历史学界的认识，为什么会在音乐思想史研究领域产生这样的判断，则有待进行进一步的学理探究。唐宋变革期的音乐思想转型是多层次多面向的:一方面，传统的制礼作乐仍然兴盛，如唐太宗所论，礼乐犹如鱼之于水，鸟之于翅，离则必亡;同时，民间和士人的极其感性的音乐生活也十分繁盛。

另一个方面，随着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深入，多元的音乐要素势必影响了儒家礼乐文化的发展。因此，“唐宋变革论”在音乐思想史领域的研究有待深入和拓展。

一、唐宋变革论引荐

唐宋变革论在史学界自提出至今发展百余年，逐渐成为学术研究中的热点话题，基本构成了唐宋史学研究中独特的研究视域和范式。“唐宋已经不言而喻成为历史研究的一个有意味的时段，以这个时段来研究历史的观念至今占据主流”。

葛兆光教授认为“唐宋”已然成为一个历史研究单元，在这一认识下，史学研究视域变化的意义是:把关注领域从仅仅围绕和瞩目于一个朝代的更迭而扩展到两朝及过渡时期的社会制度及思想体系的变化。中外学者开始重视思想文化变迁所引起的历史影响。

“到今天，‘唐宋变革期’理论几乎成为一种新的范式，被学者们普遍遵用。而中国大陆今天的历史学界对此几乎并未予以足够重视。唐代和宋代作为中国古代两个在历史文化和音乐思想上都值得推崇的鼎盛时代。学界早已公认，中晚唐至北宋初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剧变时期。

在文学、史学以及思想史的研究领域里，将“唐宋”两个时代连称对比的方法也已经俨然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态。所以“研究思路从关注‘创造性思想’的唐宋，到关注‘妥协性思想’的宋明，会刺激文化史思想史研究的文献资料范围的更大拓展。这种视域或时段的改变，能引起文化史思想史研究的一些根本性改变。

自1910年，日本京都大学历史学派学者内藤湖南发表在日本《历史与地理》上的《概括的唐宋时代观》，提出唐代和宋代在文化性质上有着显著差异。他明确地提出了一种理论认识，把唐代算作是“中古”的结束，而把宋看成“近世”的开始，由此标志着“唐宋变革理论的发端，此一认识至今已有百余年的发展历程。

相对于以往的历史学家多数以历史朝代划分时代的分期方法不同，内藤湖南更强调以文化作为历史分期的标尺，侧重于关注朝代更迭之间存在的经济制度、官吏制度、学术理念和文化思想的具体历史变化。

日本京都学派及欧美宋史学界的学者们运用海外汉学的独特视角，丰富了唐宋变革的理论。唐宋变革(或转型)的理论大致认为，唐代结束了世家大族和贵族门阀对中央集权制度的支配，宋代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风貌。平民百姓可以通过科举求取功名，白衣宰相立于朝堂，成为新时代官吏制度的标志。

由于科举制度而产生了新兴的士大夫阶层，从唐代世家大族到北宋文官家族，再到南宋地方精英阶层的社会族群转变。在经济层面，宋代的经济秩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唐代由中央王权重新分配土地的均田制为私人土地所有的市场所取代。货币经济相对于唐代而言，更为繁荣昌盛。

商税收入在宋代一度达到了中国历史的最高峰。货币经济刺激了生产商品化，自给自足的农业耕种被都市坊间的商品交易逐渐取代。在学术层面，随着训诂学的变化以及儒学的分化和宋学的建立，宋代出现了以“道统复兴”为思想解放的文艺复兴运动。

具体而言，唐宋之间的变革表现为由唐代前期经学所重视的家法和师法、倡导古说、著述以义疏为主，再到中唐时期，儒者们怀疑旧有义疏之学，倡导儒学原道复古之说，发展至北宋时期转变为运用新的心学体系重新诠释经学，即义疏之学进而转变为义理之学。在文学层面，从诗词到歌赋的形式都变得更为自由，文学由贵族高雅之辞过渡至平民乡野之论。

