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萍让人想起了从不投反对票的申纪兰

羽戈

政协委员倪萍接受采访，被问及是否行使过否定的权利，她回答:“在大的会议上举手表决时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或弃权过”，其理由光明正大，因为“我是（考虑）国家利益的，我热爱这个国家”。她的议政原则是“不添乱”。自然，投赞成票是一码事，“对于不同的意见，我会在文案中写上再递上去”——这大抵是聪明人的做法。

倪萍是明星委员，她的行为，却让我想起一位来自草根阶层的人大代表:申纪兰——后者的经典案例无疑更具说服力。申纪兰堪称“终身人大代表”，从1954年的第一届人代会到如今正在举行的第十一届人代会，五十多年来，从未缺席。这在中国独一无二，放眼世界政治史，恐怕也罕有匹敌。

去年此时，80岁的申纪兰遭遇了与倪萍委员一样的问题，两人的答案竟惊人相似:“当代表就是要听党的话，我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依申代表的意思，从不投反对票，应该是十分自豪的政治表现。

这里就浮现了一个问题。申纪兰考量自己的代表生涯共有两大标尺，一是代表农民的利益，这表示她对授权于她的选民负责；二是听党的话，这表示她具备高度正确的政治悟性。但是，通过人大倾听民意、集中民智，形成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正确主张也是党工作的一部分，从来不投反对票如何完成“倾听民意、集中民智”的工作呢？不知申代表的政治头脑和心灵是否有过苦痛的挣扎，可她最终的抉择却是那么明白无误:无论议案可能如何损伤选民的权益，始终不投反对票。

对勘中国国情，申纪兰此举应在大多数人大代表心中赢得共鸣。不然怎么会有某位领导全票当选、某项议案全票通过的政治盛况呢？这能够充分证明，此届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但未必能够证明，大会取得的成果就一定是选民所期待的。因为当申纪兰们千篇一律地自动举起了手，民意与代表制度就出现危险的脱节。

代表脱离了民意，正如鱼脱离了水，便丧失了存在的正当性。从不投反对票的申纪兰为什么却像不倒翁一样连任十一届而屹立不倒呢？这便需要改进中国人大代表的选举机制和考评机制:在选举过程当中，选民的政治素质健全到何等程度，民意到底在发挥几分作用，为什么导致了一些并不能完全代表民意，甚至在伤害民意的人大代表屡屡当选？更进一步，一位人大代表，能否既代表其选区的普遍民意，还能是一个利益集团（譬如说，他是某大企业的董事长）的代言人，一旦两者发生冲突，他到底代表哪一个呢？也许，当你听到答案，耳际同时会响起对专职人大代表制的呼吁。

话说回来，从不投反对票的人大代表，不仅是对选民的不负责，还在危害制度的根基。可以想象，人代会上需要讨论、表决的议案，不可能每一个都天衣无缝，完美无缺，假如代表们只投赞成票，必然导致一些不成熟的、甚至充满缺陷的议案通过审议，生发效力。此后再引发事故，决策机制怎能逃脱罪责？

所以说，从不投反对票的人大代表未必是一个好代表，而申纪兰们则必须学会投反对票。

（作者系青年学者）原题：想起了从不投反对票的人大代表申纪兰 来源：东方早报

不投反对票与爱国有什么关系

作者：殷国安

“在大的会议上举手表决时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或弃权过”，因为“我热爱这个国家”，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主持人倪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有如是表述。(3月7日《华商报》)

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而人民行使权力的最高形式就是举行“两会”，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讨论决定国家大事。代表委员在“两会”应该行使决定权、批评权、监督权、质询权等等。无论是政府工作，还是选举政府工作人员，都可以投赞成票，可以投反对票，也可以弃权。而且，这已经不是个人在行使权力，而是受人民的委托。如果一个代表、委员在“两会”上，只是投赞成票，从来不投反对票，也不弃权，则是一个大问题。从小处说，这样的代表委员肯定不合格，辜负了人民的重托；而从大处说，也让我们的国家根本制度架空了。如果所有的代表委员都这么做，我们的“两会”根本没有召开的必要。

