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王别姬》为什么成功？

《霸王别姬》为什么成功？

陈凯歌拍《霸王别姬》时候，原本在北京艺术中心做制片的白钰成了陈凯歌的制片主任。他既是陈凯歌的助手，又代表着投资方徐枫，“剧组的大事小情都由我来协调，导演与投资方的沟通，跑北影厂，跑电影局，负责影片宣传”。

陈凯歌拍《霸王别姬》时候，原本在北京艺术中心做制片的白钰成了陈凯歌的制片主任。他既是陈凯歌的助手，又代表着投资方徐枫，“剧组的大事小情都由我来协调，导演与投资方的沟通，跑北影厂，跑电影局，负责影片宣传”。

白钰说，陈凯歌那时没有太多杂念，进入了纯粹的创作激情，与徐枫讨论的也全是怎样把片子拍好。陈凯歌特别强调要将原有故事改造成自己接受的样子，对剧本的修改成了《霸王别姬》非常重要的一环。编辑芦苇在最早期就进入了《霸》的改编，陈凯歌当时要求人物行为更为生活化，把故事基调定为两个人在五十年间的关系，“它可以是一个跨越了中国五十年的现代历史，又可以很深入地描写这三个人之间的情感关系。所以它既是有关中国文化的，也是有关中国人的，中国社会的”。

1991年的陈凯歌已经有了明确的冲击国际影坛的念头，因此在男主角的选择上，他首先想到的是“请外国大牌明星”尊龙。尊龙在《末代皇帝》、《龙年》里都有出色表演，此片执行导演张进战说，陈凯歌认为尊龙“更洋气，扮相更好”。

但是尊龙经纪公司开出的苛刻条件让剧组闻所未闻，在十几年后的今天，张进战还能一口气列举出当年令他们吃惊的要求。第一，由于不知道开机时尊龙会在哪个国家拍戏，所以剧组必须为他同时定几个国家的机票。第二，尊龙的两只狗要与他同进同出，所以一般的酒店没法入住。第三，必须为尊龙配备两个保镖、两个佣人、一个台词老师、一个普通话老师、一个形体老师。第四，尊龙每天洗脸刷牙必须用外国或香港空运来的矿泉水，更不谈食品饮料，“那个感觉是，中国内地的东西没法让人活”。第五，要配备宿营车，还得有专用的网球场和游泳池。经纪公司提出的要求，也许在明星制发达的今天已不算离谱，但对于第一次与国外明星建立联系的《霸王别姬》剧组来说，“感觉受到了侮辱，大家都在为艺术创作激动不已，却有人这样耍大牌”。

最后由陈凯歌、父亲陈怀皑、摄影师顾长卫、编辑芦苇和张进战组成的五人小组表决，陈凯歌投了弃权票，其他四人一致反对，陈凯歌这才放弃了选用尊龙的想法。后来《霸王别姬》声名大振、尊龙拍完《蝴蝶君》后到中国，通过皮尔·卡丹在中国的代理人宋怀桂认识了张进战。张进战仍然“记仇”，尊龙听罢大呼冤枉，解释说他当初并不知道经纪公司开出的条件，“《霸王别姬》太棒了，我没能参与太遗憾”。张进战说，现在回头想，谁出演男主角又不是那么重要了，“这个戏已经具备了成功的各种因素，一定拍得好”。

这样强韧的信心，贯穿了《霸王别姬》的始终。本来不是第一人选的张国荣，却因非常敬业且为人真诚，给了剧组一个大大的惊喜。在剧中饰演程蝶衣徒弟小四的成都演员雷汉回忆到，那时内地还没有演员明星制的概念，影片也很少考虑市场，所以演员压力不大，竞争也不激烈。张国荣带来了香港成熟市场下的演员作风，极端认真，被称为“戏痴”。也有人认为，这部戏的成功，是张国荣以他自己对角色的理解改变了陈凯歌的轨迹，也推动了陈凯歌的艺术思维。

白钰记得，每天中午，演员要从北影厂的摄影棚去大门外吃饭，这点时间张国荣也要利用上。他穿上戏服，边走边甩水袖、练步态，口中念念有词，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张国荣第一次到内地拍戏，练国语台词也是个苦活，每次开拍前他都要拉上张进战，把台词小声地说一遍，让他纠正。入戏极深的张国荣应了剧中段小楼所说“我是假霸王，你是真虞姬”那句话，从眼神到动作，时时刻刻都在体会程蝶衣。白钰说，陈凯歌的信心是在剧本修改、与演员互动当中一步步加强的。

张国荣认真的劲头也和大家互相影响着，白钰说，“我们每天工作的时间非常长，拍完一场戏，演的人过瘾，看的人也过瘾，都期待着下一场”。于是片场“好似一盘流动的活水，每个人都在尽力做到最好”。

说到陈凯歌的做事风格，白钰形容为“先入为主、有备而来”。陈凯歌是个做事特别认真的人，他会提前很久研究剧本，细化到每一个镜头，都事先仔细地琢磨过，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想法。对剧本、演员、化妆、服装、道具都会全部考虑到，比如主要人物需要五十套服装，他会一一过问，对款式、面料、色彩都有明确要求。遇到不同意见，他不会轻易改变主张，习惯的方式是，“我回去想想，想好了再给你电话”。当时陈怀皑作为艺术指导，多数时间静静地在一旁看着拍戏，下来和各位演员协调，也给陈凯歌出主意。“老爷子就像一个救火员，他不会仗着自己的权威现场发话，而是拍戏下来后做很多细致的修补协调工作。”老爷子的这种作用对这部影片的轨迹其实也起着相当的作用。

拍得最辛苦的，除了戏班中浓油重彩吊眼贴片子之外，其实“文革”场面更身心俱疲。“文革”在夏天拍，北京盛暑，酷热苦闷。为了这么场歇斯底里的出卖与被出卖，迫害与被迫害，说不清的三角关系，演员拍得几乎不支倒地。演小四的演员雷汉在“文革”中出场，1962年出生的他认为自己对“文革”体验还不是特别深，“陈导就反复启发我，要演出年轻人那种特别兴奋的情绪，小四在这里找到了出人头地的感觉”。小四与师傅程蝶衣决裂的那一场，他回头的一幕反复拍了多遍，“到底拍了十几遍也记不清了，导演一定要我的决裂有爆发力，所以不断重复地拍，陈凯歌完美主义的性格非常鲜明”。

演员们和陈凯歌的意见也会不一致，不过大家当时都很尊敬这位“学者型导演”，基本会接受他的意见。白钰提到，张丰毅是性格直爽类型，有时候对人物理解不太到位，陈凯歌就一遍遍拉着他看监视器，给他讲戏。张国荣是一位自己爱思考的演员，他认为陈凯歌想制造出一个爱情三角关系，便对陈说，“这明明就是两个男人间的爱情故事，为什么你非要加进这样一个女性角色？”但是张国荣认为陈凯歌仍然给了他相当大的自由，在表演上非常信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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