在音乐文化层面，宋代之后，随着唐代门阀制度的逐渐瓦解，城市和市民阶层兴起，杂剧、诸宫调等说唱艺术繁盛。高雅的宫廷礼乐文化让位于通俗的市民俗乐文化。整个时代引中国思想史家陈来先生之说，这个时期基本精神是突出世俗性、合理性、平民性。唐宋变革说所揭示和涉及的层面相当广泛，唐宋之际思想文化所产生的重大变革，目前大致已成为学界的共识。

自南宋以来，中国传统史学既有学者关注到唐宋之间发生的历史变革，近代史学方家也发论探讨唐宋变革的问题。日本京都学派内藤湖南在1909年重新阐释了“唐宋变革论”，明确指出中世结束于唐代，近世起始于宋代。此后欧美学界广泛接受了“内藤假说”。

20世纪以来，欧美学界宋史研究倾向于对唐宋历史变革问题的探寻。曾经有学者质疑过到底是“唐宋变革”还是“唐中叶变革，无论是中国古代南宋以来的学者，还是清初的叶燮，晚晴的陈衍，近代的侯外庐、陈寅恪、傅斯年，还是日本内藤湖南为首的京都学派，抑或欧美的宋史学者们，都比较一致地认识到从中唐到北宋这一时期中国思想文化间发生的巨大转折。

在这一认识下，史学研究视域变化的意义是:把关注领域从仅仅围绕和瞩目于一个朝代的更迭而扩展到两朝及过渡时期的社会制度及思想体系的变化。目前为止，尽管中外学者对唐宋社会变革的性质、变革的程度、变革的主要特征的认知不尽相同，但唐宋时期作为一个变革的时代，几乎成为所有学者的认同。正是基于对“唐宋变革理论”不同的认识，使其更具开放性，因此，催生了大量新的学术命题和方法论证。

二、音乐史学研究中的“唐宋变革说”

近代音乐史学界最早关注并提及“唐宋变革”之说，当属黄翔鹏先生。《论中国传统音乐的保存与发展》一文中提出“唐宋音乐文化转型说”，明确论述:“从后唐五代至宋的半个世纪间中国的文化犹以唐宋间的文化转型最为明显。黄先生认为唐宋之间既有传承，也有转型与变迁，对于宋代音乐史的研究也是对唐代音乐研究的追补。

唐代太乐令徐景安写的《乐书》虽失传，但材料却存见于宋代类书《玉海》中。从唐代太常刻石、《教坊记》、《乐府杂录》等史料，追溯唐大曲和宋代俗乐中一脉相承的宫调理论。在中国古代乐律发展的源流中，通过宋代陈旸《乐书》解读京房六十律——荀勖十八律——蔡元定十八律的乐律学传承演变过程。

《唐宋社会生活与唐宋遗音》文中提到的唐宋大曲的源流以及宋词乐调中的声律和词律问题;唐宋两朝琴人和琴律的不同，以及南宋大晟律的双声调问题，蔡元定十八律及宋朝的燕乐乐调曾三次改制的问题……这些都表明了唐宋转型时期有待深入研究的音乐史问题。黄先生认为音乐史学的分期要打破传统的以朝代分期的观念，遵循音乐自身的发展规律。

宋代的音乐文化与唐代的音乐文化存在着明显的不同，总体上而言，“这个历史时期的音乐文化同样表现出突出的世俗性、合理性、平民性，先秦礼乐(金石之乐)不免有神圣性，隋唐大曲(歌舞之乐)贵族气息、宫廷气息很浓，孔子赞叹不已的《韶》乐为代表的六代庙乐，以举世惊羡的《霓裳羽衣》为代表的歌舞大曲，似乎都缺乏这里所说的世俗性、合理性、平民性的精神面貌，而宋代之后的中国音乐文化，则以世俗音乐为主了。

自此之后，音乐学界的史学研究开始更多地关注到唐宋之间音乐历史变迁的问题。后辈学者注重结合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比较唐宋之间的音乐文化差异，提出“唐宋宫廷音乐文化转型的制度分析和“唐宋音乐文化的转型问题。在宋代音乐史学的研究领域，开始从更为细致的视角进行剖析，例如不同朝代之间宫廷音乐机构的设置、乐工户籍制度、宫廷与民间乐人的社会身份与经济地位的变迁等问题。