倪萍为什么从来“不投反对票”，也“没有弃权过”？我们原来的估计，可能由于政治水平比较差，确实缺乏判断能力，于是只能凭着朴素的感情，高度信任政府，对于政府的意见采取一律赞同的态度。可是，她又说，“我热爱这个国家，我没有弃权过。”这就有了另一种答案:她的“不投反对票”“没有弃权过”是因为“爱国”。这倒是很雷人的说法。代表委员对于国家的方针大计，不管自己懂与不懂，也不管自己是否赞成，都一律表示赞成，这正是对国家很不负责的表现，何谈爱国？不仅与爱国实在风马牛不相及，简直南辕北辙。难道那些投了反对票、弃权票的人都是不爱国？这样的政治水平，应该在一个初中生以下。

中国的民主政治推行了60多年，到今天居然有人把“不投反对票”作为爱国的表现，这可能不是某个人的悲哀，而是民主政治的悲哀。从1954年开始，当了56年人大代表的申纪兰也是“要听党的话，我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50多年后的倪萍居然还是因为“爱国”而不投反对票。看来，推进民主政治，真得从普及ABC开始，从而让倪萍们懂得，在“两会”上提出批评建议，包括投反对票和弃权票，和汶川地震后捐款100万一样，都是崇高的爱国行动。

多少代表不知道反对键在哪边

作者:曹林

有媒体在微博代代表委员向网友征集意见，一位学者留言说:问问部分委员们，当您坐下，面对主席台，哪边是反对的按钮？左边还是右边？问题问得比较尖锐，代表委员听着可能比较刺耳。不过，如果让记者站在人民大会堂外等着代表委员散会出场时轮流问他们这个话题，能答出来的人应该不多。

20多年前，中国青年报摄影记者贺延光第一次拍两会就抓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瞬间，人大代表黄顺兴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公开发表反对意见，这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历史上首次出现的不同声音。贺延光拍下的这张黑白照片名为《民主的进程》。同年，香港的廖瑶珠代表在通过第一个专门委员会民族委员会人选名单时声明弃权，理由是“我不会投我不了解的人的票”。还有两会“第一张反对票”，也是中青报记者敏锐捕捉到并率先报道，产生很大的舆论影响，成为中国民主政治开放的一种象征。

那时我还只是个上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如今我已经成为这家在中国社会进步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报社的一名评论员，并已连续5年参与了两会评论写作。拍《民主的进程》的贺延光老师鬓边已生华发，已成为摄影界权威和有公众影响力的老报人。2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民主政治已经有了不小的进步，我在5年来的两会关注中也能在细节中切身感受到那些点滴的进步。反对声不再是新闻，反对票已很平常，每年的表决结果中都能看到反对票和弃权票。

不过，从一些代表委员参政表现和整体的议政氛围来看，不少人在心理上还是缺乏“真正在心底理解并认同才去支持”、“不认同就反对”的履职准备，没有养成“真正看懂了、真正认同了才去投票”的意识。少数人只会随大流，跟着别人一起举手，稀里糊涂去按手边的键。人民千钧的信任，在少数代表委员那里只是轻飘飘、盲从的一按键。

问代表委员反对按钮在哪边，不是忽悠他们去投反对票。参政议政不是越反越好，行使权利不是唱对台戏，“说不”也不能盲目去说。而是希望，要有“不认同就反对”的问题意识和准备，代表要能超越盲目的从众、乖巧的迎合、偷懒的盲从、世故地看领导脸色和不负责任的随意，而独立、完整、理性地去行使权利。政协委员倪萍近来接受采访时自豪地说“在大的会议上举手表决时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或弃权过”(3月6日《南方都市报》)——支持和反对都很正常，只要是发自内心经过深思熟虑的思考作出的选择就对了。

中国的民主政治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这从人民大会堂议政厅可以看出来。20多年前，人大的计票系统中甚至都没有统计弃权票的程序。金圣基编著的《人民大会堂见闻录》中披露了这一信息:1988年4月8日人大选举时，当时的人大委员长万里说:因为计票的电子计算器中只有统计赞成票和反对票的程序，没有编入计算弃权票的程序，弃权票得用人工统计，因此当天的会议时间可能要拖长些。相比20多年前，大会堂在民主细节上已经越来越完善，有了专门为有障碍的代表设置的投票工具，举手改成了无从众压力的按表决器，有了更方便代表真实表达自己的秘密写票处。

有了民主表达的条件，需要代表委员激活自己的权利，利用这些便利工具，对看不懂的政府预算，对有问题的法案，看清反对键在哪边，勇于使用自己的权利。

王艳明：倪萍率性直言我们应细思量

近日，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主持人倪萍说，“在大的会议上举手表决时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或弃权过”。