音乐史学界首次关注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论”的学者是上海音乐学院洛秦教授，2010年在《宋代音乐研究的特征分析与反思》文中明确提出宋代音乐史研究有待拓展的方向。近年来，以洛秦教授为学科带头人的宋史研究借鉴“新史学”的史学观念，将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引入唐宋音乐史学的研究。

《宋代音乐研究的结构问题探讨》一文明确提出了，“借鉴新史学的思想、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宋代音乐，并且具象到进一步的研究视角及方法论层面，从而提出了宏观的整体结构性设想——以思想研究为核心展开纵向的编年体写作与横向的转型讨论。洛秦教授提出了由唐至北宋、由北宋至南宋的“二次转型说。

宋代在音乐历史上的重新定位——“转型”再认识;艺术形态的方式由燕乐——礼乐——俗乐的转变，由宋代宫廷礼乐文化发展至南宋民间俗乐衍变过程。国家文化中心由长安——开封——临安的南迁过程。宫廷制度的功能性由国家——民族——宫廷——市井的转换，由国家朝堂之上所涉及的政治制度、经济政策、登科取仕下涉到下里巴人城乡民生问题。

以国家音乐机制为考察重心，音乐事项与文化背景结合，研究特定场域中的音乐存在。在音乐思想方面，以思想研究为核心，结合科学技术史。对于宋代专题史与断代史的研究，以上海音乐学院洛秦为学科带头人，依托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的学术资源，成立了“宋代音乐国际学术研究中心”。自2003年，洛秦教授指导博士生借鉴20世纪“新史学”理论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对宋代音乐研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赵为民在第二届宋代音乐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也发表了题为《“文化转型”视野下的宋代音乐基本格局》的演讲。从“文化转型”的角度归纳宋代音乐文化转型的三个特征:“首先，以市民音乐为代表的民间音乐成为宋代音乐文化发展的主流，是宋代音乐文化转型最显著的标志;其次，宫廷燕乐体制在市民音乐影响下出现重大变化，是宋代音乐文化转型的重要标志;再次，宫廷雅乐也是宋代音乐文化转型的一个组成部分。

总体而论，近年来将以“唐宋”为历史单元的音乐转型研究，始终围绕着几大基本问题:音乐思想、音乐史料、音乐制度、音乐人物和专著、音乐叙事与演绎、思想音乐符号与表达、乐律乐调体系等。不同层面的音乐文化转型诠释涌现出大量的研究成果。无论是一般音乐史还是音乐思想史，“唐宋”这一历史研究单元都为我们提供了极其多样的文化形态和复杂的思想世界，值得后辈学者深入探究。

史学和文学研究领域，将中唐时期的韩愈视为儒学转型中的关键人物。康有为(1858—1927)曾明确指出:“宋学皆昌黎倡其先，一曰经学派，一曰义理派。陈寅恪在《论韩愈》文中也持类似观点:“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

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倘若将韩愈道统说对《中庸》文献的重视与引入作为中唐转型说的标志，那么以《乐记》的注疏为例的音乐思想领域转型，恐怕要早出于其他领域。因为，《中庸》最早涉入《乐记》的注疏发端于初唐孔颖达的《礼记正义》。

“学界早已公认，中晚唐到北宋初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剧变时期，‘唐宋变革’的断案是很难动摇的。在这段时间，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使得11世纪的北宋与8世纪而定唐代比较起来，在很多方面好像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唐宋转型的时段横跨初唐到南宋数百年，其间“礼乐”思想的前承与后续，演变与坚持，都非是一个概论式判断所能够解决，而要有长时段的观察。

唐宋转型时期礼乐关系的发展经历了由“礼与乐”——“理与乐”的转型，音乐思想领域具体发生了什么样的变革?音乐思想的延续是否也像儒学道统的传承一样具有学术谱系?例如:在礼乐关系的学术思想构建上，从中唐韩愈——北宋欧阳修的古文经学为背景的儒学道统恢复中对于礼与乐等音乐思想的变迁;宋代欧阳修——南宋朱熹——南宋蔡元定的音乐思想与观念的变迁理证唐宋变革时期的二重世界观，参照《宋元学案》进而梳理文人士大夫阶层(士林)思想观念的演变过程。

在礼乐制度层面上，以三部礼书《大唐开元礼》——《大唐郊祀录》——《太常因革礼》中记述的制礼作乐的变化为切入点;在经学礼乐文献的注疏上，东汉郑玄的《礼记》注疏以京房生律法为理论基础，孔颖达对《礼运》中所谓“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的义疏完全摒弃了汉代京房的生律法原则。“按礼运旋宫法的注脚正义，作于唐孔颖达，照他的解法，六十音中，应有变律。六十律发展成为以五声音阶中的宫、商、角、徵、羽五声为调头，依次旋转于十二律间为宫构成的调式。

黄翔鹏先生总结为:“十二个调高的五声音阶，每均五声，或每均再派生出宫调式以外的商、角、徵、羽各调(调式)，十二均共得六十调的意思。孔颖达对于“还相为宫”的注解，是否启发了中唐后对于旋宫转调理论的探索?在音乐实践层面上，以礼乐祭祀发展而来的雅乐制度为切入点;以文人士大夫(士林)的琴学、琴律等思想为切入点。因此，“士人”和“文人”作为多重身份的音乐思想参与者，对这一群体音乐著述、音乐观的梳理也是势在必行的研究趋势。

“音乐思想史的运动由是呈现出多层次、多样态的面貌，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同是传统，异是发展，就思想史的‘史’的性质而言，‘异’或‘发展’是可以，也应该强调的一个面相。唐宋转型期的音乐思想研究，需要注意到几个层面的关系:一般历史的唐宋转型;音乐历史的唐宋转型;音乐思想史的唐宋转型。

它们有密切关系，又在不同的历史层面运动。聚焦唐宋转型时期音乐思想的研究视域与具体对象，源自于对中国音乐思想史研究范式、理路与方法的探索与实践。“在中国音乐伟大的历史中，在它无比丰富、繁丽的音乐文化现象后面，隐藏着一个活跃不已、波动浪涌的精神文化的世界——思想的世界，正是思想驱动了音乐文化的历史发展，也正是思想造成了音乐的文化特色。

首先，音乐思想研究既要有一般思想史背景的基本知识和理解，更要有音乐文化内部知识的基本条件，既有一般历史的共性认识，也要有音乐历史的特殊认识。一方面，音乐形态的研究，有历史的，也有当下的;有文字的，也有乐谱的。一方面，音乐文化的研究，既有宫廷的，也有民间的;既有礼乐的，也有俗乐的，大传统与小传统，都必须观照到。

如此众多的礼乐和俗乐相通、相一致性的现象，其实是制度下的组织态传播与自然态传播相结合的模式。如此多样的乐律学现象，既是继承的，也是变革的;既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形成了动态的多层演化的格局。中国传统音乐里如此的丰富性及差异性，其思想内涵和理论深度需要研究者予以十分的注意。

其次，一般音乐史与音乐思想的关系，可以由此得到说明。按照思想史界的认识，在社会生活的人世表象之下，才是思想的领域，要讨论造成这样的人世表象的原因、动机、情感和动力。在音乐活动的表层现象之下，才是音乐思想的领域。

因此，我们要研究造成唐宋转型的一般历史原因，更要研究这一转型变革期的音乐生活的历史事实，才可能去研究这个时期的思想事实。无论是制度变迁，还是技术变革;无论是礼乐，还是俗乐;也无论是律调谱器的任何方面的变化，都必须要去追究音乐历史的“底下”和“前面”的思想原因。

三、对于一种诠释模式的反思

“学界早已公认，中晚唐到北宋初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剧变时期，‘唐宋变革’的断案是很难动摇的。在这段时间，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使得11世纪的北宋与8世纪而定唐代比较起来，在很多方面好像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唐宋之际是一个较为明显的文化思想和学术转型的分界点。

“唐宋转型”或称“唐宋变革”的理论中强调中唐作为一个较为明显的文化思想和学术转型的分界点。但是，“中唐转型说”的节点是否完全适用于各个学术领域，这仍然是个先验预设且有待论证的话题。尤其是对于音乐思想史的研究，也许这个预设并不成立。

在一般思想史上，都注意到中唐文豪韩愈《原道》《原性》等文中所谓的“道统说”已经跳出传统儒学的樊篱，着重强调对《中庸》的诠释和运用;以及其弟子李翱的《复性书》，托《中庸》之性大唱三教合一之说，进而对心、性、情问题的探讨，对北宋理学中的性情论音乐思想有着启智先河之功。11世纪的宋代，士大夫以道自任，以政治主体自居，要求回向三代之治，学术思想空前发达。