对倪萍的这一番“率性直言”，我们应当细细思量。因为这样的态度与“我是来向各位领导学习的”、“这个话题很敏感，我不好说”、“不成熟的看法请大家指教”、“我讲出来供您参考”等等，基本相仿。也就是说，与“炮手”、“雷人”这些词汇相对应的，是一些代表委员以从属与附和的姿态而非民意代言人的身份，在两会会场上行使仅仅属于个人态度的权力。

两会之重无须多言。温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监督政府”。这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话，体现的是权力对批评和监督的政治自觉。近年的全国两会，体现出一种开放精神和政治胆识,向“立法与监督并重”转变。一定意义上，两会即是“让人民批评、监督政府”所创造的条件之一，以更全面地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更全面地改善国计民生，“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

两会上不仅需要共识，也需要异见。其实，一些异见包含着范围更广、更多的民智和更多不同群体的话语，在民主监督中发挥着互补作用。代表委员不反对、不弃权，未必就是真正关切了大局利益。宪法赋予人大代表的监督权力，包括评议工作权、审议工作报告权、质询权、询问权、视察权、建议权、执法检查权等等。这是政治体制上的根本法治安排。设若仅仅履行了其中个别权力，那么一方面代表委员的法定权力在自行“缩水”；另一方面，参政议政也会失去应有的精彩成色。

在全国两会的会场上，负责任的异见并不是“添乱”，相反，体现的是代表委员的责任、良知以及政治价值。更重要的是，作为民意代言人的代表委员，其背后是诉求纷呈的民意期待，到底是赞成、反对还是弃权，并不应该取决于代表委员个人的权衡和选择，而应该是履职过程中所倾听到的最基层的民众声音，让民众在代表委员行使权力过程中，能够找到自己意见的影子。

一个民主监督有力的丰满会场，不应仅有支持和赞成，还难免有唇枪舌剑的辩论和负责任的异见。一定程度上，全国两会上异见的博弈越充分，民间的矛盾才会越小。

穗穗：倪大姐，请大胆行使您的反对权

《扬子晚报》昨日新闻说，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主持人倪萍在接受中广和网易采访时，被问到是否行使过否定的权利。倪萍称“在大的会议上举手表决时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或弃权过”，她还说：“我是考虑国家利益的，我热爱这个国家，对于不同的意见，我会在文案中写上再递上去……我不添乱，不能说你把人骂倒了再一问你怎么办你不知道。在目前这个阶段，要是你想不出比它更高的招，你就应该拥护。”

我对倪萍大姐一向挺有好感：她写的那本《日子》一直摆在我家书架上；看电影《美丽的大脚》时，我还为乡村女教师张美丽的死掉了眼泪……无论从主持人身份还是演员身份来评价倪萍，她都是个有才华的女性。不过，作为参政议政的政协委员，对任何提议从来只表示赞同，而且认为只有赞同才是爱国表现，反对和弃权都是添乱，这显然是对表决权的一种误读。

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议案表决权为例，该表决权是人大代表对交付表决的议案表明各种意愿的权利。代表们行使表决权有三种态度：赞成、反对或弃权。前两种无需多说，表明的是两种截然相反、旗帜鲜明的态度，关于弃权，表面看是既不赞成也不反对，但在最终确定表决结果上，投弃权票与投反对票作用相同。衡量一件议案是否获得通过是以赞成票达到一定比例为标准，也就是说，代表们投弃权票和反对票效果一样，都将不被计入对议案有决定作用的赞成票中。如果弃权票和反对票过多，意味着议案的质量不够高，需要进一步修正和完善，这就给人大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此可见，无论是反对票还是弃权票，对于完善两会制度都具有相当意义和价值。

如果按照倪大姐的逻辑，即便是觉得某项重大提议不够完善，自己又想不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为了不添乱，或者出于爱国，只能表示赞同。我个人觉得，这样的做法是有悖政协委员职责的。正是因为任何组织或个人的智慧都很有限，才要每年召开两会，集中更多人的智慧，使得关系国家命运和百姓生活的各种决策愈加完善。

我不怀疑倪大姐作为政协委员的爱国精神，但爱国不应只停留在“不添乱”的浅层次。从人民利益出发，充分行使法律赋予自己的表决权，包括对自认为不够完善的提议干脆利落地反对或弃权，才是一个胸怀大局的政协委员职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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