在经学领域，义疏之学转向了义理之学，传统经学转向了宋代新儒家理学的学术转型，这也便是思想史上所谓“中唐转型说”。中唐的文化转型之说，这一宏通之论并非凭空捏造之说。自南宋便有学者论之，近代以来的学者们溢出了文学的范畴，而涉入唐宋文化转型之说，乃至中国文化转变的广阔学术空间，为现代学者提供了深入研究从中唐至北宋文化转型期的理论支撑。

唐代和宋代作为中国古代两个在历史文化和音乐思想上都值得推崇的鼎盛时代。用一般性的历史断代概念论之，则是中国思想由中古到近世的转变。唐宋之际是一个较为明显的文化思想和学术转型的分界点。

唐宋之间的既有历史断裂而造成的巨变，也有结构性的变迁，有得只是既有文化模式以互有消长，或者是隐显不一的状态现身于历史舞台。以唐宋音乐思想变迁为核心，超越朝代更替的限制，

来贯穿历史上音乐思想的演变过程。这种视角覆盖许多学术领域，如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思想史、科技史、艺术史等。许多重大历史转折的发展与演变，并不完全按照朝代的兴盛衰替为起承转合，这种观念有助于音乐思想史专史的健全发展。

从某种意义而言，只有多视角、多层面、全方位地把握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和思想，才能够使研究的对象被诠释得更为立体。唐宋间音乐文化的一致性、相通性、差异性才能被真正揭示出来。笔者从唐宋变革的理念与视角切入，并不意味着对已有学术成果予以否定，而是尝试利用新的学术视角和理念对音乐思想进行客观阐释。理论的拓展主要涉及四大主要问题:

运用“唐宋变革论”或者“唐宋转型说”的研究视角，是否可以进行音乐思想探索?一般史学界认为的唐宋转型时期的“中唐转型说”是否与唐宋音乐思想的转型相吻合?音乐思想内的转型又是从何时发生转型的?音乐思想史上的唐宋转型何时开始?以什么为标志?为什么音乐思想史的“初唐转型说”与一般历史学的“中唐转型说”不同?其历史动力是什么?到底是何种思想源流对北宋以后的音乐思想的启迪之功和开风气之效?中国音乐史的研究与音乐思想史的研究，有什么可以互动的动机和动力?唐宋时期礼乐思想的变迁问题，涉及儒学转型与经学思想的衍变，也涉及了礼乐与俗乐的社会文化变迁问题。唐宋转型时期，儒者士林阶层产生了哪些变化?如何影响到了音乐思想及观念的改变?文化观念的变革与音乐实践的操作具体产生了哪些变化?音乐观念和技术实践如何影响了唐宋这个历史时期的转型?礼乐文化的道统维系、礼制作乐的传统恪守与音乐文化交流的多元性如何协调?唐代士人和宋代士人有着怎样不同的思想风貌?士林阶层在朝与在野(或归田退隐)的思想价值观念是否统一?儒释道三家合流的思想渊源在他们的音乐观念中是如何体现的?二重世界观是否是唐宋音乐文化转型时期普遍存在的心理现象?这些问题，都不可避免地要涉及音乐思想史研究的特殊性。

结语

作为史学史和历史理论建构的方法问题，唐宋变革论本身的变化发展过程就构成了一个非常有必要研究的课题。作为跻身于史学研究领域的音乐史研究，其学术品格需要关注大史学界的热点理论和视域。在音乐思想史的研究领域就唐宋变革说发论，无所谓赞同和反对此种论说。

而是强调结合史学热点问题，从唐宋音乐思想演变的自身脉络中厘清对这一学说的认识。不过，若能通过梳理唐宋之间音乐思想的发展变迁过程，提供一个独特的案例，也未尝不可为唐宋变革说做一研究的注脚。

参考文献《唐代文士与中国思想的转型》《乐记》等

网址：宋代：“中国的文艺复兴”，基于唐宋变革论的音乐思想史的发展 http://c.mxgxt.com/news/view/302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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